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廖道士序》是唐代文学家韩愈所写的一篇序。韩愈毕生反道，此文则偏送道士。文章先竭力渲染衡山、郴州形胜神灵，必有魁奇之民生焉；最后则婉言其无，否定了廖道士。全文变幻莫测，文境奇绝。

送廖道士序

五岳于中州1，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而大者以百数2，独衡为最。最远而独为宗3，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4，山益峻，水清而益驶5。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6，郴之为州7，在岭之上，测其高下得三之二焉8。中州清淑之气9，于是焉穷10。气之所穷，盛而不过11，必蜿嬗扶舆，磅礴而郁积12。衡山之神既灵，而郴之为州，又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蜒扶舆磅礴而郁积。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13，白金丹砂石英钟乳桔柚之包14，竹箭之美15，千寻之名材16，不能独当也17。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间18，而吾未见也。其无乃迷惑溺浚于老佛之学19，而不出耶20？

廖师郴民21而学于衡山，气专而容寂22，多艺而善游，岂吾所谓魁奇而迷溺者邪23？廖师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于游24。访之而不吾告25，何也？于其别，申以问之26。

五岳对于中州地区来说，衡山相距最远。南方巍然高大的山岭数以百计，而惟独以衡山为首。距中州最远而又独为宗主，衡山之神必然灵验。衡山以南八九百里之地，其地势越来越高，山越来越峻峭，河水愈加清澈而水流愈加疾速。其中最高而横绝南北的山是五岭。郴州作为一个州，在五岭之上，估测郴州的地势约在五岭高度的三分之二处。中原地区的清和之气，穷尽于郴州。清淑之气的穷尽之地，气盛而不能逾五岭而过，必然会盘旋升腾、磅礴而积聚。衡山之神十分灵验，而郴州作为一个州，又正处于中原清淑之气盘旋升腾、磅礴积聚之处，其地水土之所生，神异之气之所感应，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及橘子、柚子的果实，竹林之荚，高大的名贵木材，必然不可能独自承受。我臆测必定有奇异杰出、忠诚信实、才德兼备之人生于其间，而我又未见到。他难道是不辨是非，沉溺于老、佛之学而不肯出仕吗？

廖道士是郴州人士，而从学于衡山，主观精神专一、容貌安详闲静，多才多艺而又善于交游，他难道就是我所说的杰出而沉迷于老、佛之学而不肯出仕的人吗？ 廖道士极善于了解人，如果这种人不是他自己，那就必定在他所交游的人当中。但我曾问他，他却不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呢？在他即将离别之际，我以此再次相问。

贞元二十年（804）韩愈被贬为阳山令。第二年春天遇赦。夏秋之际离开阳山至郴州待命。等到江陵法曹的任命下达以后，即由郴州赴江陵，途经衡山。这个廖道士大概就是在此期间攀识韩愈的。由于信仰不同，交情自然不深，但于分别时，对方求赠一序，于是写下了这篇序。

中国历来有“地灵人杰”的说法。文章即从这里开手，由衡山、郴州的灵秀山川引入魁奇之民。作者用描述的手法，先把衡山、郴州的形势鸟瞰一番。写衡山，从它的“最远而独为宗”，推断“其神必灵”；写郴州，突出它是“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的所在，其气必盛，并且连用“蜿嬗”“扶舆”“磅礴”三个词语极力形容它那盛气郁积的样子。“地灵”必有“人杰”，这在作者头脑里只是个简单的条件关系，但在表现上却有了变化。当写到“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时，作者没有马上引出“魁奇之民”，而是从中横插一笔，历数这一带名贵的物产。这些物产，都孕育于神秀的山川。但作者还认为它们“不能独当”，意思是这里山川神秀，除了孕育名贵的物产外，还必然孕育出奇的人物。经过这番腾挪，下面“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就掷地作金石声，稳稳实实了。文章至此，由山川物产引入了“魁奇之民”，但“魁奇之民”是谁，廖道士看到这里，一定喜形于色，以为非己莫属了。可是文章发生了奇变，“吾又未见也”一笔飓开，把即将落到廖道士头上的美名吹走了，落得他空喜一场。然而作者又不让他过于扫兴，忽然提出“其无乃迷惑溺没于老佛之学而不出邪”的疑问，使廖道士又产生一线希望。如此反复，奇幻莫测。

第二段提笔写廖道士，文意上紧承前段末尾提出的疑问。“郴民”、“学于衡山”，回应文章开头的描述，似乎说廖道士兼得衡山之“神”，郴州之“气”，是个奇才。“气专而容寂”，“多艺而善游”，似乎是夸赞廖道士的品质和才能。廖道士读到这里，一定又欣欣然以为“魁奇之民”非己莫属了。可是作者仍不作肯定。“岂吾所谓魁奇而迷溺者邪”一句，语气疑惑不定，令廖道士忐忑不安。

经过一番纠缠，“魁奇之民”的美名究竟属不属于廖道士，在这里作者不能不说破了，可是他说得很狡狯。“廖师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与游，访之而不吾告，何也？”这是说，廖师您善游，交结很广，又有知人之鉴。这“魁奇之民”如果不是您自己，那必定在您所交游的人中间。可是您拜访我时，却不告诉我谁是“魁奇之民”，作者先用疑惑不定的语气，将廖道士是否“魁奇之民”轻轻带过。接着借打听“魁奇之民”是谁，暗含廖道士与这一美名毫不相干。廖道士读到这里，一定大失所望，啼笑皆非。

全篇只就“魁奇之民”翻弄成文，几回说廖道士似乎是，又似乎不是，最后还是把他说得与“魁奇”了无干涉。这样写是有用意的。韩愈“攘斥佛老”，有时是连同其人其技一概加以贬抑的。如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对颇有名气的高闲的书法大加奚落，就因为高闲是个僧人。而韩愈认为，僧人心地淡泊，无勇决之气，是学不好书法的。在这篇文章中，他抓住“魁奇之民”作文章，矛头是指向道教的。因为道教讲究胎息、房中、内外丹等修炼之术，通过修炼，使容貌魁伟，肉色光美，力气过人，有仙风道骨。韩愈就偏说廖道士尽管得山川之神气，却因迷溺于道教，终究与“魁奇”无缘，以表达他对道教的否定。当然，这样否定，难免有些偏颇，但作者是用心良苦的。

近代文学家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此在事实上则谓之骗人，而在文字中当谓之幻境。昌黎一生忠骰，而为文乃狡狯如是，令人莫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792年）进士。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其诗力求新奇，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