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植仪（1888-1957），字槐庭，广东省东莞县人，著名农业教育家，土壤学家。20年代初，参与筹建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长期担任两校教授、农学院院长、教务长之职。1930年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率先在广东开展分县土壤调查。1935年创建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为当时国内唯一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同年与彭家元合著《土壤学》。为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植仪，字槐庭，广东省东莞人。邓植仪青少年时期，我国正处于历史更替，社会变革的大动荡年代，民族灾难深重。他目睹了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自耕不能自食，自织不能自衣，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贫穷饥饿，苦不堪言，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对此他感到万分忧虑，从而萌生了“教育救国”、“振兴农业”的思想，坚定地选择了爱农、学农、振兴中华农业的道路，毅然担负起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任，并为之艰苦奋斗终生。

1888年6月11日　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

1909—1914年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后转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土壤学，获硕士学位，邓植仪冲破轻视学农的世俗观念，自费赴美学习农业科学。初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半年后转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土壤学，1914年获硕士学位。在威斯康星州农事试验场从事短期土壤研究工作后，同年返回祖国。自此，他一直工作在教育和农业部门，为发展我国农业教育和土壤科研事业辛勤奋斗了40多个春秋，作出了卓越贡献。

1914—1920年　历任长沙高等工业学校教员、中央农事试验场技师、江苏高等师范农专科教员。

1920—1923年　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1924—1926年　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教授、院长。

1927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1927—1929年　任广西实业院院长、农务局副局长。

1929—1940年　任中山大学教授、教务长、农学院院长、研究院土壤学部主任、广东土壤调查所所长。

1941年　任农林部技监。

1942—1949年　任中山大学教授、教务长、农学院院长。

1950—1957年　任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1957年　任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7年10月18日，年近古稀的邓植仪正在华南农科所研究室召集有关科研人员聚精会神地规划广东红壤研究工作时，由于过度劳累，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而辞世。他那种对祖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无限忠诚，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坚守岗位的献身精神，深受后人景仰。

邓植仪毕生从事农业教育和土壤研究事业，对全国类型的土壤进行了认真的普查、研究，对土地的利用和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拓者和土壤科学奠基人之一。

邓植仪在教学科研上的主要成绩有：编写《土壤学》教材，组织对全省94个县的农业概况开展调查研究，对广东蚕丝、蔗糖和化肥进行专题调查，对欧洲、美国、南洋农业与农业教育进行考察，还为发展西北农业献计献策。早在1935年他就招收了中国第一个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邓植仪认为：“高等农校所负之使命，不仅造就人才而已，尤负有改进地方农业之责”。他求是务实、艰苦创业、勇于开拓，重视调查研究，提倡教学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

《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25）、

《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1929）、

《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1933）、

《广东蚕丝调查报告书》、

《番禺增城东莞中山糖业调查报告书》、

《广东化学肥料营业施用概况调查报告书》、

《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

《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和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

《广东土壤提要初集》（1934）、

《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报告》。

《论吾粤实业与实业教育》

《论农学院之过去与将来》

《三十年来之广东农业》

《改进我国农业教育刍议》

《农业改进与乡村教育》

古稀之年仍撰写《广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产改进意见》。

为振兴农业开展调查研究

邓植仪深知，“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之盛衰，关系于国计民生至重且大。”他十分重视农业情况的调查研究，认为农业的改进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以改变过去“缺乏详细之调查，无精确之统计，茫然无可考，无可凭借的状况”，应“以调查所得资料，作为改良农业的根据”。

组织领导广东分县农业概况调查

1920年，他出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伊始，立即在试验场增设调查科，积极组织领导广东分县农业概况的调查，派出科技人员分赴各地对各县地理位置、地势、气候、耕作状况、农民经济状况、作物、果树、畜牧、森林、荒山、荒地、特产及输出品、农村教育状况等进行逐项调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历时12年，于1932年完成了广东全省94个县的调查任务。其间，先后编撰出版了《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25年）、《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1929年）和《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1933年）。至此，广东全省农林业之梗概始获得较全面的了解。这项工作在广东农业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发展广东农林业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工作。

