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赞（1542-1599），字汝德，号定宇，南昌新建人，明代理学家、教育名士。少好读书，与张元忭从王畿游、传良知之学。隆庆五年（157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右中允、国子监司业、南京国子监祭酒，至吏部侍郎。登第20余年，在官仅满一考(6年)。退居西山，在罗溪书院讲学达三十年之久，私淑王守仁弟子。谥曰文洁。有《定宇先生文集》、《定宇制义》（一名《定宇制义稿》）、《文洁集》等。

邓以赞（1542-1599），字定宇（一作字汝德），南昌新建人。少与张元忭从王畿游、传良知之学。隆庆五年（公元一五七一年）进士，授编修。张居正柄国，以赞时有匡谏，不纳，移疾归。起为中允，至中途，复以念母返。再起为南京祭洒，至吏部右侍郎。疏请建太子，且力斥三王故封之非，不报。居母丧，不胜哀而卒，谥曰文洁。以赞著有《文洁集》四卷。

邓以赞生有异质，又好读书，是一位有志于学问的人。以赞少时随父亲邓俨游，每次见到父亲与人谈论学问，他就“牵衣尾之”参与进来，有时发出惊人的高见，像个名儒，真是少年奇才。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邓以赞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之职。万历年间，权相张居正把持朝事，俨若朝中无人，邓以赞时有匡正之言，“居正弗善也”。邓以赞无意仕途，不久即称疾归，复又补原官，旋即引退，诏起，至中途，他又以念母返，再起为南京祭酒，擢礼部右侍郎，复转吏部。邓以赞登第20余年，在官仅满一考(6年)。

邓以赞幼时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从小就接触到理学一些深奥的问题。一次他父亲和姑父谈论到为学之道，他姑父说：“如今世上没有个怕人的人”，邓以赞肃容拱之，姑父问他：“我此言可听么?”邓以赞即对答：“至哉言也。”怕人，不仅仅是畏祸更是足以尽学问之道，怕人即是谨独，曾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也就是这个意思。能怕人则威武不屈，后来邓以赞解试第一，“在京博一第”，他父亲写信给他：周公之所以成为大圣人，那是他不骄横；齐桓公失在一言，而诸侯多纷起叛乱，以此告诫他为人为学之道。

以赞为王守仁之后学，“澄神内照，洞彻性灵”，对阳明先生的学说多有发明。他说“学问须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圣人不做他”，所言骇世之听。

邓以赞有子邓履圆，字芳竹，由荫补官，初授南京刑部照磨，除常州别驾。复迁南京刑部主政，辞世于任上。邓履圆秉承家学，“询询儒者”，精通《左传》。

邓以赞，字汝德，号定宇，南昌新建人。隆庆辛未会试第一。选庶吉士，历官编修，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余年，受俸仅六年。以国本两上公疏。先生澄神内照，洞彻性灵。与龙溪言：“学问须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圣人也不做他。”阳和谓：“所言骇世人之听。”先生曰：“毕竟天地也多动了一下，此是不向如来行处行手段。”而先生记中删此数语，亦虑其太露宗风乎？谓“阳明知是知非为良知，特是权论。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发而有是有非，吾从而知之谓之照，无是无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谓之知是知非，则是知之体也。犹之好好色，恶恶臭，好恶之体，何尝落於色臭哉！”在阳明实非权论，后来学者多在用处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堕其义，不可谓非药石也。先生私淑阳明之门人，龙溪、阳和其最也。

他认为，心之本体，“在顺其初者”。所谓“初者”，指万虑俱忘之时，心“突然感之”、“突然应之”之时，此乃“纯乎天理者”如果意气、意念动，其他思虑随之即起，则皆非其“初”。如，对故亲，如果谓其当爱而加之以意念，则否；对尊长，如果谓其当敬而加之以意念，则否；对死亡，守死为是，争死则末是；对财富，专财为非，散财亦非。如果富贵而愈益谦恭则与傲慢相同；如果酒醉而愈加庄敬则与昏乱相同。原因就在于以“徇外之心为人之心”，不是心之本体，不是心之初，而是随意念继起或并起者；是有意而为，而非心之初万虑惧忘的自然状态。所以，他提出：“此心之原，不堕方体，不落计较，□然而往，□然而来，见其前而不见其后，知其一而不知其两，如此而已矣。此则所谓初者也。”（《明儒学案》）

他对主静说提出异议，反对将“心”与“静”等同视之，认为静是用来管摄心而本身非心；用以求性而本身非性。心性在目为视，在耳为听，在手足为持行，无往而不在，而不在其必静，故古之圣贤于恻隐处验其端，于知能处观其良，只是直观其体而已。因为心之“初”是万虑俱忘的状态，故性也是不思不勉，此对天而言；而意则有识有知，此对人而言。对于求“觉”者，果不落于思勉，即使是“推求寻达”皆性；倘求“觉”者未离于知识，即使是“灵心绝待”也皆是意。既然心、性之本体不思不勉，故“良知”亦无是无非。以赞认为，王守仁所以提出知是知非为良知。乃是权变之论。良知本无是非，所谓“知”者，不过是良知的光照，今不直指人之月与镜，而使人只观其光，则愈求愈远。意谓当破除知识的蔽障，直窥良知的无是无非的本体。因而邓以赞强调学问只是“向内”，求其自得。他指出：“学问从身心上寻求，纵千差万错，走来走去，及至水穷山尽终要到这路上来”，“不论朝市山林，皆须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头终不得力”（《明儒学案》）。

