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忍安（1912~1986），男，出生于四川成都，原籍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国金融学会原常务理事，上海市金融学会原会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常委，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原副主任委员，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赵行志二哥。

赵忍安（1912—1986），四川成都市人。曾任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委员，市民建副主委。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四川乐山、重庆等地工作。1945年10月被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往武汉开展地下工作，争取了工商界上层人士和一些重要政界人士。武汉解放前夕参加筹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进行反拆迁、反破坏、维持真空期间社会秩序和迎接解放等工作。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副行长，与民建会员和工商界保持联系，并任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商代表团副首席代表，武汉市工商联筹备会副主委，民建武汉分筹会筹备员。1952年调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并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业组副组长。后调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还担任上海市民建副主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为党的统战事业作出了贡献。

赵忍安，常州人，赵氏是常州望族，因父亲在四川做官，赵忍安1912年出生在成都。少年时代，他在校读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倾向进步。1925年参加孙中山逝世的纪念会。1926年，上街参加了“三一八惨案”游行示威。1933年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1937年他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到四川乐山彝族地区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乐山任乐群垦社特支书记。在南充任支部书记、南华艺社党团书记。1940年，被派往重庆，打入和成银行，任襄理（副总经理），潜伏在金融界为党工作，任银行特别支部党团书记、化龙桥区委委员及书记等，直属中共南方局领导。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和成银行准备到武汉开设分行，中共南方局决定为武汉重建地下党组织做内应，通过活动，成功让赵忍安到武汉筹建分行。1946年1月，和成银行汉口分行在胜利街25号成立，他任经理。

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武汉市分行副行长，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商代表团副首席代表，武汉市工商联筹备会副主委，民建武汉分筹会筹备员。1950年5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2年调中共中央统战部，并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业组副组长。1959年到上海，后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还担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为中共的统战事业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后，他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任副行长，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中共的统战政策，使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得到妥善安排，还热情拥护金融体制改革，发表了一些银行工作和金融研究方面的文章。

赵忍安历任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赵忍安同志，因患脑溢血不幸于1986年5月25日逝世，终年74岁。

赵忍安为中共地下党武汉创建人之一，直接受周恩来、钱瑛领导，他以武汉合成银行行长的身份为掩护，潜入国民党湖北省党、政、军上层，为党送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因其“西装革履，高大英俊，夫人翁和新旗袍烫发，漂亮高雅”，被当地人称为“中共地下党中的一对‘金童玉女’”。

银联会上 大耍杜月笙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和成银行准备到武汉开分行，中共南方局启动了在该行潜伏了5年的地下党赵忍安，向银行申请到武汉筹建分行，为武汉重建地下党组织做内应。

1946年1月，和成银行汉口分行成立，赵忍安被任命为经理。

赵忍安到汉后不久，就登门拜访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主动帮主席夫妇换了30根金条和一些银元，万耀煌看到物价飞涨，拿了不值钱的金圆券通过赵忍安的关系，兑换成金条。此后，万耀煌夫妇把他当作心腹，常到赵家串门。有一次到交通银行赴宴，刚上头道菜，万就借口有事，信步走到和成银行赵经理府上“搞一点小吃”。此事轰动三镇，赵忍安成了武汉上流社会的“大红人”。 为他开展地下工作，获取国民党重要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成银行汉口分行也成为武汉地下党领导机关的重要交通站。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为操控金融市场，将各省市银行业同业公会代表召到南京，选举筹备成立银行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并暗中指派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要挟各省代表，推选一个不懂金融的国民党要员当联合会理事长。

武汉代表赵忍安暗中串连各地代表，推选德高望重的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馥荪担任联合会理事长。为了不引起杜月笙的警觉，他与代表们约定，表面上不反对杜月笙的建议，等选举投票时再表明观点。

杜月笙果然中计。无记名投票选举时，除了国民党自己几个人投了那个国民党要员的票外，其余代表全选李馥荪出任银联理事长，杜月笙傻了眼。见木已成舟，来剪彩的蒋介石只能默认了事实。

酒桌上 套出襄樊城防计划

利用银行老板、和国民党政要交往密切的特殊身份，赵忍安在“秘密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了戏耍杜月笙，他还在解放襄樊、掩护地下市委成员、保卫武汉电信局等中立下大功。

