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耀先（1894年9月27日—1946年8月18日），四川大邑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早年曾投身川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川康特委军委委员。后在成都以经营努力餐馆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引导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3月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关押于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渣滓洞监狱；1946年8月18日被杀害于松林坡戴笠停车场。

车耀先，1894年出生于四川大邑县灌口场（今成都市大邑县悦来镇）的一个小商贩家庭。其母因性格倔强，和祖母不能相处，乃回到大邑县灌口场娘家，自己开了一家糖食铺。其父则住在离场五里的乡下，帮人背运茶叶、煤炭，有时从成都买回一些旧衣服在场上摆地摊出售。车耀先和哥哥都跟着母亲、外祖母过活。车耀先五岁时进私塾，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多的书，后来他的家庭由于债务纠纷和别人打官司，在层层敲诈勒索下，被搞得倾家荡产，车耀先也由此辍学了。

车耀先从11岁开始挣钱养家，卖地瓜、甘蔗、火柴，奔波于方圆30里的各个乡场。

1908年，车耀先刚满十四岁，县城一位发售火柴的商人见他诚实可靠，便介绍他到崇庆州“益盛荣”商号当学徒。这家商号经销火柴，兼营银钱掉换。离商号不远有一家书铺，车耀先时常从那里租些小说回来，一有空就看。老板的五叔胡价人是个怀才不遇的读书人，看到这个小学徒居然如此喜欢读书，实在难得，便把他当作弟子，不时加以指点。于是识字读书就成了他每天晚上的功课，《三国》、《列国》、《聊斋》、《西厢》成了他受教的课本。他在崇庆的四年中先后读了几十部小说和历史书籍，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

因他勤奋好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17岁的车耀先已升为管账先生，每年有12吊钱的工资。

1912年，在势如潮涌的反清革命的浪潮中，车耀先弃商从戎，到川军二师八团当兵。并于1918年升任连长。随后一路升任为川军刘湘部四师十团团长兼国民党党代表。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1927年3月，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制造了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车耀先愤而离开川军，东渡日本游学考察。在东渡日本后，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28年冬天，车耀先由重庆回到成都，他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车耀先便从部队请长假带着妻子来到成都，根据党的指示，以开设“我们的书店”“新的面店”“努力餐馆”为掩护，长期在成都做党的地下工作，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的特别小组工作。他利用与刘文辉大邑同乡的关系进了二十四军特别班，在二十四军发展党的组织。以后又担任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参加了策动1930年10月著名的“广汉起义”。他还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广泛团结爱国的教徒，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并引导其中一些人走上革命道路。

1930年，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在教会势力集中的成都华西坝修筑围墙，使这个地区成为变相的“租界”。成都人民奋起反抗。车耀先积极参加这次斗争，率领爱国的教徒打着基督教的旗帜示威游行，迫使教会不得不停止筑墙活动。1931年，车耀先发起组织“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提出“自立”、“自传”、“自养”的口号，以使教会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得到了广大爱国教徒的拥护。

九·一八事变以后，车耀先积极从事抗日活动。1932年5月9日，他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的纪念“五·九”国耻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怒斥蒋介石对外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反动军警闯入会场捕人，他幸得群众掩护脱险。随即他又发动了援救被捕爱国人士的运动。“三军联合办事处”反动头子向传义密令城防部队于深夜包围“努力餐”，逮捕车耀先，但所派之部队为二十四军冷寅东师陈拙修团。冷、陈两人均为车耀先同乡友好，不仅事先通了消息，还让其避往冷寅东公馆，次日凌晨即派汽车将车耀先送往重庆转赴上海。半年后，车耀先始重返成都，但已和党组织失业联系。此后，他曾在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担任上校参谋、副官长以及刘文辉组织的“互助总社”秘书长等职务。在那黑暗的年代，他利用这些职务作掩护，在四川地方实力派中上层人物中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1933年，他从冷寅东处获得搜捕地下党的黑名单，当即多方设法通知黑名单上的同志转移，为保护革命力量作了很大努力。

在这期间，车耀先还在基督教会、“世界语学会”、“注音符号促进会”等社会团体中积极活动，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在担任“注音符号促进会”常务理事时，于1935年出版了《语言》杂志，亲自撰写了许多宣传汉字改革的文章，还设计了一套成都话拼音方案。他使用注音符号教“努力餐“馆的工友们识字读书，并通过学术性文章来传播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思想。如他在《实施民众教育的两个先决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扫除文盲方案》便一钱不值。而人民的吃饭问题，在国内外重重压迫的现实情况之下，是没有解决可能的。

