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纫兰（1884年1月21日-1933年5月28日）（概述图来源：[3]），李大钊妻子，一位有高尚道德和伟大品行的女性，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共河北省委于1936年6月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884年1月21日（清光绪九年腊月廿四），赵纫兰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富户人家（与李大钊为同村人）。赵纫兰在家中姊妹中行三，其上有一兄二姊。其父赵文隆多年在东北行商，娶邻村小黑坨盛家姑娘养儿育女。赵纫兰是盛氏的头生婴儿。她的父亲善诗文，给她取《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中“纫兰”二字为名。当时，大黑坨村有几户人家立了堂号，其中赵纫兰家立堂号为“福臻堂”，李大钊家立堂号为“怀德堂”。根据曾担任李大钊故居纪念馆馆长的刘荆山记述：赵、李两家有“老亲”关系，李大钊称赵纫兰祖母为“姑奶”，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与赵文隆的关系密切。

1899年，与李大钊结为夫妻。当时赵纫兰不足16周岁，李大钊刚刚10周岁。赵纫兰之所以在未成年时即嫁到李家，除当时有早婚的习俗外，也与李家极缺人手，亟需她及早过门帮助李如珍照料正在求学的李大钊有关。赵纫兰来到李家后，李大钊没有了后顾之忧，学习成绩提高很快。 1902年，李大钊首次参加童试没有考中。赵纫兰激励他再作努力。1905年秋天，李大钊再度参加童试，通过县试和府试之后，被录取为永平府中学堂学生。作为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自觉结婚6年来没有白白辛苦，丈夫有了前程，她自己和家庭也就有了希望。

1907年夏天，李大钊去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这一年，赵纫兰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不料，这个孩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赵纫兰并没有因此而悲伤不止，全力支持李大钊到更大的地方求学上进。李大钊到天津上学后，花费更大了，赵纫兰千方百计筹措学杂费用。经过两春两夏，赵纫兰又生下一子，1909年11月2日，大儿子李葆华来到人间。时隔两年，1911年11月21日，赵纫兰又生下女儿李星华。

1913年夏天，赵纫兰又生下了一个儿子。中秋节前夕，李大钊回家表明他要去日本留学时，她没有过分吃惊，只问需要家中筹集多少钱。李大钊走后的第一年，她过得很难。不满一周岁的小儿子被病魔夺去了的生命，使她的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从此，她格外精心地照料葆华和星华。

过了3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因和汤化龙等政界要人发生冲突，辞去《晨钟报》编辑主任职务，在1916年中秋节赶回家乡与她和孩子们团聚。李大钊在家住了些时日，又返回北京与人创办《宪法公言》杂志去了，她又默默地带着孩子守在家里。1917年春节，李大钊为创办《甲寅》日刊奔忙，没有抽身回乡。赵纫兰非常惦念长期奔波在外的丈夫，身体日渐不支，到1917年4月终于病倒。是年5月上旬，李大钊得知她患病的消息，赶回家乡看望和伺候她，直至她的身体完全复原才重返北京。1918年2月，李大钊回到家乡，为赵纫兰过了34周岁生日，与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这时，李大钊开始与赵纫兰谋划把家搬到北京，以便全家人厮守在一起。

1918年暑假结束时，赵纫兰带着葆华、星华跟随李大钊迁居北京。赵纫兰和一家人在北京落居以后，很快就结识了一大批教授、学者的夫人。她待人诚恳，处世随和，颇得诸位夫人的好评，是众人公认的贤妻良母。1919年初，北京城流行瘟疫，赵纫兰和两个孩子都染上了副伤寒。李大钊急忙到处找药，终于使她和孩子很快痊愈。5月4日，北京城爆发了反对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大示威。李大钊为领导“五四”运动，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赵纫兰恰在这年她怀上了二女儿炎华，身子越来越不便。快放暑假时，李大钊权衡再三，决定送她和孩子们暂回老家，待局势稳定再返回北京。赵纫兰一家人回到大黑坨后，李大钊带着葆华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居有一个来月，在深山古祠里寄出了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9月上旬，李大钊由五峰山归来后，把葆华和星华送到乐亭城里读书，待一切安排妥当，他只身回到了北京。一个月后，赵纫兰生下炎华。当时，她身在家乡，心仍在北京，牵挂着李大钊。

1920年初秋时分，赵纫兰和孩子们再次来到北京。1921年春天，北洋军阀政府断绝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俸，李大钊率先参加北京8所院校教职员工向政府要教育经费和清偿积欠薪俸的斗争，赵纫兰予以全力支持，为维持家中生计想尽办法，甚至典当家中的衣物。到这时，赵纫兰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下，已经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安于也乐于过李大钊曾倡导的“简易生活”，以求谋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早日获得翻身解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党在北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奋斗。从此，赵纫兰也过上了时时为李大钊的安危担惊受怕的日子。再度来到北京，赵纫兰又接连生下两个孩子，一是三女儿钟华，二是二儿子光华，这使她心中充满了喜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1923年冬天，在李大钊去上海期间，李家四周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转悠，赵纫兰不得不请弟弟赵小峰帮她守家。当时，她既怕家里再生意外，又担心李大钊出门在外也遭不测。1924年1、2月间，李大钊到广州开会，家里更加无法安定。李大钊刚离京几日，院里就潜进一个盗贼；这是与警察有“默契”关系的“盗贼”，不是为了行窃，而是为了闹得李家人坐卧不宁，是有“政治”目的的。在这种情况下，赵纫兰不得不赶在春节前四处找房，搬离了那所院子。

