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和多罗泰》是德国文学家歌德的一部叙事诗，又译作《赫尔曼与窦绿苔》。这部叙事诗分炎九歌。每一歌不用第一歌、第二歌的名称，却用一个缪斯的名字作为代号。因为缪斯女神正好有九位，她们是宙斯和谟涅摩绪涅（记忆）所生的九个女儿。不过在次序排列方面，却与传统的顺序不同。

歌德全名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他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诗人，他一生跨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当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浮士德》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三百年以来的总结”，表现了资产阶级改造自然的气魄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他的其他著名作品还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葛兹·冯·伯里欣根》、《亲和力》、《诗与真》等。

在歌德的作品中，一直最为人普遍爱读的，乃是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二十五岁时作）和叙事诗《赫尔曼和多罗泰》（四十八岁时作）。但前者自从出版以后，歌德自己却很少看，1824年1月2日他跟爱克曼谈话时说：“我经常说，自从此书出版之后，我只重读过一遍，我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它简直是一堆火箭弹！一看到它，我心里就感到不自在，深怕重新感到当初产生这部作品时那种病态心情。”但对于这部叙事诗，歌德却是始终珍爱的。1825年1月28日，他对爱克曼说：“《赫尔曼和多罗泰》在我的长诗之中是我至今还感到满意的唯一的一部，每次读它，都不能不引起亲切的同情共鸣。”在《编年记事》1796年条下，歌德自己又记道：“《赫尔曼和多罗泰》写时轻松愉快，也给他人以同样的感觉。我全神贯注在这个题材和完稿上面，我朗诵这部作品时，总不能不深为感动。”这是因为，这部叙事诗虽然描写的是狭隘的小市民生活，却能给人一种健康的幸福感，使人对和平建设自己的家园，产生自信的勇气和力量，感到美好的希望。

这部叙事诗的内容，是叙述一个饭店老板的儿子，看中一个逃难在外的勤劳朴实的姑娘，向她未婚，把她接回家去做妻子。情节简单，平铺直叙，却是娓娓动人，书中有关于安静的田园生活的描写和赞美，所以被称为牧歌的叙事诗。

这部叙事诗的素材出自1732年出版的小册子《善待萨尔茨堡移民的盖拉市》和1734年出版的葛金著《由萨尔茨堡大主教领地被驱逐的路德教徒移民全史》。但直接给歌德提供题材的，大概是后一本。根据该书的记载，有如下一段轶话：

被驱逐出境的萨尔茨堡的新教徒们在走过德国南部的埃廷领地时，其中有一位姑娘，被一个富裕的市民的儿子看中，他问她肯不肯到他父亲家里去帮佣。姑娘答应了。儿子对父亲提出要求，要跟这位姑娘结婚。父亲就征求那位姑娘的意见。姑娘说，别跟她开玩笑。于是儿子就对姑娘说，他是真心愿意跟她结婚的。姑娘想了一会，回答说：如果是真心话，她也满意。事情就这样定了。儿子的眼光不错，那姑娘并不是贫穷的流浪者，她是好人家出身，她把随身带出的二百杜卡登拿出来作为陪嫁钱。

歌德约在1794年末读到这本书，开始时想把它写成戏剧，但没有落笔，只把它作为腹稿，搁了多时。到了1796年7月上旬以前，又对这个题材发生兴趣，想把它写成叙事诗。他在同年7月7日致席勒信中说：“我正考虑写‘现代的牧歌’。”这里指的就是这部叙事诗。加以荷马史诗的德译者福斯于1795年发表的牧歌《路易赛》，也对歌德起了刺激作用，使他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相同的半牧歌式的题材。

1796年8月18日，歌德前往耶拿。9月11日开始下笔，在席勒夫妇热情的支持和鼓舞之下，到19日一气呵成地写成了原定六章中的开头四章，即相当于后来定稿九歌中的前六歌。他先写第二章，接着写第四章（定稿第五歌与第六歌），然后写第三章的后半部（定稿的第四歌），再写其前半部（定稿的第三歌）。最后才写完第一章。席勒看他每天以一百五十行的速度进行写作，曾给寇尔纳报告说：“我看着他下笔，轻而易举地迅速进展，达到了使我不可思议的程度。”

