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恩龙，男，大专文化，山西运城市人，山西鑫龙集团董事长。2005年1月1日，因债务压力，跳楼身亡，时年52岁。

曾跟随赵恩龙多年的宋四正称，赵恩龙涉足办企业是从印刷厂开始的，发现搞印刷很挣钱，就开了一个印刷厂。

上世纪80年代，赵恩龙在建委的职务是办公室主任，其办印刷厂的钱是建委给了5000元，当年年底，印刷厂就赚了9万元。

正在赵恩龙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由于超生问题，他被免去了建委印刷厂厂长的职务。

赵总和别人合伙办了一个印刷厂，接着自己单独干，还开了一家文化用品厂。

1992年前后，赵恩龙在运城南环东路1号开了一家“北京火锅城”，这是运城市第一家火锅店，生意经久不衰。大多数人认为赵恩龙是通过“北京火锅城”完成了原始积累。

赵又在霍县(今霍州)、太原和北京等地开办了火锅城，并在太原市建设南路投资建设了著名的河东酒店。

在1995年至1997年间，赵担任了运城地区驻太原办事处主任一职。

2005年1月1日晨，赵恩龙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请他帮忙照顾孩子的上学及就业问题，然后从他那位于运城市最宽阔明亮的“机场路”旁边的四层办公楼的天台纵身跃下。当日7点多钟，赵因抢救无效死亡。

据警方在现场获得的赵的遗书显示，赵恩龙把自己自杀的原因描述为：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借了朋友一些钱，不要说兑现当时约定的利息，就是本钱也无法归还，上门讨债的人很多等等。

2005年1月11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到1月11日，已经有七八家单位向法院提交了诉讼请求，主要是工程款。鑫龙集团一度拥有4家控股公司，4家关联公司，涉足电解铝、餐饮、制药、房地产、酒店、生物技术等众多行业。但正是盲目的多元化，使得鑫龙集团自己把自己活活“撑死”。

赵恩龙自杀的直接诱因，据未经最终确认的事实，是死于一个套：赵恩龙大约向银行借贷达4亿元，到2004年年底，巨额贷款无法归还。经多方协调达成一个口头协议：由赵恩龙出面筹措款项先归还银行，平账后，银行再将此款贷给赵恩龙，赵再还给借款单位。但是，在赵将款打入银行后，银行却未能按口头约定再贷款给赵恩龙。失信的赵恩龙以死谢罪他的借款人。

如果以上是事实，那么，银行方面不下这个套，赵恩龙大致是不会自杀的。但是，银行方面似乎也是有话要说的，“青蛙要命蛇要饱”，银行不能因为鑫龙集团无力还贷而坐以待毙。

细查鑫龙集团财务状况，不难看出，鑫龙集团已活得艰难：它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

但是，鑫龙集团为何会走到如此地步？

鑫龙集团前身为山西省运城鑫龙稀土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公司成立4年后，即2002年9月即组建集团公司，并发展成为跨行业、跨区域、多品种的科、工、贸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其所涉行业包括生物、医药、地产、金属、旅游等。

无论是赵恩龙个人能力，还是鑫龙集团现有团队，均不具备在如此广阔领域进行操作的能力。赵恩龙犯下盲目扩张之忌。赵恩龙最早涉足的是稀土产业，如果赵仅以此业为主，极有可能不会出现如此糟糕之现状。

可以比较清楚地发现，赵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过分地放大了自己的能力，在从事自己无法从事的事业，这基本类似于不会开车的人开着一辆高速运行的汽车，不出事故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像赵恩龙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绝非少数。在记者所接触的许多中国的著名或不著名的企业家中，几乎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一些企业，一些企业家是注定会以惨败告终的。他们有一个比较共同点：总是充满自信地讲述着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里如何会有美好的发展前景等等。

在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踩在时代发展的节拍上，企业获得了成功，这时候企业家是最容易忘掉自己的：文化基础薄弱，知识储备不足，又没有时间充电。这时候正是一个企业最为危险的时刻。因为在中国，民营企业初创时的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民营企业家把握住了机遇，但随着企业的逐步壮大，以及中国经济秩序的规范，对企业家而言，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已从把握机遇转变为企业管理能力，投资的眼光等诸方面，如果民营企业家不能与时俱进，失败则是不可避免的。