1934年以后，车耀先在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省立女师校任“国音”（注音符号）教员；还主办了几期以小学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注音符号传习班”，通过讲课和课后谈话，给学生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启发了不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的许多人成了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有的后来还成了党的优秀干部。

1940年3初，国民党特务制造“抢米事件”，然后栽赃造谣说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3月18日，借此逮捕了车耀先、罗世文等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反动派将车耀先和罗世文等人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长达6年。在狱中，敌人对车耀先进行酷刑和许以高官厚禄的利诱，车耀先始终不屈服。他把监狱作为一个特殊战场，同其他难友一起，建立了狱中党支部，组织领导监狱中的党员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要求蒋介石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等共产党员，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拒不释放，并将他们转移到重庆渣滓洞监狱。1946年8月18日，国民党反动派将车耀先和罗世文一起杀害，并毁尸灭迹。车耀先以宝贵的生命实现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

在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关押期间，亲笔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一部尚未完成的《自传》。

车耀先在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为不暴露身份，车耀先以自己素日喜爱烹饪之特长，他先后以老板的身份在成都的牌坊巷开了“新的面店”，人民公园大门左侧开了“庶几饭店”，1929年又在三桥南街开了“努力餐”。为满足低收入的广大劳动者，“努力餐”专门设有低价的套菜、合菜，价廉物美的大包、大饺等。车耀先把餐馆命名为“努力餐”，意思是“为解决劳苦大众吃饭问题而努力不懈”。 车耀先曾在餐馆楼上雅座的壁上写过一幅意义深长的题词：“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 车耀先常对厨师说：“庶民百姓到我们这里来进餐，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吃好，做到物美价廉。”因此“努力餐馆” 在烹制名贵川菜的同时还天天按时出售大肉蒸饺和大众蒸碗饭。每天一开门，人力车工人、报童、学生、城市贫民来吃大众蒸饭和大肉蒸饺的人络绎不绝。除了为广大贫苦劳动者提供饮食外，“努力餐” 为解决一些革命者吃饭有困难的，只要来人说出：“来一菜一汤”的暗号，餐馆就可免费供应。

车耀先以经营“努力餐”饭店为掩护，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特别小组，从事兵运工作，后任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利用同乡关系进入军阀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发展党组织，参与策划1930年“广汉暴动”，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凭借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影响，联络川军内部和各方面的民主进步人士，宣传鼓励军人、青年学生和广大的民众，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5月9日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五九”国耻群众大会，车耀先怒斥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反动军阀封闭会场，在群众掩护下，车耀先脱险，转移上海。半年后回到成都，与党失去联系。车耀先利用担任第二十四军、第二十八军上校参谋、副官长等职，及刘文辉组织的“互助总社”秘书长等职进行社会活动，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了解收集情况。1934年车耀先任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期间，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帮助青年学生走革命道路，投身革命斗争。

车耀先在饭店经营管理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管理经验和独特的作风。他招收贫穷人家的青年子弟来店学徒，白天忙完饭店的活计，晚上关闭店门，车耀先给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上文化课，教他们念书写字，讲革命故事，讲斗争史等，饭店成了传授革命道理的红色学堂。

车耀先本着自己命名“努力餐”的宗旨，为解决劳苦大众的吃饭问题，烹制适合大众化口味的名菜，创造自己的特色，做到物美价廉，切实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它的主要特色饭菜是“大肉蒸饺”、“大众蒸饭碗”、“国合什锦”、“白汁鱼”等，每天一开店，黄包车夫、学生、报童、平民争相来吃。车耀先把它们称为“革命饭”，并书写条幅“要吃革命饭，就到‘努力餐’”贴在墙上进行广泛宣传。凡来店就餐者，不论妇孺老幼，车耀先遵循自己书写的作为饭店的座右铭，都要虚心听取意见，询问请教，不足之处，随时更改。凡听说谁家餐馆出了名菜佳肴，马上派出厨师品尝，花钱学习。回来后，博采众长，对菜肴加以改进，烹炒调制进而推广。他常鼓励员工们要把“努力餐”办成闻名全川的餐馆。车耀先以他的革命精神，用他勤劳的双手和智慧，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诚信重义的美德，赢得了四方宾客，“努力餐”越办越红火，名噪蓉城。不论土生土长的巴蜀人，还是逃难在川的晋陕豫鲁北方人、江浙两广人，都喜欢光临品尝。