组织广东蚕丝、蔗糖业和化肥的专题调查

邓植仪对我国20年代蚕丝业、蔗糖业的日渐衰落，特别是对原以产蔗糖闻名于世的广东不但不能输出蔗糖，反而要输入大量外糖深感忧虑。1921年他开始组织科技人员对广东蚕丝、蔗糖主产区进行专题调查，编撰刊行了《广东蚕业调查报告书》和《番禺增城东莞中山糖业调查报告书》。他分析了广东蔗糖业的盛衰史，呼吁当局立即切实改良甘蔗种植方法、蔗糖榨制法，充分发挥广东“土地之腴，气候之适，消费之多，人工之贱”的优势，以振兴广东蔗糖业。可惜由于当时政局动荡，政府忽视农业，邓植仪所作努力，未能收到预期效果。

邓植仪对30年代外国化学肥料的大量输入十分关注，因其不仅造成大量金钱外溢，而且由于长期施用化肥不当，使土壤性质和农作物品质变劣。1932年，他派科研人员赴广东各肥料入口港埠，调查其营业状况，赴使用化肥最广的地区，调查其施用法。1933年编撰出版了《广东化学肥料营业施用概况调查报告书》，为研究改良施用化学肥料的方法提供了依据，又提醒人们必须重视振兴土肥，堵塞漏卮。

为发展西北农业献计献策

1934年夏，邓植仪到西北地区进行土壤调查和农业考察。这次考察使他深深感到，开发西北农业与全国国计民生关系重大。他对西北农业的未来满怀信心，认为“苟得人而治，假以岁月，孰敢谓干燥之西北高原，将来不可以媲美于东南耶。”他撰写了《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一文，提出了充分体现以技术振兴农业和综合治理观点的七项颇具远见的建议，其要点是：设置西北科研总机构；设置气候观测台以观察气候变迁情况；进行土壤调查，掌握土壤情况；在黄土高原应先种牧草，然后造林以防治水土流失；采取水利与防治碱盐并举措施，以改良碱性土壤；整治交通、水利，增加农业投资以改善农民经济和农业发展条件；对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建设必须预为筹谋，羊毛、乳品、棉花，肉品、果品等应就近设厂加工精制，而后运销，以降低成本，减轻运输压力，加强抵制舶来品的能力。

出国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

邓植仪不仅重视对我国农业和土壤的调查，而且注意借鉴国外经验。1935年，他乘赴英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和世界教育大会之便，带着多年感受到的农业和农业教育问题，考察了英、比、荷、德、丹麦、瑞士、意、法、美等国和南洋各地的农业教育与农业概况，以寻求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之良方，行程10万里，历时165天，对各国的农业设施、政策、科学试验、经营管理、农产品贸易、土壤、肥料等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如对爪哇糖业托拉斯、意大利新辟的农村及农产品市场和丹麦的农会对推动农业改良的作用，农会的历史、组织、任务、活动等都注意深入考察。这次考察给邓植仪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农业之在欧美，无论其为农业国抑系工业国，均重视之，而尽量谋其发展。”

在进行农业教育考察时，他不仅访问了剑桥大学农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等著名大学，还对一些农业专门学校、中等农校、乡村农校和专为冬季农闲时培训农民及其子弟的冬闲学校进行了考察。他对各国农业教育的特点，边考察边比较。对英国农业部与教育部能共同制订整体的农业教育计划，注意与地方教育当局暨各大学通力合作，重收实效，非常赞赏。他对各国重视义务教育情况、义务教育与发展农业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探索。回国后，他发表了《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详尽地记述了考察情况及改进我国农业和农业教育的意见。呼吁当局要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复兴农村。

