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9年）。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13卷，大体轮廓可能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卷一、二、三是语词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虫；卷十二、十三大体与《尔雅》的“释言”相似，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怀疑最后2卷可能原来是分作4卷的（扬雄自己说全书是15卷），且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2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后扬雄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把这2卷中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

13卷的《方言》所收的词条计有675条（据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每一条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个或几个同义词作为条目，然后或用一个词来解释它们，或分别说明各个词的使用地域，所以实际词目远远超过了条数。例如：

①跌：蹷也。（卷13）

②焬、烈：暴也。（同上）

③怃、?、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卷1）

④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

往，凡语也。（卷1）

例①、②这种释词方式见于卷12、13，缺少了方言词的比较和通行区域的说明。例③、④大体是全书的通例。所谓“通语”、“凡语”，指的是当时没有区域限制的通行语；某地语或某某之间语指某地区或某两地区方言而言，最后两种情况也有通行区域广狭之分。

在记录方言词汇时，扬雄已敏税地觉察到，某些方言同的区别，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转语”或“语之转”。例如：

⑤庸谓之倯，转语也。（卷3）

⑥鼅鼄：……或谓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卷11）

例⑤倯（sōng）与庸叠韵，都是懒惰无能的意思。例⑥两种名称实指一物，即今天的蜘蛛，它们都是由“侏儒”一词的语音衍化而来。

扬雄虽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的编撰者，但方言调查的做法，在周秦时代就已存在了。扬雄给刘歆的信，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8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车輶（yóu）车（一种轻便的车子）的使者到中国各地调查方言、习俗、民歌民谣。扬雄和应劭称这种人叫“輶輶轩之使”，也就是“輶轩使者”的意思。周王朝的这种做法，本身虽不属于语言科学研究的范畴，它的目的正如东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说：“以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

通过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这是当时方言调查的目的。汉朝官方有无此种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刘歆给扬雄的信中说：“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的回信也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是西汉时人，这起码说明，方言调查在汉代可能也是皇帝所关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种通过輶轩使者调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随着周秦王朝的败亡，可能也就成了王朝书库中的尘封散乱之物，西汉前期并未见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扬雄提到成都的严君平和临邛的林闾翁孺（“林闾”是复姓）“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而这两个人不仅与扬雄是同乡，且又都是扬的老师，林闾翁孺与扬雄还有亲戚关系。但他们二人掌握的材料并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许正是这种种关系和他们所见到的材料和拟就的“梗概”，启发了扬雄研究方言的兴趣；而扬雄本人又曾在汉成帝时“得观书于石室”（皇家藏书之处），并校书于天禄阁。方言调查的传统和调查所得材料的遗存，应当视为扬雄编撰《方言》的引发契机和初步基础。

所谓“輶轩使者绝代语释”，所指应当是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的释义，就是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则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时代各地方言的意思。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此书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了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依何九盈先生说，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不过，“绝代语”和“方言”这两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某一个词儿上，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书中明言地域区划的，当然是该地的方言；至于“绝代语”在扬雄时代也许是较易辩识的，今天则不易分辨出来了。

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扬雄的老师严君平收集了1000多字，扬雄的亲戚也有了解。扬雄对此很感兴趣，自己有搜集整理了很长时间，经过27年，写成了这部书。时人赞叹说《方言》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自东汉以来，学者多认为这部书是西汉末年学者扬雄编撰的．如《风俗通义序》里说： “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辅轩之使求（一作‘采’ ）异代（一作‘俗’ ）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及赢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间翁宿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应前注《汉书》，也引扬雄《方言》一条。

但是，自南宋洪迈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方言》不是扬雄的著作．《古文苑》卷十扬雄《答刘散书》题下洪迈按语： “世传扬子云《辅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凡十三卷，郭瑛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汉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书从取《方言》及雄答书．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为文，初无所谓《方言》，……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清汪之昌《青学斋集》卷十二《扬子方言真伪辨》谓《方言》决非雄作，《答刘散书》亦非真．认为《方言》非扬雄所著者，其理由可归为：扬雄的著作，班固在《汉书》的《艺文志》和扬雄传里曾一一列举，却没有提到《方言》，王充在《论衡》里多次赞颂扬雄的著作，也没有提到《方言扎特别是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引用方言解释字义的地方跟今本《方言》相合，可是却没有按他征引群书和“通人说”的惯例提及这一书名或者扬雄的名字。

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编纂“方言”的书为“殊言十五卷”。《方言》作为书名首见于东汉末年应劭的著作。自此后《方言》书名逐渐出现在魏晋典籍上。《别国方言》这一书名始见于唐代典籍，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一书名始见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而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称《轩使者绝域语释别国方言》，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轩使者绝代语》。

