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年8月1日～1891年9月28日），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与纳撒尼尔·霍桑齐名，梅尔维尔生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20世纪20年代声名鹊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

赫尔曼·梅尔维尔出生在纽约市一个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父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外祖父是一名将领，祖父参与了波士顿倾茶事件。梅尔维尔年幼时家境富裕，受到良好教育，养成博览群书的习惯。他十二岁时，父亲因破产而忧虑成疾，不久便去世了。小梅尔维尔不得不辍学做工，以帮助养家。他先后当过银行小职员、农场工人、皮货店小伙计、农村教师等。家庭的不幸与环境的骤然变化使梅尔维尔感到被生活所遗弃，形成了复杂深沉的性格。为了摆脱穷困，年仅十九岁的梅尔维尔到一艘开往英国的货轮上当差。航海开阔了梅尔维尔的视野。他发现船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里，船长主宰一切，是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海上生活异常艰苦，甚至危险。但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与陆地上不同：船员相互平等，一切工作由大家合力完成。在他们的关系里，家庭、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差异都不重要了。当船抵达目的地英国工业城市利物浦时，梅尔维尔看到肮脏的贫民窟和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使年轻的梅尔维尔震惊难忘。这次首航给梅尔维尔提供了创作素材，并使他的思想趋于成熟和独立，对他的民主、平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从英国返回后，梅尔维尔在捕鲸船“阿古希耐”号上当水手。

1841年到1844年的航海生涯对梅尔维尔的一生影响很大，而这其中，相当的时间是在捕鲸船上，这样，梅尔维尔的思想基本上被奠定了。坎坷的经历、丰富的生活和强烈的思想构成了以后梅尔维尔写作生涯的基础。他的作品是他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思想的写照。

1841年元旦刚过，他便随船向太平洋航行。捕鲸船在海上漂泊了十八个月，但返航仍遥遥无期。梅尔维尔因无法继续忍受单调的生活而离船上岸，在南太平洋上的马克萨斯群岛有食人生番之称的泰皮人共同生活了一个月。为了返回家园，他搭上一条澳大利亚船，但因参加反抗船长的活动而被放逐在塔希提岛。梅尔维尔逃脱后登上了另一条捕鲸船，当了一名投叉手。数月后船在檀香山靠岸。半年后，梅尔维尔在美国海军‘合众国’号上服役，经过十四个月的航行，终于回到家乡。四年的海上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见闻和思想，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难怪他称这四年的航海生涯为他和同伴们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梅尔维尔根据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经历写成《泰皮》和《欧穆》两本游记体小说。书中所描写的土著人风情为美国读者闻所未闻，加之作者的笔调流畅幽默，因此，这两本书畅销一时。梅尔维尔的下一部作品《玛地》虽然在形式上仍是游记体，但是作者的意图是写自己在深奥的哲学领域的探索。作者借波利尼亚人的寓言故事讽刺西方“文明”，并表达人类对真理与理想境界的追求。《玛地》一书凝聚了作者的心血，但却未获得预期的成功。

当他创作《雷得本》和《白外衣》时，他顺着《泰皮》及《欧穆》的生动写实的创作路子，以迎合读者的口味，同时，他并没有放弃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梅尔维尔开辟了两条创作途径，学会了为不同水平的读者写作。上述作品创作的经验与教训为他日后写长篇小说《白鲸》做了充分的准备。1847年梅尔维尔与马萨诸塞州大法官之女结婚，并安家于纽约市。经朋友介绍，梅尔维尔结识了纽约知识界一些自称“年轻的美国人”的文学艺术家。他还有机会听到爱默生的演讲，接受了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的某些影响。1850年的一个夏日，梅尔维尔的朋友带他到马萨诸塞州境内的碑山郊游，他第一次见到自己崇敬的作家霍桑，从此两人结为好友。同年秋天，梅尔维尔搬到离霍桑居住的莱诺克斯不远的皮茨菲尔德，在他自己命名的“箭头农场”居住了十三年。在此期间，两位作家虽因各自埋头写作而相互拜访不多，但时有书信往来。梅尔维尔在给霍桑的信中坦率地论述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各种想法与感受。

1866至1885年他在纽约任海关检查员。1866年他自费印行第1部诗集《战事集》。1876年又自费出版以宗教为题材的18000行长诗《克拉瑞尔》，1888年和1891年自费出版诗集《约韩·玛尔和其他水手》和诗集《梯摩里昂》，各印25册。

梅尔维尔于1891年9月28日去世。

纵观梅尔维尔的创作实践，他的作品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他早期的和一些不太知名的小说。这些作品大都是依据某些史实和作者本人的海上经历而创作的，其中也包括寓言性很强的《玛迪》。第二类是《白鲸》，这是作者的登峰造极之作。第三类是他的后期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比他的早期作品略为知名一些，其中有不少堪称大手笔的短篇和诗作，如他的《贝尼托·塞莱诺》、《书记员巴特尔比》、《比利·巴德》和诗集《克拉莱尔》、《战事集》等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之作。

