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璞田（1904~1928.1.19），又名绍卿、田河，字瑾涵，号赤生，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曾任北伐军第六军政治指导员。

1904年，辛璞田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

1918年，辛璞田高小毕业，考入直隶(今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

1919年，辛璞田被选为学生代表，投入天津学联和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顺直省团委会委员兼天津团委会委员。

1925年3月16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团改组后辛璞田等人被选为委员。同年，参与组织领导天津海员罢工和纱厂工人罢工，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和国民军进驻天津。

1926年，赴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北伐。北伐初期中共北方区委和顺直省派辛璞田赴广州工作，担任北伐军第六军政治指导员，后转战于江西，参加收复南昌的战役。

1927年5月3日，辛璞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延庆县32村农民举行起义。

1927年冬，辛璞田赴北平汇报工作，不幸被捕。

1928年1月19日上午11时，辛璞田在天桥刑场遇害，年仅25岁。

1903年，辛璞田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马家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经济困难，1918年在安新县高小毕业后，无力继续读书。父亲本想让他务农，但辛璞田求学心切，坚持设法深造。当年夏天，搭本村船赴天津，考入直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其为人诚恳，性情刚毅豪迈，喜谈论，有辩才，学习认真，生活俭朴，受到同学们爱戴，选他为本班班长。

1919年5月4日，中国国内掀起爱国运动。天津各学校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中，纷纷成立学生会。直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辛璞田的鼓动下，也成立学生会。辛璞田被选为学生代表，出席天津学生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积极地参加天津学联和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和于方舟、安毓文、郭隆真、邓颖超、马千里等在天津各个角落，鼓励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同胞，团结一致，对卖国贼展开激烈斗争。同年5月7日，天津爱国青年举行第一次示威大游行，辛璞田在爱国群众行列中带头高呼口号。8月，于方舟因作爱国演说，被天津警察厅逮捕。辛璞田即会同安毓文等赴各校进行访问，安慰同学，说明警察厅逮捕爱国学生是野蛮无理的举动。两个星期后，于方舟被释放，辛璞田在第一师范举办欢迎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辛璞田组织第一师范爱国演说队，还编印第一师范校刊。校刊的副刊取名“新开河”。校刊的主要内容是声讨大总统徐世昌和誓死夺回青岛、反对卖国二十一条。辛璞田取自己的名字和校刊副刊名字的最后一字为笔名“田河”，写了很多进步文章。

1919年末，于方舟等在天津成立“新生社”，辛璞田积极地参加这一组织的活动。1920年初，学生运动进入高潮，对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展开更激烈的斗争。示威、游行、请愿、演说，连续不断。天津各教会学校和帝国主义在津设立的洋行百般阻挠。于方舟、安毓文、辛璞田等就组织了爱国团体——非基督教大同盟，辛璞田被推选为执行委员。这一团体的活动，对教会学校的学生和洋行里的职工起了革命号角的作用。在各教会学校和外国洋行里都发展建立非基督教大同盟的支部。当时的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千方百计阻止学生参加爱国活动，经过在该校建立非基督教大同盟支部，辛璞田亲自参加开会，进行鼓舞，使全体爱国学生走出教室，投入爱国运动的行列。

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1月29日，天津学生代表周恩来、于方舟和各界代表马千里、李散人等十五人，先后被直隶省长曹锟、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逮捕，辛璞田对反动人员展开猛烈的口诛笔伐。傍晚，他将第一师范两块铅写版和两架油印机搬到宿舍，组织进步同学赶制大批标语、传单，并亲自带队外出散发。为了使更多的人看到标语、传单，辛璞田不顾警察干涉，站到邮筒上或爬到电线杆上。辛璞田是个演说的能手。他经常在锅店街、针市街一带，对着经营日货的商店讲演，号召他们抵制日货。每次街头演说，观众极为众多。辛璞田演说的声音洪亮，出言用句动人，特别是讲到卖国贼的罪行的时候，有时激动得痛哭流涕，更使人感动。在一家经营日纱最大的商店门前演说，持续三天，使这家商店深受感动，封存日纱。

1920年，于方舟在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上，倡议成立“救国十人团”和天津“救国跪哭团”，辛璞田积极响应，并将他领导的演说队改为“跪哭团”。同年还积极参加于方舟在南开中学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辛璞田经江著源、李永声、于方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两个地下机关：一为顺直省团委会，一为天津团委会。辛璞田在党的指示下，任顺直省团委会委员和天津团委会委员，积极从事党团的组织活动。天津河北各校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预定在法政学校召开，会前发现学校门前有军警探视，必须变更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当时，大雨倾盆，辛璞田为了大家的安全，冒雨奔赴各校一一通知。