该书所含民俗语汇的最大特点是既有历时的考量，又有共时的讨论。《方言》中广泛使用周代诸侯国的国名，卷一第13 条：“假、炽、怀、摧、詹、戾、艐，至也。……齐楚之会郊或曰怀。摧、詹、戾，楚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古雅之别语”说明扬雄认为这些词是古代的方言词语，“今则或同”则表明这些词语在当时的一些地区已经通用。例如，摧、詹、戾，《诗经》曰“先祖于摧”“六日不詹”“鲁侯戾止”之谓也。此亦方国之语，专不在楚。这说明摧、詹、戾不只流行于楚地。而扬雄之所以断定这三个词属于楚语，是因为他依据了这三个词在当时的实际分布情况。他一方面根据已有语言材料，辨别这些词是“古雅之别语”；另一方面，他根据实际调查结果，指出它们“今则或同”。这展现了该书的古今兼备的时空观。

《方言》在编撰体例上，大致是效仿《尔雅》的体例，采取分类编次的方法。每条先列一些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词来解释。《方言》的十三卷中，都是按照事物功能属性进行分类编排的。其中，有6卷解释语词，2卷解释各类词，5卷分类解释各种名物。《方言》所收录的语言材料大体可分为六类，这其中的每一类都是一种语言现象。

第一类是“通语”，或称“通名”“凡语”等。这一类的术语是指不受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语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用“通语”释词是《方言》的基本方法。《方言》中的通语数量庞大，其中明确标注为“通语”的训释就有21条。如第一卷第3条：“娥、泽，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泽，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再如同卷第 14 条：“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

第二类是“某地或数地之间通语”。《方言》在解释词语、名物时，往往会说明这一称谓出现在哪一地域或哪几个地域之间，此类通语有12条。如第二卷第6条：“魏、笙、揪、掺，细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细而有容谓之魏，或曰徥。凡细貌谓之笙，敛物而细谓之揪，或曰掺。”再如第八卷第10条：“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飞鼠，或谓之老鼠，或谓之蔷鼠。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北燕谓之蟙鏰。”

第三类是“某地语”，是指个别地区的方言，文中一般用故国名称指代具体地区。如第二卷第3条：“娃、嫷、窕、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南楚之外曰嫷，宋卫晋郑之间曰艳，陈楚周南之间曰窕。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故吴有馆娃之宫，秦有窥娥之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

第四类是“古今语”或“古雅语别称”。 在《方言》里有2个词条被明确标注为古今语，分别为第一卷第12条和第13条，前文已经引用，此处不赘。

第五类是“转语”或“语之转”。《方言》中明确标注为“转语”的有5条。如第三卷第49条：“谍、铤、澌，尽也。南楚凡物尽生者曰谍生。物空尽者曰铤；铤，赐也。连此谍斯皆尽也。铤，空也，语之转也。”

第六类是代语，即当时已经消失的古代词。书中明确标示的“代语”只有1条，在第十卷第39条：“悈鳃、乾都、耇、革，老也。皆南楚江湘之间代语也。”

由于它在分类上缺乏严格的界限，编排体例不够科学，难以检索，这是此书的一个缺点。

从世界语言学历史上看，《方言》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具有开创性意义。扬雄对方言的研究大大早于古印度、古希腊和古阿拉伯人。《方言》不仅整理记录了大量方言词汇，为后世的方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方言材料，它还调查研究了汉代方言词汇在地理分布和时间先后上的变化，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方言》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方言》一书的价值更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中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后代学者为《方言》作注疏的著作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言注》、《方言疏证》和《方言笺疏》等。

在《方言》尚未完全成书之时，与扬雄相识的张伯松（西汉张敞之孙）就盛赞它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扬雄答刘歆书》）

王力先生虽然认为我国两千多年的语言学研究始终没有脱离“语文学”的研究范畴，但他也同时肯定：“扬雄的《方言》‘是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声训‘已经超出了语文学的范围，而进入了语言学的范围’。”

林语堂虽然认识到“《方言》所用地名最为复杂……故欲详指区域界线，颇不易易”

《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它的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1卷第1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某地语即当时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通语小比某地语大的方言，转语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方言》对所记词汇大都说明通行区域，可从中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轮廓。

扬雄《方言》不仅在词汇学方面，而且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等社会文化内涵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这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汉代的文化情况和社会面貌，也具有比较高的价值。

《方言》最早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常常能用晋代的方言和汉代的方言来人作比较，能通古今。清代研究《方言》的也有多家，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戴震的《方言疏证》和钱绎的《方言笺疏》，都对《方言》作了很好的整理和阐发。《方言疏证》对《方言》一书作了细致的文字校正，并逐条作了疏证，是研究《方言》的重要参考书。《方言笺疏》广片博引，材料比较丰富，而且能从声音上去解释词义，成就较高。