歌德原来打算在九月中将全部六章写完，但由于分量较大，最后两章，终于没有续写。十月初，歌德回魏玛。由于心情转变，尽管在伊尔美瑙呆了些时候，也没有能继续写下去。到1797年初，在莱比锡旅行，才把最后两章的计划定下。当时就订约将草稿以一千塔勒的代价卖给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菲维克书店。2月20日，歌德又去耶拿，正好患感冒，不得不关在房间里蛰居不出，于是就执笔续写。席勒夫妇和正在耶拿的威廉·封·洪堡都曾给予鼓励，并提了些意见，于是在3月2日前，写好了第五章（定稿的第七歌），并于15日写完了第六章（定稿第八歌及第九歌）。歌德在3月15日的日记里曾记下“作品完成”。在这中间，歌德曾在席勒和洪堡家中把完成的部分朗读过。当时席勒也正在写一部巨著《华伦斯坦》。

其后，歌德又对原稿进行了推敲、锤炼，于四月初，跟洪堡进行了一星期的讨论。改正韵律上的缺陷，并将六章改为九歌，每一歌加了双重的标题。六月初，完成定稿。在6月7日的日记上记下：“叙事诗完稿。”次日将最后决定稿交给菲维克书店。于同年10月出版。

《赫尔曼与多罗泰》出版后，颇受读者的欢迎，但也受到当时文学家的怀有偏见的批评，认为是模仿福斯的《路易赛》。这也是因为歌德在不久以前，曾和席勒共同发表过好多讽刺短诗《克塞尼恩》，对当时的文学家进行攻击，树立了很多敌人。连克洛卜施托克那样的人也抑歌德而抬高《路易赛》。但威廉·施莱格尔却站出来评论，说这部叙事诗是一部大部头的完美的艺术品，而洪堡也给以好评，击退恶意的攻击。因此，不久，这部作品不仅在国内备受欢迎，而且很快就蜚声国外。英国、法国、丹麦、意大利都相继出版了译本。尤其是1822年出版的拉丁文译本，歌德特别喜爱。1825年1月18日，他对爱克曼说：“我特别喜爱这部诗的拉丁文译本，我觉得它显得更高尚，仿佛回到了这种诗的原始形式。”（即原始牧歌和田园诗的形式）

按照一般传统的顺序为：

1，叙事诗女神；2，历史女神；3，恋歌女神；4，抒情诗女神；5，悲剧女神；6，赞歌女神；7，舞蹈女神；8，喜剧女神；9，天文女神。

根据赫西奥德的排列顺序为：

1，历史女神；2，抒情诗女神；3，喜剧女神；4，悲剧女神；5，舞蹈女神；6，恋歌女神；7，赞歌女神；8，天文女神；9，叙事诗女神。

其他在造型艺术上，也可以看到另外不同的顺序。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著《历史》一书，冠以九位缪斯之名代篇号（或谓为后人所加），其顺序与赫西奥德同。因为是历史著作，故以历史女神为首。歌德这部作品是叙事诗，理当以叙事诗女神为首。至于其他的缪斯，则随意改变，以图同每歌德的内容能取得配合，虽然不一定都很得当。