1925年夏，中共顺直省委在上级党的指示下，为发动全省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并且计划使津海、保定、大名三个道的各县农运工作巩固地联系起来。由于军阀混战，津浦、京汉两条铁路大军云集，兵匪不分，交通困难，中共北方区和顺直省委决定，在安新县端村（位于白洋淀地带）召开大会。辛璞田受党委派前往参加并主持大会。在会上，他布置农运工作和党、团的活动计划，通过这次大会使津海、保定、大名等道的农运工作，迅速掀起高潮。同年夏，中共顺直省委在上级党的指示下，为发动全省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并且计划使津海、保定、大名三个道的各县农运工作巩固地联系起来。

1926年北伐军兴起之前，中共北方区赵士炎和顺直省委决定，派辛璞田赴广州工作，后担任北伐军第六军政治指导员，转战于江西省，参加收复南昌的战役。1926年冬，北方革命工作骤然紧张，需人很急，辛璞田被调回省。中共北方区以特派员名义派他到内蒙主持军运并管辖直线口北十县（宣化、赤城、万全、龙关、怀安、怀来、延庆、阳原、蔚县、涿鹿）的农运工作。奉系军阀成立旗产官产清理处，要将旗地（清朝跑马占圈霸占农民的土地）变为“民地”，每亩要款数元或十数元。从1926年8月到1927年7月，一年时间奉系军阀在清理旗产旗地的花招之下，欺诈人民血汗二百多万元（银元），农民苦不堪言。辛璞田在党的领导下，以延庆县为中心进行活动。

1927年5月3日，辛璞田组织延庆县三十二村六千贫苦农民举行起义。黎明前，以三千人到距县城一、二里的地方设埋伏；另三千人在城外向城内敌人示威。示威队伍高呼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并且当场将事先抓来的旗地清理处六个催款委员处理，以此引诱保安队出城。县官将城门紧闭，派人登城向农民假意劝解，企图拖延时日，历时一天一夜没有结果。第二天清晨，辛璞田率全体起义农民，将县城团团围住。广大贫苦农民都纷纷卷入，县官唐玉书被迫出面声明：凡未征款的旗地一律缓征缓办。除口头答复外，并出文具结，张贴布告。农民起义获得胜利。

辛璞田积极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敌人对他怀恨在心。1927年底，辛璞田赴北平向北方区汇报工作，到一交通机关接头。不料这个交通机关已被破坏，并且设立“陷阱”，布置便衣警察将辛璞田逮捕，压解往警察厅。

陈兴亚想要从辛璞田的口中获得共产党的机密，便亲自审讯。在审讯时，辛璞田情绪激昂，严词抗议。陈兴亚无奈，只得将他解往奉系军阀“大元帅府”军事部处理。军事总长何丰林命陆军裁判处处长严文海审问。辛璞田坚贞不屈，痛斥奉系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大骂严文海无耻，充当狗腿子。何丰林亲自审问辛璞田，为壮大声势，大设军鼓军号，卫兵、马匹数百人，全副武装，排列左右，严阵以待。辛璞田神态凛然，从容不迫，进入法庭便破口大骂：“奉系军阀，纵兵卖国，搜刮民脂民膏，官贪吏虐，祸国殃民，罪恶深重……”骂得何丰林张口结舌，后对辛璞田施以毒刑。辛璞田被打得皮开肉绽，仍誓死不屈。敌人一无所得。

1928年1月19日上午11时，敌人将辛璞田枪杀于天桥刑场，享年二十七岁。

辛璞田生前曾在《日新刊》上写过这样一句话：劳动即是生活，牺牲即是精神，流血是为社会上留下痕迹。

以热血和生命铸就革命理想，辛璞田短暂的一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儿女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永远闪光的“痕迹”。（《红色印记·雄安》第四集：革命先驱传播革命理想的故事：辛璞田烈士祠）

“璞田毕生革命为党，为民族，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顽强坚定，不屈不移，成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前进的榜样。”（中共冀中党委副书记金城评）

1948年，辛璞田烈士牺牲20年后，中共冀中党委副书记金城为其修墓、撰文、修建辛璞田烈士纪念碑。。

1996年3月，中共安新县委、县政府为辛璞田烈士重修烈士祠，以弘扬烈士功绩，教育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