我国土壤学科的先驱

邓植仪是一位学术造诣专深，具有组织领导才华的土壤学家。他深知土壤问题乃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重视发展土壤科学。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把汗水洒在祖国大地上，不间断地从事土壤调查和土壤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现代土壤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

邓植仪一向重视农业科研机构的建设。他认为，“欲科学化其农业，必首先建设有系统而充实之农业科学机关以为中枢。”1930年，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土壤研究室，同年10月1日广东正式成立了广东土壤调查所，这是我国建立土壤研究机构的开端。广东土壤调查所是由邓植仪建议，由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农矿部广州农产物检查所及中山大学农学院3个单位联合筹建，负责广东土壤的系统调查研究，隶属于农林局，挂靠于中山大学农学院。邓植仪受聘为首任所长。调查所的中高级科技人员主要由农学院教师兼任，拥有3名技正、2名技士、6名技佐的较强的科技队伍。1932年9月该所改隶中山大学农学院，1947年又与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合并，改称中山大学农学院土壤研究所，继续进行土壤调查研究和培养研究生工作。该所在邓植仪亲自领导下，不仅摸清了广东土壤概况，而且培养了一批土壤学专家，是我国建立最早，成绩卓著的土壤研究机构之一。

锲而不舍地进行土壤调查研究

土壤调查所成立后，邓植仪亲自规划广东全省土壤调查研究工作：一为各县的详细调查，二为各县之简单调查，三为全省重要土壤系区的调查。是年11月，立即带领全所科技人员到番禺县进行了为时3个月的土壤野外调查，为我国分县土壤详细调查工作拉开了帷幕。经过8年艰苦努力，至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前，先后完成了番禺区、南海区、东莞、惠阳区、高要、梅县区、曲江区等34个区县的土壤详细调查工作，其中已有28个区县的土壤调查报告书及土壤分布图编撰出版，另6个县的调查报告书因广州失陷而未及出版。这些报告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土壤调查与发展农林业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调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31年夏季开始，邓植仪一连利用3个暑期，亲自主持广东全省重要土壤系统性质及其分布的概略调查，足迹遍及全省各地，于1934年撰写出版了《广东土壤提要初集》。该书除了对广东重要土壤系统之概性与其分布区域作了详细阐述外，还对土壤与农林业之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因此，这一论著不仅可供行政、研究与经营三方面参考，还可用作农业学校教材。

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植仪从未中断过土壤调查工作，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哪里，土壤调查工作就开展到哪里。1939年春，中山大学刚迁到云南骙江，邓植仪就与丁颖、侯过教授乘坐西南运输处货车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全程400多公里，多属崇山峻岭，沿途采集了不少土壤标本。考察后，他亲自撰写了《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报告》。土壤调查所则就地组织进行了骙江县土壤详细调查，编印出版了《骙江县土壤调查报告书》。1940年，土壤调查所随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湖南宜章县栗源堡后，又对粤北连县、乐昌、南雄、仁化、始兴等县进行土壤详细调查，编撰了报告书。还先后调查了湖南莽山、阳明山两处高山的土壤分布。抗日战争胜利后，土壤调查所随校迁回广州石牌，除将历年调查所得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外，又派遣科技人员赴粤北继续进行土壤调查，并进行全省土壤理化性质研究。

广东土壤调查所在邓植仪直接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全省分县土壤调查，不仅在全国开展得最早，而且能面向农林业生产，从1930年至1949年坚持了20年。通过调查发现，广东农业土壤普遍呈酸性，而且沿海一带还有咸性水田（俗称沙田）。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为研究广东土壤改良和合理施肥奠定了基础。

重视学术交流

为了促进全国土壤肥料科技工作者的学术交流，推动土壤肥料科学事业的发展，1934年，邓植仪与彭家元、陈方济等倡议，组建了中华土壤肥料学会。邓植仪、彭家元、陈方济、侯光炯、陈振铎等著名专家都是学会的基本会员。浙江省土壤研究所、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化学系、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广东土壤调查所、广西土壤调查所等都是团体会员。该会还发行了会刊《土壤与肥料》季刊。该会和会刊编缉处均设在中山大学农学院，邓植仪、彭家元等主持学会和会刊编辑工作。