《大学》之为心性也，静所以摄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为视，在耳为听，在手足为持行，安往而不存焉？恶在其必静也？故古之圣贤，於恻隐而验其端，於知能而观其良，要以直参其体而已。

吾人耳目口鼻虽是个人，还有个生意贯洽於其间。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才成得。如心不在，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味，则不成矣。

天地间皆《易》，即所见天风木叶鸟声，无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动，即落一爻。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着，即是过处。

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内，如眼能视，耳能听，手足能持行，这是什么？就有个天性。在圣人之践形，全得这个，视听言动，以理自然，声为律，身为度，耳成个耳，目成个目，手足成个手足。贤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内，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

用之则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则藏，退藏于密也。夫子在鲁国一用，便干出许多大行事出来。颜子居陋巷，岂止藏他一身？将生平所学尽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个圣人，即求他言语文字之粗，了不可得，何曾识得此中之深深？此是圣人最妙处。

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论好丑，尽皆宣泄，有是不能泯灭处。

制以方矩，至极方处就是巧；制圆以规，至极圆处亦是巧。方圆之上更复可加，就非规矩。

学问从身心上寻求，纵千差万错，走来走去，及至水穷山尽，终要到这路上来。

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间。人呼我应，人施我答，遇渴即饮，遇饥即食便是。若於此中起半点思维计较，牵强装饰，即谓之罔。

人之气不要他用事，凡从性上发出的便中和，从气上起的便乖戾。

居家处事，有不慊意处，只求本体常真，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诚相处。

不占而已，占非是卜筮，拟议在我，吉凶亦在我。《易》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凡举动言语进退，不妨慢些。

学问只在向内，不论朝市山林，皆须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头终不得力。

老子曰：“恍惚有物，窈冥有精。”即今如我身中，所谓物与精者何也？盖尝求之，庶几有似，而近见则又异矣。以为有聚则有散也，有生则有灭也，有天地则有混沌也，故不欲别凡圣，不欲拣是非，不欲忻寂，不欲厌动。常自笑曰：“吾无聚，胡散？吾无生，胡死？吾无天地，胡混沌？”然则此愈难矣。

论心者皆曰：“须识其本体。”余谓心之本体，在顺其初者也。初者，万虑俱忘之时也。突然感之，卒然应之，则纯乎天者也。意气一动，而二三之念则继乎后。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与三已并出其间，继与并皆非初也。故亲，我爱也，谓当爱而加之意则否；长，吾敬也，谓当敬而加之意则否。守死是也，争死未是；专财非也，散财亦非。贵而益谦与傲同，醉而益恭与乱同。何也？徇外之心，为人之心也，所谓继与并者也。此心之原，不堕方体，不落计较，翛然而往，倏然而来，见其前而不见其后，知其一而不知其两，如此而已矣。此则所谓初者也。

心者，天之所以与我，何以与之？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何以异之？胡为而能喜？胡为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敛？人皆曰：“莫为而为，莫致而致”，夫天地之运，日夜不息，岂诚无以主张是也。

夫性者，不思不勉，天之谓也；意者，有识有知，人之谓也。彼其求觉者，果不落於思勉，则毋论观也，即推求寻达皆性也。何则？分别亦非意也，似不得独以观为性也。倘其求觉者，或未离於知识，则毋论察也，即灵心绝待皆意也。何则？圣谛亦阶级也，似不得独以察为意也。盖观察皆方便之门，但可以止儿啼，不问何叶也。性意即天人之分，即有以似楮叶，必非真楮也，故以为诸君不必辨观察，而但在辨性意也。（《答张阳和》）

古之哲人，置心一处，然率以数十年而解，其难也如是。藉以生灭之心，猥希妙悟，谁诳乎？（《与吴安节》）

后不省方，商旅不行。省方主於察，所谓意见是也；商旅主於求，所谓畔援是也。《与徐鲁源》

非悟无念，则未知今念之多危。非见天心，则未知物则之有自。源清而后流洁，心寂而后感神。（《与许敬庵》）

阳明先生以知是知非为良知，权论耳。夫良知何是何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与镜，而使观其光，愈求愈远矣。且及其是非并出而后致，是大不致也。

直心而动，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不然，犹藏也。我辈择地而蹈，讵不自谓躬行，予尝度之，犹然在誉毁之间，假饶一规一矩，曾何当於本心！（以上《秋游记》）

为官清正，同里陈道亨、衷贞吉亦官南都，人号“江右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