1924年春天，李大钊从广州开会归来，秘密商量一些国、共两党的组织、活动等重要事项，赵纫兰又开始为他的身体担忧。不想，小女儿钟华患白喉，因医治失效而夭折。赵纫兰见心爱的小女儿离开人世，伤心得几乎发疯，但她没有责怪一心为干革命昼夜奔忙的李大钊，只是深深责怪自己没有守好儿女。祸不单行，就在钟华死去不久，李大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带着葆华匆匆离京。就在他和葆华离京的当晚，李家遭到军警搜查。赵纫兰庆幸李大钊及时脱险，见北京再也无法留居，就带着星华、炎华、光华返回了大黑坨。

1924年5月下旬，赵纫兰带着孩子回到了大黑坨后，军警又尾随而来，幸得被乡亲们支应过去。过了20多天，党组织派人到大黑坨寻找李大钊。她告知了李大钊的避难地点，又托来人给李大钊带去一封信。在信中，她主要想同李大钊商量，由她出面给李大钊昔日的好友白坚武写信，设法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不同意她这样做，在告别五峰山的夜晚写给她的一封长信里，讲了不能这样做的道理，并捎来了一首哀悼爱女钟华的长诗。她热泪盈眶，知道自己这个属牛的丈夫太倔强了，认准一条道一定走到底，是生是死都不在乎。作这样一个男人的妻子，她没有任何理由怯弱，只有坚强起来，继续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孩子，让为革命走南闯北的丈夫没有丝毫后顾之忧。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被押解刑场英勇就义。当晚，遭囚禁的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获释，回到灰厂豁子内朝阳里四号家中。直至第二天早晨看到报纸时，赵纫兰才知道李大钊已被施了绞刑。这恶耗犹如睛天霹雳，使赵纫兰“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

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赵纫兰多次受到敌人的迫害。反动当局并没有善罢甘休，仍继续派人对赵纫兰进行监视。因经常受到流氓、打手的滋扰，赵纫兰只好阖家迁移到李青峰的宅中居住。赵纫兰从4月28日李大钊遇害，至5月中旬幸得李大钊生前好友的大力相助，才能暂避风险，携子女离京，回乡度日。

1927年5月20日，在李采言的护送之下，赵纫兰带着幼小的孩子回到了大黑坨李大钊老家。1928年，李乐光寒假回乡，专程到大黑坨村看望赵纫兰及李星华姐妹兄弟，详细了解了他们回乡后的生活情况。在李乐光临走之时，赵纫兰嘱托李乐光回京后到北京大学周作人等处，托他与周作人等先生商议李星华、李炎华等姐弟学业、以后生活等有关事宜。不久后，赵纫兰又请弟弟赵晓峰代笔修书一封给周作人，再次恳请周作人帮忙筹划，解决李星华、李炎华等姐弟的读书问题，以求完成学业，不负先烈。

1933年4月，由地下党秘密组织及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和亲属出面，为李大钊在香山万安公墓举行了公葬。因为连日的劳累和出殡时的惊吓，赵纫兰病倒在床，在公葬完李大钊一个月之后，“二十七日，入协和医院，于当晚十二时余去世。由其戚友料理身后，即在协和入殓。移柩至后门外嘉兴寺暂厝。定三十日接三，已由李宅分头通知。并定三十一日发引。即就万安公墓李大钊墓侧安葬。”（《京报》1933年5月30日。）

赵纫兰病逝后，北大同仁再一次出面，于1933年5月28日将赵纫兰安葬于万安公墓李大钊的墓侧。1934年6月6日，北大再一次请刘半农书写碑文，为李大钊和夫人立碑。碑的正面正中位置分别刻“李先生墓”“李夫人墓”，从右至左竖行撰写碑文。限于当时的环境，碑文十分简略，仅说明了李大钊及夫人的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

李大钊正是从自己妻子赵纫兰的身上发现了女子的“平和、优美、慈爱”；也正是从自己的夫妻生活体验中认识到，一个和睦的家庭，决不能缺少具有这些良好性格的主妇。这是他一旦注意到妇女问题后，便不遗余力地去加以探讨、呼吁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将赵纫兰同志的职业定义为“革命者”，更代表着在我们的党和人民眼里，她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她当是李大钊同志的妻子，是她的憨坨的阿姐，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让她被追认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在后人的记忆中，也不该只是“李赵氏”，不会只是“李夫人”。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于万安公墓中修建，赵纫兰的灵柩随同李大钊的灵柩迁葬至陵园的墓地上，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赵纫兰同志”，是对这位杰出女性最确切的称呼；革命者，是定义这位杰出女性所做贡献的最恰当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