邓植仪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科学家。早年，他对第一、二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没有中国科学家参加深感遗憾。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积极进行了多年的准备，使广东土壤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积累了不少宝贵资料，为出席大会创造了条件。

1935年7～8月间，邓植仪应邀出席了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参加此次大会的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400余人，我国代表除邓植仪外，还有中央农业试验所张乃凤、北平地质调查所侯光炯。邓植仪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主要论述广东省土壤调查工作和成就。在引言中还介绍了我国古代夏禹治平水土后曾辨别九州的土壤，并比较其肥力而制定赋贡之法，弘扬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文化。我国代表还主动邀请与会代表座谈，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情况，促进了相互的了解与合作。邓植仪还与亚洲代表一起商议了有关准备绘制亚洲土壤草图等问题。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土壤学界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他还代表中山大学出席了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提交了《中山大学近年来之发展》一文，交流了办学经验。回国后，他撰写了《出席世界教育大会报告书》，并建议组织全国教育联合会，以提高我国在世界教育大会上的地位。

年近古稀，壮心不已

1950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土壤肥料会议，年过花甲的邓植仪应邀从香港到北京出席了大会，并为大会撰写了《广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产改进意见》一文。该文提出了机耕、设置排水装备、改良稻种和改个体经营为合作经营等改进意见。

大会后，他满怀激情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受聘为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他响应人民政府提倡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号召，整理古籍中有关土壤学的文献资料，探讨前人对土壤分类与土地利用方面所作的研究，撰写了《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论文，对禹贡九州的区域，夏禹对九州的自然景观和洪水概况；九州土壤的辨别；地力估定和赋贡差，以及土地利用的法则等作了深刻的阐述。

邓植仪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多次深入基层开展工作。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与中青年科研人员一起，翻山越岭，全力协助新建的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土壤调查、勘测、科学鉴定，以了解其土壤的类型和特征。在土壤调查工作中，他不忘向农民群众学习我国传统的生产方法和辨认古称“垆土”的各种形态等。1957年5月，邓植仪南返广州任职于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这时他已年近古稀，但仍着手研究反酸田改良问题和规划红壤研究工作。可惜任务未及完成而去世。

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拓者

邓植仪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土壤学家，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农业教育家。他对当年中国农业教育的落后状况极感忧虑。他深知，农业教育是发展农业的原动力，农业教育不发达，则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无发展希望。他强调指出，要改变我国农业之落后面貌，必须重视发展农业教育。一所高水平的农业院校应能真正负起解决农业生产重大问题之责。

艰苦创业，勇于开拓

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特别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历程是和邓植仪的名字紧紧相连的。从1917～1949年，经历了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三个发展阶段，历时共33年。邓植仪曾先后多次出任校、院长达21年，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长达11年，这在1956年以前中山大学校史上是少见的。他为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多层次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创建于1917年，邓植仪从1920年开始主持该校工作，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农专办学是极其艰苦的，历程是坎坷的。学校不仅缺乏开办费，还曾因生源缺乏，校舍被军队征用，实验场地被变卖，学校被逼迁，在临时棚厂内办学两年多。邓植仪带领全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了向社会募捐增建校舍，改进招生办法增加考生来源，增聘知名教授壮大师资队伍，改革教学体制等措施，使农专转危为安，打下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1922年，为了推动农专向高层次发展，农专师生发动了“改大”运动。邓植仪明确提出“本校欲图提高，不能不急于改为农业大学”。经一年的争取，广东省教育厅终于同意农专筹备改办大学，并任命邓植仪为广东农科大学筹备会会长。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广东大学，并将筹建“改大”中的农专改组为广东大学农科学院。邓植仪受聘为首任院长。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广东大学农科学生对农民运动的关心、重视乃至参与的激情，都居于全国农科学生之首。该院学生会刊行的《农声》积极宣传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报道农民运动的动态，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邓植仪对农科学生运动采取了正确的态度。1926年5月，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广东大学农科学生代表列席了会议，并向大会提出了五项积极的提案。为了表示对省农民代表大会的拥护和敬意，全院师生还举行大会欢迎彭湃等代表，邓植仪亲自主持大会并向代表们介绍了农科学院的现状和发展计划。