“努力餐”不仅为革命活动筹集了资金，而且成为共产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站和上层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南来北往的秘密工作者常出入其间。当时在川的中共领导人吴玉章、邓颖超等，曾到餐厅楼上开会，车耀先并宴请沙千里、史良等。车耀先和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等同志经常在楼上隐蔽的小屋内聚会，分析研究革命形势，商讨斗争策略，领导全川的革命运动。饭店的员工在车耀先革命思想的教育下，在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下，成长为革命交通员。“革命饭”、“努力餐”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曾有特务问车耀先：“车先生，为啥子你把餐馆叫下‘努力餐’，为啥子你卖‘革命饭’？”车耀先坦然一笑，答到：“有啥子稀罕哟，孙中山先生讲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嘛！”一句话，弄得特务瞠目结舌，无话应答。

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车耀先遵照党的指示，于1937年1月开始，相继创办了《大声周刊》、《图存》、《大生》、《语言月刊》等刊物，宣传抗日民主进步的思想和主张。《大声周刊》等刊物的编辑地点就在“努力餐”，车耀先任《大声周刊》社长，用笔名撰写社论与述评，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揭露亲日派阴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抗战爆发后，车耀先任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之一，他坚持《大声周刊》的出版，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帮助不少青年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前线。

1937年12月，车耀先经党中央批准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由省工委负责人罗世文直接单线联系。他协助罗世文在地方上层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四川地方军界人士支持抗战。不久，车耀先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进行抗日统战工作。1939年冬，他积极参加成都的促进宪政运动，争取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在车耀先做地下工作期间，他的两个女儿车崇英、车毅英姐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协助车耀先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车耀先家很穷，两岁时，母亲就给他订了门娃娃亲。14岁时，车耀先到邻近的崇庆县城“益盛荣”商店当学徒，由于家贫，父亲外出做生意一去不归，家里只有孤儿寡母，无力迎娶女方，娃娃婚约便终止了。 车耀先在“益盛荣”商店当了3年学徒，这期间他认识了街对门的黄三姑娘。她生于1897年，家境贫寒，父亲外出做生意不归，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只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三人靠开个杂货店，卖酒、甘蔗，扎纸花，做冥银来谋生。

黄三姑娘人长得白净，端庄贤淑，心灵手巧。车耀先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当学徒的几年中与黄三姑娘仅有两次近距离接触，一次是车耀先晚上去替师傅打酒，一次是她找车耀先帮忙结账。但由于双方的腼腆，两人几乎没有交流。目光相碰就慌忙移开。

可他俩的心事被师娘看出来了，请师奶出面提亲。车耀先心头十分愿意，但他一想到自己的学徒处境和家里的情况，怕辜负了黄三姑娘，便推说要先禀报母亲，把这事拖下来了。

没多久，车耀先就离开了“益盛荣”，参了军，但他也常常想起黄三姑娘，后听人说她已和一烟贩之子订聘，便将感情深埋在心里。在战场上，在推翻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他出生入死作战英勇，屡建战功，很快地就由二等兵迭次被提升为连长了。捷报传到家乡，母亲非常高兴，更急于想让他成家。当她知道儿子曾对黄三姑娘有意时，就亲自登门拜访求婚。

此时的黄三姑娘因烟贩之子无力迎娶也还待字闺中，就一口答应了。车耀先喜出望外，立即写信告知相思之情，并说不久部队换防到成都，就立刻接她到成都来完婚。

车耀先后来在狱中写了一篇自传，把他与黄三姑娘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作了回忆，并写了一首诗，颇令人回味：“女儿对门居，相见不相语；美目频盼兮，痴心愈皇矣；频频倩目迎，默默知心许；羞为厨下妻，愿作梦中侣；赖人长相思，寝室不能已。”

车耀先与黄三姑娘于1918年冬结婚。那时的女子，一般都是有姓无名的，还要裹小脚。车耀先认为夫妻间是平等的，女子也应该有自己的名字，于是替妻子取名为车黄体先，还坚决支持她放了脚，解除了裹脚之苦。黄三姑娘没读过书，车耀先就送她进妇女学习班学了一年多的文化。

他们刚结婚不久，车耀先就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头骨被打碎了一大块，当时查战场的人都认为车耀先已被打死了，就脱下他的衣服，把他推放在一个弹坑里，想把他就地掩埋了。车耀先在弹坑里昏迷了一天一夜，竟苏醒过来，被一个好心的农民发现，把他救了起来。由于车耀先伤势过重，子弹穿过颅骨，弹片潜入脑膜，又感染了破伤风，每天高烧不止，不省人事，生命危在旦夕。面对突来的灾难和垂危的车耀先，黄三姑娘日夜守候着丈夫，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为丈夫端水拿药，煮稀饭等，直到车耀先脱离危险。

