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徐姚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村西，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距今大约1.32万年。

2023年1月，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披露，在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村西发现了一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距今大约1.32万年。

据赵益超介绍，目前遗址发掘工作已经完毕，遗址整体已经运至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未来将会在遗址发掘原址建设公园。他们也将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山前冲积扇地带的考古发掘，希望能有更多惊喜呈现。

2023年，省院赵益超老师及其考古团队，在临淄区基建考古过程中，又于2021年发现的第1地点的西北、西边相继发现了第2、第3地点。赵家徐姚遗址第2地点15层，树桩烧坑内存在埋鹿现象。

赵家徐姚遗址距齐国故城遗址约5千米，东北距后李遗址约4.2千米，南距淄河约1.2千米，遗址核心区域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圆形，总计出土遗物1000余件，火塘3处。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其中陶片标本200余件，包括可复原陶器2件。陶片均为夹炭红陶，可辨部位有口沿、腹部、圜底，初步判断器型为圜底盆。其中口沿21件，分为方唇、圆唇、花边三种，近底陶片14件，穿孔陶片5件。另有陶塑100余件，质地细腻，形状各异，塑形随意。骨骼标本500余件，以环颈雉鸟类和鹿类为主。蚌壳制品25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石制品50余件。本次遗址内出土的夹炭红陶器型规整、质地均匀。胎土夹植物茎秆，两侧抹泥，外壁磨光。个别陶片见有穿孔痕迹，穿孔内壁较平整，体现出相对成熟的制陶工艺。蚌器上也见有规整的穿孔痕迹。出土的动物骨骼以环颈雉等鸟类和鹿类为主，表面还存在切割等痕迹，说明这是当时主要的肉食消费。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益超表示：“出土的陶片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胎土掺杂着植物茎秆，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相对成熟。这也是迄今山东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

（一）遗址揭露了鲁北山前冲积扇最为完整的地层序列，为山前冲积扇的形成过程及为古环境复原提供重要依据。并为下一步鲁北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开展相关考古工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该遗址既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也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充分反映了制陶工艺的技术成就，加深了对该时期陶器的认识，为国际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三）遗址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是我国万年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实证。

（四）红烧土堆积的发掘与研究扩充了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国内进行大面积揭露并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首个案例，也为世界范围内同时期考古工作提供了崭新材料。至少说明人与火在长时段内发生了互动关系，并改造了彼此，可能与人们获取特定资源、进行景观管理、彰显领地意识密切相关。将这一发现置于农业起源过程的早期阶段进行审视就更为重要了。

对同一区域的反复利用是人类迈向定居的关键；人对资源和景观的管理表明了人地关系模式的转变——从被动适应转向开始改造自然，是走向农业的重要起步阶段；以陶器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不仅满足了资源强化利用的需求，客观上也降低了人群的流动性；不具备实用功能陶塑的出现则代表了人群精神层面的需求。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赵家徐姚遗址为代表的人群处于农业起源的早期阶段，对于从过程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北方农业起源具有独特意义，也能进一步明确山东地区在中国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和独特贡献。

总之，赵家徐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景观变迁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从认识上改变了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观察视角，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益超介绍，通过对遗址的系统测年，初步认为该遗址出土的陶片是中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该遗址出土的夹炭陶反映出该遗址是中国早期（同时期）制陶工艺最为成熟的遗址之一；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同时，它保存相对完整，性质明确，对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对华北地区旧新过渡研究影响深远。

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人类遗存发现的空白，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

遗址保存相对完整，性质明确，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意义。

2023年2月27日，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名单。

2023年3月28日，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