1947年底，万耀煌调走，赵忍安又和接任的张笃伦成了“铁哥们”。

1948年4月，到襄樊布防的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路过汉口，其好友设宴为他接风，请来张笃伦、赵忍安等达官贵人作陪。“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襄樊能守得住吗？”酒过三巡后，张笃伦问道。见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康泽交了底：他在襄樊设了三道防线……他没想到，正和他喝酒的赵忍安就是共产党的卧底，他透露的国民党军队襄樊布防计划很快被送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手中。1948年7月，解放军攻破襄樊城，康泽被擒。

把地下市委书记藏到特务对面

1949年武汉解放后，当潜伏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勤（化名）看到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曾惇时，一下子懵了，这不就是原来坐在自己桌子对面的“老同事”孙建业吗？

1946年3月，万勤按军统特务、武汉行辕第二副处长蔡立民的命令化装潜伏到震寰纱厂。上班第一天，他遇到了常和蔡立民一起吃饭的和成银行老板赵忍安。赵忍安带着一个书生，他指着那个书生，对万勤说：“你是蔡处长派来的人吧，他叫孙建业，我兄弟，照顾点。”万勤以为孙建业是“自己人”，以后常和孙建业交换内部线索。半年后孙建业被调走。

万勤不知道，孙建业就是中共武汉市地下市委书记曾惇。

1946年3月，曾惇被中共南方局派到武汉，为躲过敌特搜捕，负责接应的赵忍安想出“绝招”——把曾惇安排到特务身边，“敌人绝不会想到中共市委书记敢和特务在一起”。于是，化名孙建业的曾惇和特务万勤成了同事，不仅躲开了追捕，还了解了许多敌特活动情况。 解放后，万勤被逮捕法办。

亮出国民党高官名片保卫电信局

1949年5月12日晚，白崇禧准备逃走，派人包围了武汉电信局，准备在撤逃前将电信局炸毁。一般人无法进入封锁线，中共地下武汉市委书记曾惇立即指派赵忍安想办法与电信局局长、总工程师等取得联系，商量保护对策。

赵忍安通过一张白崇禧司令部经济处处长孟学思的名片，进入了该局。

孟学思是白崇禧司令部掌管武汉经济大权的总负责人，赵忍安早就与他混熟，成为“朋友”。在白崇禧逃跑准备前，孟接到指令，必须要等到司令部撤离，他才可以离开武汉。孟为了活命，暗中找赵忍安帮忙，觉得形势紧张，住在杨森花园已不安全，要赵忍安帮忙找个住处，并对赵说，万一来不及撤离落在解放军手中，就说他是和成银行职员。孟掌握着很多国民党核心机密。赵忍安请示组织，征得地下市委同意后，赵忍安决定让孟住在身边，一边刺探敌情，一边做策反。赵忍安有意将他安排在和成银行职工宿舍住下。孟带了一个警卫和一部电话机住在赵忍安隔壁，经常与白崇禧等有关方面联系，赵忍安便乘机表示对他“关心”，每天晚上去找他闲谈，从中打探到很多情报，随即转告给武汉地下组织。5月10日，孟突然留下一张名片和两张南逃的军用火车票，不辞而别。这张名片正好被赵忍安派上了用场，他拿了这张名片，一面大摇大摆通过封锁线，与电信局职工取得联系，里应外合，做好保卫措施；一面筹集2000大洋，买通指挥爆破的国民党头目，放弃炸毁电信局的计划，保护了电信局。

还有保护张公堤、趸船码头等。白崇禧在撤退之前，曾有歹毒计划，想用炸毁张公堤，水淹汉口，来阻止解放军入城，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乘机暗中敲诈，称拿不到3万大洋就炸堤和码头。在这万分危急时刻，赵忍安受中共武汉地下市委指示，出面与鲁道源谈判，讨价还价，最后又由他出面，组织武汉银行同业公会的银行家们凑到6000大洋把鲁道源摆平，避免了灾难的发生。1949年5月15日晚，白崇禧部队全部逃跑，赵忍安和其他地下党一起亮出真实身份，成立治安委员会，维护城市秩序。16日下午，赵忍安受市委指派，带领进步人士，赶到江岸，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