车耀先把妻子带到军中。此时的黄三姑娘已为连长太太，但她心地善良，又非常勤劳，常常为士兵缝洗衣物，还为伤员熬汤煎药，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士兵们都喜欢她，称她为“好心的车娘娘。”

在后来坎坷的岁月中，黄三姑娘的确能体念丈夫的抱负和心志。他们志同道合相亲相爱，家庭和谐幸福。

后来黄三姑娘连续为车耀先生下四个女儿。婆婆不高兴了，要儿子娶妾，为车家延续香火。车耀先向来都是顺从母亲的。这次却坚决拒绝。黄三姑娘一生为车生下8个儿女，养活的有3个女儿两个儿子。她关注儿女们的文化学习，还陪儿女一起读书，孩子们有时成了她的老师，教她识字。通过学习，黄三姑娘后来可以读报纸和看简单的小说了。

车耀先在这里度过了紧张而又峥嵘的十余年岁月，他更多的是从事革命斗争活动，而 “努力餐”的实际业务经营工作就落在了妻子身上。黄三姑娘从繁杂的事务，到清洗碗筷等劳动，直至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她都要亲自动手过目，做到心中有数。

车耀先每天在外忙于爱国救亡，办刊办报，只有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夫妇俩才能相聚一会儿。黄三姑娘会给丈夫准备几个小菜，一碟花生米，一盘豆腐干，一碟辣椒面什么的，还来一二两白酒，夫妻俩小酌几杯。吃饭的时候，黄三姑娘向车耀先说餐厅当天经营的情况，车耀先向妻子说一说当天在外用了多少钱，这是他们互相报账的习惯。黄三姑娘记性特好，她不会写字，但她经手过的账目全都一清二楚。丈夫总是说你不用给我报账了。“这怎么行？”黄三姑娘说：一个女人家，万一把生意做垮了，我还说不清，每次说一下，你心头有个数。

当丈夫说自己在外用了多少钱的时候，黄三姑娘总是说：“你不用报账，一个男人家，哪能不用点钱，我知道你爱读书，到了书店，看到想要的书，没钱怎么行。”说完总问丈夫还有没有钱，总要想方设法塞几个大洋给丈夫。他们这种开诚布公，互相信任的做法，至今被儿女们作为美谈。

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车耀先在一天晚上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抓走。黄三姑娘四处奔走，打听丈夫的下落。几经转折，才从一个熟人那里听到丈夫留下“大概一时回不来了，请把儿女们照看好”的口信。

黄三姑娘在极度悲痛中，坚强地支撑着丈夫创办的“努力餐”，使其继续经营下去。她既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又要多方筹集学费让几个孩子继续上学念书。在丈夫被抓走的岁月里，她每天早晨都要把丈夫住过的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如同车耀先在家时一样。黄三姑娘对丈夫的每一件东西都充满了深情，对丈夫的书籍特别爱护。当时日机随时都可能轰炸成都，黄三姑娘特地让人把这些书转移到乡下妥为保管。

1946年黄三姑娘收到车耀先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让人转来的，狱中花了六年撰写的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一部尚未完成的《自传》手稿。黄三姑娘视为珍宝，一直精心地收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转交四川省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黄三姑娘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丈夫是共产党员，但她支持丈夫以及同丈夫有来往的人，一直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保持亲密来往，义不容辞地为他们代买大米、棉纱等实物储存起来，使党的经费不因钱币的贬值而受到损失。不少进步青年在她家聚集，举办读书会、郊游等活动，黄三姑娘都积极支持。

1950年2月，黄三姑娘才明确知道丈夫在重庆壮烈牺牲的消息，她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由于长期对丈夫的思念和过度的劳累，身体极度虚弱，不幸患上了食道癌。

当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来看她，提出今后国家按月给她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时，却被黄三姑娘婉言谢绝了。她说：“感谢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我们一家人能自食其力。”并把车耀先创建、自己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努力餐”交了出来，另外购买了两间铺面经营小生意，维持生活。

黄三姑娘把五个儿女都培养成人，参加了革命工作。1954年，她病情恶化，与世长辞，时年58岁。儿女们把她和车耀先烈士的骨灰合葬在她的家乡崇庆县。这一对恩爱夫妻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