梅尔维尔笔下的这些人物，大都是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力图从哲学思考中找到某种精神安慰。小说差不多写了一半，梅尔维尔才渐渐透露雷德伯恩的身份。他是一位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人，对自己的祖先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我们的鲜血就像亚马逊河的急流奔腾不息，直到汇成一体。我们不是一个民族，而更像一个世界……我们是所有时代的继承人。我们和所有民族的人一起分享继承权。在这个西方国度，所有族群和人民正组成一个联合的整体，未来将使所有分离的亚当的后代重返伊甸家园。”但不管怎样，《雷德伯恩》中的人物形象还是比较丰满的。只是从情节的发展来看，作品似有些拖沓，叙述不够简练，因此还算不上作者本人声称的所谓“大杂烩“这一类作品。应该说这部小说主题突出，意象也比较独特。作者还围绕属性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当雷德伯恩为了使势利的船长对自己有个好印象时就不得不装出富人的样子。他那勉强能够度日的微薄收入怎么能掩盖住其实质上的贫困。为了不露马脚，雷德伯恩只好伪装自己。他处处小心翼翼，唯恐被人发现。但无论雷德伯恩怎样小合，他都无法掩盖兜里没钱的事实。无奈之下，他只好发出悲怆的感慨：“穷人干啥都穷，想装富也装不起来。”暴露了真相的雷德伯恩只好干船上最低级的活。

在《巴特尔比：一名抄写员》梅尔维尔通过对巴特尔比无声抗争的演绎，有力地回应了超验主义过于乐观的世界观，也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超验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仁慈的，自然界是上帝的一种化身和象征，也是上帝仁慈的体现；人的灵魂具有神性，所以，人的本性也是善良的，人同自然是统一的。”而在梅尔维尔看来，没有什么事物是绝对美好的或绝对罪恶的。爱默生所宣扬的超验主义乐观精神对泱泱社会中的个人的发展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根本无力与社会进行抗争。爱默生只是在给我们描述一种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永远无法企及，只是空中楼阁，令人憧憬而无法到达。

此外，梅尔维尔还深受《圣经》故事的影响。不仅《白鲸》中的许多人物的名字来源于《圣经》，而且他还受到《圣经》中纯朴生态观点的影响。在《圣经》中，尽管自然是上帝用于惩罚人类的工具，人类在伊甸园之外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得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得征服和改造自然。事实上，《圣经》要求人类小心地控制自然，而不是肆无忌惮地去征服它。上帝在给与人类统治地球的权利之外，还要求人类必须保护和哺育自然。

梅尔维尔身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20世纪二十年代声名鹊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白鲸》直到出版后七十年，才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重视。英国作家毛姆在《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一书中对《白鲸》的评价远在美国其他作家爱伦·坡与马克·吐温之上。他的作品还包括短篇小说，例如《书记员巴特子比》（1856年）以及中篇小说《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Sailor）。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诗并没有获得高度评价，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是美国首位现代主义诗人，但是有些评论家则认为他的作品更富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著名桂冠诗人罗伯特·潘·沃伦则认为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梅尔维尔也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美国象征主义文学大师。他不仅是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以极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社会变迁。一生潦倒不得意，他的作品在当时大多也不受欢迎，著名小说有：《泰比》《奥穆》《玛迪》（合称《波里尼西亚三部曲》）、《雷德伯恩》、《白外套》、《白鲸》、《皮埃尔》、《骗子》、《水手比利·巴德》等，短篇小说集《广场的故事》亦被誉为经典之作。其代表作品《白鲸》就像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一样，散发着象征与寓言的意味。这些象征手法贯穿小说始终，从而揭示出梅尔维尔的人与自然观：人类应该观察探索自然，人类若狂妄地反抗自然，就会导致毁灭。但是以上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受到读者的冷遇，梅尔维尔本人也几乎被人遗忘。死后3天，《纽约时报》才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这些作品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梅尔维尔的价值才被美国文学界“重新发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西方评论家才对梅尔维尔的后期作品，尤其是《白鲸》非常感兴趣，赞誉它为一部美国文学经典著作。1956年06月27日，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鲸》（又名Moby Dick）在美国上映。

虽然梅尔维尔算不上一个政治家，但他对政治天生有一种敏感。他羡慕美国的新生，但对美国不断向外进行领土扩张持有异议。只要对美国历史稍有了解便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在19世纪积极推行“天命说”（Manlifest Destiny），当时的美国民众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为自己国家的强盛感到自豪，进而升起一种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政府不断卷入海外战争、入侵土著居民而感到内疚。青年时代的梅尔维尔自然也不例外。与所有的美国青年一样，梅尔维尔同样为美国的新生而欢呼。由于深受美国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爱默生的“自立”（Self-reliance）思想的感染，梅尔维尔一向主张自立。他曾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们不需要美国版的哥尔斯密斯，不！我们也不需要美国版的米尔顿……让我们抛弃这个助长在文学上对英国阿谀谄媚的发酵剂……让我们大胆地谴责所有的模仿……”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这个新兴的民族有着许多弊端。在他看来，美国政府过于狂妄，甚至野蛮，打着“天命说”的旗号四处扩张。梅尔维尔亲眼目睹了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恶果。美国政治上卷入了南太平洋争端，与其它欧洲列强共同参与侵略和压迫土著岛民。对此，梅尔维尔极为不满，从中可以看到梅尔维尔思想中的两重性因素。他既对欧美殖民主义不满，同情土著岛民，又津津乐道于殖民者的强悍、能干，贬责土著人。这也显示了他思想的局限性。不能否认，梅尔维尔主要是社会的叛逆者，他的作品无不闪烁着批判的火花，直接针砭美国政治。但他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美国殖民文化的建构。梅尔维尔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毕竟还是留有余地的，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主流文化的某种认同。

赫尔曼·梅尔维尔，相信邪恶的普遍性，怀疑超验主义的乐观主义理论，对社会进步持悲观态度，他给美国文学注入了悲剧色彩。其代表作《巴特尔比：一名抄写员》体现了梅尔维尔作品对人性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批判，通过对巴特尔比无声抗争的演绎，有力地回应了超验主义过于乐观的世界观。通过分析这部作品与超验主义之间的关系，阐释梅尔维尔对其时美国社会所宣扬的超验主义一种深刻批判，个人根本无力与社会相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