1932年—1940年，邓植仪担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期间，在任的前6年正是农学院蓬勃发展并走向更高办学层次的时期。1935年中山大学建立了研究院，下设有土壤学部和农林植物学部，邓植仪兼任土壤学部第一任主任，开始在国内主要大城市招收土壤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唯一的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著名的土壤学专家，其中有简浩然、陆发熹、张本庚、张守敬等。

邓植仪在推动学校向高层次发展的同时，开拓了多种办学形式，如为扶助贫困地区发展蚕桑业，成立了由他兼任所长的巡回蚕业讲习所，派出教师下乡巡回讲授蚕桑应用技术，学制一般为半年。这种送科学技术下乡的办学形式，深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

颠沛流离，坚持办学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是在颠沛流离，鼙鼓频惊中度过的。1938年10月，广州告急，中大奉命西迁。当时校长邹鲁远在重庆，乃由邓植仪带领全校师生，辗转搬迁，最后定址云南澄江县。西迁途中他风尘仆仆，备尝艰辛，定址澄江后又四处奔忙，积极筹划，于1939年3月1日正式复课。至此，一个拥有7个学院，2000余名师生的中山大学经过四个多月数千里的辗转搬迁后，终于安顿下来，得以弦歌再续。

1940年秋，中山大学从云南迁回粤北，农学院则迁至湖南宜章栗源堡。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进犯粤北，1945年1月15日栗源堡沦陷。邓值仪率领农学院和其他学院部分师生，历尽艰险，从栗源堡突围到达连县，成立了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当时中山大学校本部迁往梅州市区），邓植仪兼任主任。他临危受命，竭尽全力，坚持办学，使学生不致中断学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带领师生迁回广州石牌。此后直至1949年，中山大学曾数度易长，但邓植仪一直担任教务长兼农学院院长，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教学、科研秩序而辛勤工作。

卓越的领导才华与丰富的办学经验

邓植仪从教30多年，为发展我国农业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对当前深化农业教育改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重视建立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学校管理体制和推动系、科与研究、推广机构的同步发展，从组织管理上促进了学校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邓植仪常说：“须知高等农校所负之使命，不仅造就人才而已，尤须负有改进地方农业之责”。因而，早在1923年他担任广东农专校长时，就设立了推广部，建立了一整套推广措施，积极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中断过。

邓植仪极力主张每个系都应建立相应的研究、试验机构，教师除了承担教学任务外，还应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早在1930年前后，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林学、农林化学三系就先后创建了稻作试验场、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所、白云山模范林场、蚕种改良所和气象观测所等。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发展，直接带动了该院的稻作学、植物分类学和土壤学的发展，促进了农学院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也促进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抗日战争胜利后，农学院还创办了广东柑桔繁殖试验场，增设了病虫害药剂研究室。

中山大学农学院在创建初期，只有3个学系，经过邓植仪的多年努力，至1949年，已发展成有8个学系和科研试验机构较完善的农学院。

2．建设一支有学科带头人的高素质、稳定的师资队伍。邓植仪知人善任、扶掖新秀的品德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因而能使一批学术造诣专深，有振兴中华农业抱负的知名教授如丁颖、陈焕镛、张巨伯、侯过、蒋英、温文光、黄昌贤、谢申、赵善欢、蒲蛰龙、王仲彦等长期稳定地就教于该院，成为师资队伍的核心和学科带头人。这就使农学院成为当年中山大学7个学院中教师队伍最稳定的一个学院。