“肥皂水”

也有人为鑫龙集团慨叹，“生不逢时”：企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正好碰到宏观调控，更碰巧的是，赵恩龙的产业中最需要资金的是电解铝和房地产两大块，正处于急需资金的建设阶段，却正触到了国家紧缩银根的风头之上。赵恩龙的这些项目，早已在宏观中，处于半拉子工程。

其实在赵恩龙自杀前，早已有来自山西的企业家对记者提起过鑫龙，认为“这家企业的水分太多，泡沫太多”。

这个泡沫是赵恩龙吹的。但是谁给了赵肥皂水？

据记者调查，鑫龙集团作为当地的一家大型企业，其发展壮大，是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的。

能够有更多的投资，建成更大规模的企业，有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有更多的税收，这是当地政府所盼望的。因此，当地政府对当地企业的扶持，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中国南部、东部的企业家，与北部、西部的企业家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南部、东部的企业家，更多关注的是企业自身的发展，以及自己的商业收获；而西部、北部的企业家，更关心的却是自己在社会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政府中，所起到的作用。

这样的心态，致使西部的企业家承载了太多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内容。这也正是西部企业家容易走“不成功便成仁”之路的原因之一。

据了解，赵恩龙在当地口碑相当不错。这便使得许多当地企业家愿意帮他，无偿为他在向银行贷款时提供担保。这是支撑鑫龙集团快速膨胀的原因之一。但是，任何一家以贷款为主的资不抵债的企业，相关银行都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它至少说明，银行在放贷时，对企业本身的研究不够。如果有银行在放贷时，充分认识到鑫龙集团危险之所在而拒绝为其贷款，这不仅是银行规避风险的重要举措，也是有效保护企业的措施。

错位者

如果说，赵恩龙办企业失败是必然的，那么，赵恩龙的死是否也是必然的呢？

有资料显示，自1980年以来，仅有记录的，中国便有1200多位企业家自杀。比较著名的死亡案例有：上海大众老总方宏，因抑郁症于1993年3月9日跳楼，时年59岁；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任习酒厂厂长15年，1997年7月28日在习酒厂被茅台酒厂兼并前夕举枪自杀；广州港澳中心李副总，在烂尾楼出售前夕，未能熬过，于2003年跳楼自杀；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于2005年1月4日自杀身亡，其生前在金花集团的主要工作是投融资 ，而该公司正面临着投融资方面的巨大困境……

而在这些自杀死亡的企业家中，西部企业家又占有多数的席位。

首先，在中国企业家中，绝大多数企业家均有“社会责任感情结”——认为自己办企业的目的只是为了承担社会的责任，因为从财富的角度讲，他们是无需如此拼命工作的。而这样的企业家，明显又是西部多于东部。正是这样的责任感，使企业家们承担了过大的精神压力，使许多人处于焦虑症状态。

为什么不能成为“职业企业家”呢——充当企业家，也只是一种职业——以职业态度来看待自己的企业家身份。

由此论延伸，当一家企业资不抵债，并难以为续时，企业家如何应对，如果是“职业企业家”，其选择必然是走破产之路——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是，在中国，情况便复杂许多，“对不起党和政府，对不起父老乡亲”，是这些企业家走上绝境的一大原因。

如果赵恩龙硬着头皮不死，他能“体面地”活下去吗？可能也会有些可疑。

有一位企业家曾经对记者断言，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死亡”，绝大多数死于融资上。中国民营企业死亡或“犯事”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在融资环节上“不干不净”——比如做假账，抽逃资金等，是最为惯常的手法。此外便是“非法融资”——通过民间借贷而融资。

而对赵恩龙而言，他跨不过的坎是：他的相当一部分借贷是以个人向个人或企业办理的，它不是企业行为，而是个人行为，这便拒绝了他企业破产而他个人生还的可能——如何面对这巨额的个人借贷呢？

这便是说，在“非法融资”或“非正常融资”过程中，已注定了赵恩龙走向死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