这部叙事诗采用了外来的格律，即扬抑抑六步格，也就是荷马的叙事诗体。歌德是一个关于向外国文学学习和借鉴的作家，从他的诗集里可以看到：他学习希腊诗人品达罗斯写过自由体和颂歌体诗，学习罗马诗人普洛佩提乌斯写过《罗马哀歌》，学习波斯诗人哈菲兹写过《西东诗集》，而这部叙事诗，却是为学习荷马而写的。当时德国诗人福斯已译出了《奥德赛》（1781）和《伊利亚特》（1793），这两部叙事诗的杰出的翻译，对歌德和席勒都起了很大的影响。歌德想创作一种体现荷马精神的古典的德国诗，因此写了这部叙事诗。它充分体现了这种古典六步格诗体的优美，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取得了谐和一致，展示了一个新的古典美的世界。我们看到，歌德在这部叙事诗里，很多地方采用了荷马笔调，袭用了荷马用语。例如荷马诗中常用大段的比喻，如《伊利亚特》第三歌开头部分叙述特洛亚人呼噪前进，用五行诗句把他们比作跟侏儒族作战的野鹤，歌德在这部叙事诗的第七歌开关部分也用了五行诗句把赫尔曼念念不忘多罗泰的面影比作一个行人看到壮丽的夕阳，不管走到哪里，老像看到夕阳的影子在眼前晃荡一样。荷马诗中还有一种常用的复叙法，例如《伊利亚特》第二歌60-75行，阿伽门农在会上讲话时，把梦魔托梦给他所说的话（同一歌23-33）一字不易地复述一遍，歌德在本诗第六歌药材店老板叙述多罗泰的装扮时，也把第五歌中赫尔曼口述的情形复述了一遍（不过并没有一字不易）。又如荷马史诗中有以第二人称代替第三人称（恍如作者自己站出来现身说法）的用法，如《伊利翁之歌》第十六歌787行：“那就像，帕特洛克罗斯，你的末日临头了。”歌德在这诗中也有三处用了这种笔法。荷马史诗中在神名、人名之前，常加以各种形容词，称作les épithetès，有时可当作某个神、人的专用名号，如捷足的阿喀琉斯、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有如《水浒传》中的智多星），也有的是通用的形容词：如高贵的俄底修斯、如神的亚历山大、狡诈的克洛诺斯、聪明的安忒诺耳、勇猛的狄俄墨得斯之类。歌德这部叙事诗，人物较少，但也常在人名前加上形容词：如高尚的明智的神父、善良的母亲、善良的儿子、高尚的姑娘等。荷马叙事诗中有些常见的用语，如在感情冲动或情绪紧张时说话，常说他说出“有翅膀的语言”（επεαπτερóεντα），例如《伊利亚特》第一歌201行，福斯这样译道：Und er begann zu jener und sprach die geflügelten Worte，歌德在本诗第五歌中有一句也模仿这种用语而这样写道：Da versetzte sogleich der Sohn mit geflügelten Worten（于是那儿子立即急急忙忙地说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本诗讲到了法国大革命历史时期，因此要说一说歌德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他把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段轶话从时间上拉长到1789年法国革命后的一段时期，把故事发生的地点从萨尔斯堡附近搬到中部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小城，这里靠近歌德的故乡，而在莱茵河对岸，法国革命军为了追逐被击溃的干涉军，已进入德国国土。这样，作者就不能单单企图描写一个世外桃源的小城生活，而必然反映出那个时代。歌德自己在1796年12月5日写给J.H.迈那（魏玛美术学校校长，歌德之友）的信中曾说：“我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的纯人性的东西，在叙事诗的坩埚里，从它的矿渣中分离出来，同时想把世界舞台上巨大的动荡和转变，用这面小镜子来予以反映。”歌德的这面小镜子反映了那个革命时代消极的一面。众所周知，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后，德国的上层知识分子，大都是同情革命的，对于法国革命的精神都是赞同而报以热烈欢呼的，但随着革命逐渐深入，尤其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他们却吓得倒退，甚至对革命抱着反对的态度，歌德也不例外。他曾写了一些嘲讽革命的诗歌，如《威尼斯警句诗》中某些诗篇和戏剧《市民将军》（1793）、《激动的人们》（1794）等。而在这部叙事诗的第六歌中，通过老村长之口，说出了对革命感到幻灭的心情。不过，这虽是歌德作品中中为人责难诟病之处，我们却也不能过分深怪，因为，当革命浪潮汹涌冲来的时候，总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德国作家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他是没有被革命恐怖行动吓倒的，做过美因茨的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在巴黎忠心耿耿地从事革命工作，他在一封书信中曾写道：“捣乱分子和阴谋分子伪装成人民之友，借以敛财致富，在法国作威作福，而最聪明的脑袋，同时也是我心目中最善良的心灵，却一个个死在这帮家伙手里。”恩格斯在致马克思信中也曾写道：“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6页）。由此可见，革命阵营里混进了坏人，拖了革命的后腿，这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歌德的这种心情，对于今天的我们，倒也并不是不能理解的。

尽管这部叙事诗歌颂了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害怕革命的保守思想，有其庸俗的一面，但从艺术角度来看，还是一部写得颇为成功的优秀作品，有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不能一笔抹煞。梅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歌德在《赫尔曼和多罗泰》一诗中，关于在古典的形式里注入现代生活的内容，其技巧更比《伊菲革涅亚》和《塔索》大不相同！这部篇幅不大的叙事诗均匀严整，卓尔不群，犹如荷马史诗质朴简洁，比起那种追奇猎险的浪漫主义不知要高出多少！”

本书最早由周学普翻译，译名为《赫尔曼与陀罗特亚》，版本最早见于民国二十六年。其次有郭沫若译本，译名为《赫曼与窦绿苔》，版本最早见于民国三十七年。现在通行的译本是钱春绮在1965年秋所译，原根据万耶古典丛书歌德全集译出，后来又根据魏玛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歌德十卷集的第五卷进行了一些修改。原文是扬抑抑格六步体诗，译稿用了每行六顿的译法，原诗不押韵，译诗也不用韵，有些跨行诗，也是根据原诗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