《方言注》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东晋郭璞撰（涵芬楼四部丛刊本）。郭璞继承和发扬了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传统，在为《方言》作注时，采用晋代活的语言来和扬雄所记汉代方言相比较。从《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词语古今的意义已发生变化。例如卷一：“虔、刘、惨、?，杀也。”注：“今关西呼打为?。”卷六：“擘，楚谓之纫。”注：“今亦以线贯针为纫，音刃。”《方言注》还指明某些方言词依旧在某地保存，或已经在某地消失转而在他处保存。例如卷一：“娥、?，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媌，莫交反。”“虔、儇，慧也。……，楚或谓之?。”注：“他和反，亦今通语。”扬雄《方言》的原本虽无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宋以后的几种《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扬雄跟刘歆间往来的书信都说《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仅存13卷，这大概是六朝时期的变动。至于字数，应劭《风俗通义·序》说9000字，清代戴震统计，《方言注》正文则有1.9万余字，其间变化，因时代推移，已无从查考。

《方言疏证》，清代为扬雄《方言》正伪补漏，逐条疏证的第一个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扬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来有多种，经流传写刻，难免有些错漏。戴震以《永乐大典》本跟明本校勘，并进一步搜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来和《永乐大典》本互相参订，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辨析疑义，取证确凿。例如卷五：“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傧”，注：“梁州呼?。”文中“梁州”为“凉州”之讹，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脱字，戴氏从《永乐大典》本补注“墓犹慕也”4个字。卷六：“怠，陁，坏也。”注：“谓坏落也，音虫豸，未晓。”戴氏认为“未晓”二字是阅读者所记，为衍文，故删。《方言疏证》还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卷五：“薄，……自关而西谓之薄。”戴氏下脱“南楚谓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莳、殖，立也。”戴氏误改“殖”为“植”。清代王念孙撰《方言疏证补》（高邮王氏遗书本），有不少见解可以补戴氏的不足。

《方言笺疏》，清代为扬雄《方言》作注的著作。钱绎撰。卷首有咸丰建元辛亥（1851）自序。《方言笺疏》主要参考戴震的《方言疏证》和卢文弨（1717～1795）的《重校方言》这两种本，又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参校一遍。共13卷20余万字，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如卷一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笺疏》引书有《广雅》、《荀子》、《白虎通义》、《吕氏春秋》、《礼记》、《左传》、《逸周书》、《孟子》、《庄子》、《诗经》、《楚辞》、《史记》、《释名》、《说文》、《广韵》等20多种。钱氏不理解《方言》一书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主旨，只是从史传、诸子、类书以及古佚残篇中搜集材料，加以考证，所以用力虽勤但创见较少。《方言笺疏》在清代有3种传本：一为广雅书局本，一为徐氏《积学斋丛书》本，都有脱文，一为光绪十六年仁和王文韶红蝠山房校刊本，相传以后者最为完备。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红蝠山房刊本影印发行。

《方言》刻本北宋有国子监本，南宋有蜀本、闽本和赣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宋庆元六年（1200）寻阳郡斋刻本，卷首有郭璞序，次庆元庚申（1200）会稽李孟传序云。袁克文官寻阳时，曾以某大字本为底本，将《方言》重刊于郡斋。

自宋以后，明刻本有三：万历间新安程荣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由程荣辑录；明刻本《新刻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由胡文焕辑录；《方言》2 册。清刻本有三：清乾隆49 年（甲辰1784），余姚卢文弨抱经堂杭州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由卢文弨校；光绪17 年（辛卯1891）长沙思贤讲舍刻本3 册；光绪间福山王懿荣天壤阁影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民国时期刻本有五：民国二年（1913），华阳王秉恩影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由王秉恩校，附方言校记；民国间江安傅氏影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民国四年（1915）上海东方书局铅印本《方言》1 册；民国间上海涵芳楼影印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1 册；民国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方言》2 册。以上刻本资料，均采《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之载。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为西汉时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汉代最受推崇的经学家、象数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和语言学家，辞赋成就媲美于司马相如，世称“扬马”。

扬雄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据东汉许慎说，汉平帝曾召集百余名学者到未央宫讲解文字，扬雄根据会议材料，采以作《训纂篇》。《汉书》本传记载他曾教授刘歆之子刘棻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体奇异者。语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为他撰写《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扬雄大约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在给刘歆的信里扬雄说，在长安时，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这样的实际调查工作，一直进行了27年之久。扬雄71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扬雄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