在师资队伍建设中，邓植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身兼中山大学教务长、农学院院长两个要职，但从没有忘记自己也是一位教师，一直坚持讲授土壤学、地质学、土壤分类学等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还常利用寒暑假带领科研人员到农村进行土壤调查，开展科研，从不离开讲坛。

3．寓学农、爱家、务农教育于实践教学环节之中。他认为，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农业工作又较艰苦，所以农科学生学农意志不可不坚，学成之后从事农业工作，尤须刻苦勤劳。为此，他对学生的农业劳动和专业技能的锻炼要求非常严格。新生入学伊始，就先从事一段时间的农场劳动，以“锻炼其精神体魄，免将来易为不良环境所变迁”。其后通过组织学生到校内外农林场进行暑期实习和科学试验，正确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和坚定学生热爱农业、献身农业的意志。早年中山大学农科大多数毕业生都能长期坚持在农业部门工作，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与邓植仪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办学的基本观点

在数十年办学实践中，邓植仪坚持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办学宗旨，一直强调农业教育应与农业建设密切结合，应面向农村，面向农民，为农业生产服务。他发表的教育方面的讲演和论著不少，如《论吾粤实业与实业教育》、《论农学院之过去与将来》、《三十年来之广东农业》、《改进我国农业教育刍议》和《农业改进与乡村教育》等，均体现了他的农业教育思想。他对举办农业教育的主要观点是：

1．热心农民教育。他认为农民是整个农业的主体，居于直接生产地位，能否接受农业科学知识的教育对农业生产至为重要。早在1921年他就曾向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提出设立乡农学校议案，他严肃批评当局不重视农民教育，“吾国四民农为最众……独于此最占多数之辈不为设想，宁非憾事”。他倡议设立乡农学校，以图补救，并就其办学方针提出具体建议。1938年，他又指出，为改变“业农者不可得学”的状况，既要积极推广农村义务教育，又要改革农业教育制度，大力开展形式灵活多样的辅助农民教育，以利农民教育之推行。

2．倡导“教建合一”。邓植仪认为“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当谋其沟通”。农业教育要以整个农业为对象，应依据整个农业政策而规划。为此，他建议由农业部、教育部与实业部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主持整个农业教育，以消除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之隔阂，使其相辅并进。

3．建议建立适合国情的农业教育体系。他的构想是：以高等农业学府为中枢，其设立与布点“不贵乎多而贵乎健全”，主张适当调并一些高等农业院校以充实师资和合理使用有限的经费。而发展中初等两级农业学校则应面向广大农民，以提高农民文化技术素质，适应农民子弟易于就学和利于农业技术推广为主旨。

4．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邓植仪一向认为农业教育应注重结合国情，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中国特色。他对当时农业教育“多犯空泛之病”，对教材内容不切实际，或不加选择照抄外国教材，深感遗憾。他批评这种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的“讲堂式之教材”和“黑板上之教育”，是难以培养出实用人才的。他在和彭家元一起编写《土壤学》教材时，就非常注意利用广东土壤调查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并翻阅我国古籍中有关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等史料，使该书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5．重视与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的协作。邓植仪认为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面貌，全国农业界必须团结合作始能收到良好效果。1923年他在担任广东农专校长时，就与东南大学农科、北京农业大学商定，建立交换教授及学生相互转学等合作协议，进行了教授交换，促进了三校良好协作关系。

邓植仪也很重视与科研机构的联系协作。抗日战争前不久，他和丁颖教授就着手与全国稻麦改进所合作，与该所商定了包括建立试验场所、培训人员、水稻良种检定和试验等内容广泛的合作协议。可惜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影响了这些合作的进行。

邓植仪从事教育、科研工作40余年，深受师生、同事们的尊敬和爱戴。他学识渊博，造诣专深，著述丰富。他的土壤调查成果，至今仍对农业建设发挥一定作用。他的农业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则是我国现代农业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他求是务实的科学态度，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祖国农业科学和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