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遂夫，原名邓遂富，后改作邓遂夫，
四川省自贡人，当代著名学者，
红学家。现为
中国红学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自贡市
李宗吾学术研究会会长。曾先后担任自贡市歌舞剧团演员和创作员。
人物作品
《红学论稿》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出版图书
人物经历
2000年，邓遂夫推出了《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2006年4月又完成了工程量更大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他一个人完成了脂评本两大版本的修订，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大概二十年。
版本众多的红楼梦，是一座庞大的文字迷宫。可以说他走遍了所有的死角，也杀出了一条出路:“至少可以说，我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做了深入解决的新的尝试，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难题的空当，也没有向读者隐瞒任何底本原貌的真相。”
他自称“草根”红学家，一是指出身。他上手研究红楼，是因为想写一部曹雪芹的歌剧，他的第一个红学成果是考证曹雪芹的续妻，因为歌剧需要一个女主角。
二是指方法。浩大费时的修订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在自己的书斋中完成。他的书斋叫“释梦斋”。藏书几万册，珍品不少，比如大字本的周汝昌先生的著作《红楼梦新证》，专供毛主席看的一本“内部出版物”。
三是指定位。他一个人埋首书斋，是希望红楼梦能更民间。他的姿态，似乎是一种对立，对他所谓的“专门家”:“我去年写的《草根红学杂俎》，后记的题目叫‘学术的另类追求’，我觉得学术，应该是面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广大的读者，不应该是由少数专门家封闭起来的自娱自乐。”
邓遂夫儿时非常不幸。三龄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靠父亲在大安进盐坝搭一个简陋的竹棚，出售竹器和日用杂货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十三岁父亲也撒手而去。邓遂夫靠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才勉强念至初中毕业。后入自贡市文艺学校学习声乐舞蹈，十六岁入自贡市歌舞剧团任演员和创作员。
人物专访
以下是《北京晚报》对邓遂夫的采访：
记者:一个人完成了从甲戌本到庚辰本的修订，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
邓遂夫:我是一个人在自己的书斋里搞的。可以比一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西方的奇书也是版本很复杂。《尤利西斯》是大兵团电脑化的作战，全世界的乔学权威一起来搞，搞了7年，在乔伊斯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据说是最忠于作者的文本。我没有权威做指导，也没有用电脑做工具，我认为文学的研究用电脑是不行的，应该用人脑。因为文学不是数理逻辑，它有一个反逻辑。
记者:您说不用电脑，不光是指不用电脑写作吧？
邓遂夫:不是写作，是用电脑对比各种版本，哪一个才是真的。我把修订庚辰本和《尤利西斯》做了比较，他修订的是5000多处，连文字带标点符号都算上。我修订庚辰本估计是2万处以上。
记者:您自称为“草根红学家”，还写过《草根红楼杂俎》。说起“草根”，似乎有蔑视权威的意思？
邓遂夫:我说“草根”，主要目的不是蔑视权威，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的定位。因为我来自民间，我一开始是在自贡歌舞团搞创作的，还当过演员。当时舞蹈队缺人，就把我编在舞蹈队，那时候我小，才十几岁，后来不长个了，我就觉得走错了。研究红学是因为我想写一本关于曹雪芹的剧本，我想把它搬上歌剧舞台。进入红学殿堂以后，我觉得红学应该再回到民间。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兴趣。
记者:修订庚辰本难在哪里？
邓遂夫:庚辰本是脂评本中最重要也最全面的一种，曹雪芹去世前两年的定稿就是庚辰本。这不是他的原件，是直接转抄的一个手抄本。这个手抄本是9个人抄的，有些人抄得好，有些人抄得很差。差的抄得乱七八糟，如读天书，那么就长期成为谜团。我希望通过修订庚辰本来把这些谜团一一破解，我引证的古书至少不下100种，有些是前所未闻的。
记者:您修订的这个本子和其他版本的《红楼梦》相比，价值在哪里？
邓遂夫:我说是“货比三家”。《红楼梦》问世200多年来，最权威的可以说有三个版本，一种是程高本，一种是俞平伯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校订、60年代出版的叫俞校本，第三种权威校本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组织全国专家集中搞的一个本子叫“人文新校本”。这三种看起来他们是做了很多努力，进行了很多校订，但是他们也做了很多自以为很好的修改，说的不好听叫窜改。我修订庚辰本，就是对上面这三个权威校本叫板。我提出的口号是“正本清源”。
记者:是不是您这个本子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其他本子从书架上拿走了？
邓遂夫:也不是拿走。对比、参照，可以引起我们思考。我希望有些人能对比着看，看我到底改了他们多少字。我改，他们也改了，但是他们改是“暗箱操作”。他们大多数没有注明改了哪里，读者还以为一直就是这样呢。而我的口号是“透明化”。我的注释一共有3600多条，36万余字，还是从50多万字压缩下来的，压成半文言体的，尽量简化。如果光把注释集中起来就是厚厚的一本书。我的目的是透明化，让普通读者只要有中学以上的文化水平都能看出《红楼梦》版本的演变过程和真相。
记者:一种意见说，研究红学就是每天纠缠在那些具体的字眼里，有意义吗？
邓遂夫:有意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涉及到对作者本人、对作品的内容、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还有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的正确认识和了解。特别是现在红学很热，有很多年轻人对红学很喜欢，这就有希望了。这种喜欢我希望尽快回归到正确的文本。缺乏这个基本，我们就会走弯路。
记者:有关红学的话题好像一不小心就打上了笔墨官司，您怎么看？
邓遂夫:对炒作性的义气性的争论，我一般不介入。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学风不正。有话想说就让人家说。只要他不是胡说八道，在一定程度上有他自圆其说的一面，我们就该容许。这是我的一种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