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晶坤，1932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1949年入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院前身）学习绘画，师从徐悲鸿、董希文、叶溣琛⑹Y兆和等艺术家。1953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研究生班，毕业后在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中国美协会员。

[现代]一九二九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于1949年入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院前身)学习绘画，师从徐悲鸿和董希文、蒋兆和、叶浅予等艺术家。1953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研究生班，毕业后在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中国美协会员。1957年《刘胡兰在家乡》为山西博物馆收藏。1958年《鱼水情》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62年中国美协组织董希文、邵晶坤到西藏深入生活，在美术馆及全国巡回展出。1976年《十里长街》(纪念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78年为宋庆龄纪念馆创作《国之瑰宝》(宋庆龄肖像)。1981年被聘为徐悲鸿画室导师。1986年赴苏联格鲁吉亚等地参观写生并展出，1987年赴英国，应Duruom大学邀请讲学。其油画《静物组画》在英国皇家节日大厅展出。油画《国之瑰宝》在我国美术馆展出。油画《绍兴水乡》在美国纽约哈克尼斯参加了“中国现代油画展”。在1989年赴新加坡参加“中国现代油画展”，油画《塔吉克女孩》被收藏。1990年油画《黄菊》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并被收藏。1992年赴法国、香港参观访问，参加香港展览中心“中国文物展览馆”展出。《瓶花》参加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四字楼“首届中国油画展”。油画《月季花》、《金秋时节》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93年赴日本参加“中日建交二十周年美术大展”，油画《白芍》被评为特等优秀作品奖。1994年出版大型画册《邵晶坤自选画集》。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艺术机构和海内外收藏家广泛收藏。

1929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

1949年入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院前身)学习绘画，师从徐悲鸿、董希文、蒋兆和、叶浅予等艺术家。

1953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研究生班，毕业后在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中国美协会员。

1957年《刘胡兰在家乡》为山西博物馆收藏。

1958年《鱼水情》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1962年中国美协组织董希文和邵晶坤到西藏深入生活，在美术馆及全国巡回展出。

1976年《十里长街》(纪念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1978年为宋庆龄纪念馆创作《国之瑰宝》(宋庆龄肖像)。

1981年被聘为徐悲鸿画室导师。

于1986年赴苏联格鲁吉亚等地参观写生并展出，1987年赴英国应Duruom大学邀请讲学。油画《静物组画》在英国皇家节日大厅展出。油画《国之瑰宝》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油画《绍兴水乡》在美国纽约哈克尼斯参加“中国现代油画展”。

1989年赴新加坡参加“中国现代油画展”，油画《塔吉克女孩》被收藏。

1990年油画《黄菊》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并被收藏。

1992年赴法国和香港参观访问，参加香港展览中心中国文物展览馆展出。《瓶花》参加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四字楼首届中国油画展。油画《月季花》和《金秋时节》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于1993年赴日本参加“中日建交二十周年美术大展”，油画《白芍》被评为特等优秀作品奖。

于1994年出版大型画册《邵晶坤自选画集》。作品为中国美术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等艺术机构和海内外收藏家广泛收藏。

自幼迷恋舞蹈、音乐和绘画，但最终选择了绘画作为终身的职业。她1949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学院前身），是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董希文的直接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美术学院培养的第一代成绩优秀、卓有成就的知名女画家。

50年代初，徐悲鸿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解放区的文艺思想相结合更趋完善。当时美术学院聚集着一大批具有创作实力和教学经验的老师和画家，可算群星荟萃、灿烂生辉，学生来源充足，同一年级录取一百余名新生，这是前所未有的，学习环境可谓热气腾腾、蒸蒸日上。徐悲鸿倡导、创始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和教学体系既重视素描基本功训练，也注重人和艺术素质的培养。专业培训统称绘画系，分科后兼学别样。邵晶坤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熏陶、培育、成长起来的。由于她个人的亶性、颖悟和自身的刻苦钻研，在油画上她钟情印象派光与色的交融。1962年她和董希文、吴冠中去西藏深入生活进行写生创作，画了许多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肖像、风景、风情画，显露出她在油画艺术上的才华。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人世沧桑，她艺术修炼更趋成熟，个性与风格的形成更趋鲜明。她的画多半是写生完成的，但从不刻板地对景写物，她喜欢面对动人的客体形态、光影和色彩，焕发创作激情，启动灵感与睿智，走进美妙的创作境界。她的画风泼辣、流畅。不论是肖像、人体、风景和花卉，没有着意追求肖像的酷似而能把握人的性格与神韵；没有刻意雕凿花瓣的质感而能体现花的芬芳与艳丽。她的画重视整体结构和效果，光与色的辉映，情与景的交融，浑然一体。她从印象派诸大家的杰作中汲取丰富营养，用中国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她的人生哲学融化它们，形成了中国民族特色和自己独特的风格。

她作画时，充满了爱心和情感，坚实的素描基本功和敏锐的色彩观察力使她的色彩和素描关系巧妙的结合。她的用色是在强烈的补色对比中找寻协调色，在微差的协调色中寻找对比色，使色与光的运用交织生辉，产生一种朦胧、迷离、幽幻虚和的感觉。当你品味她每一幅油画时，犹如聆听一曲交响乐章，感受到生命的颤动、情感的洋溢，那是尽善尽美的境界，是女性内心世界美的呼唤。

作品有《水乡》、《国之瑰宝》、《舞》、《刘胡兰》、《鱼水情》、《十里长街》、《金秋时节》等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收藏。出版有《邵晶坤油画集》、《光和色的美感表现》等。

邵晶坤先生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油画艺术家，在新中国油画创作和艺术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邵晶坤60余年的从艺历程大致与新中国美术发展是同步的。因此，讨论她的艺术成就，要从以下各个历史阶段中去考察：

1949年——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下面提到的年代都是上个世纪)。

邵晶坤40年代末进入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毕业并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能在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学院就读，又得到了徐悲鸿和那一代为中国美术奠基的美术家亲授，的确是很幸运的事。邵晶坤读研究生时，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的领袖系列之一的《斯大林》画像，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从她在校期间的部分作品中，可以得识其基本功以及刚刚踏上现实主义道路时的状态。新中国艺术事业刚刚起步，她和她的同代画家走上社会后，必须承担创造新美术的责任，邵晶坤在艺术上很快进入了成熟状态，艺术风格也随着时代的需要快速形成。

50年代后期——1966年

这时期，风华正茂思维活跃的邵晶坤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北京艺术学院成为教学主力，以极大的热情探索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质量。也正是学院对她的重视、信任，委以重任，使青年邵晶坤得以在教学与油画创作中展示自己的才华。

1961年，国家走出“三年困难时期”，陆续有“文艺八条”等政策发布，对美术创作来说出现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了贯彻“出作品、出人才”，倡导深入生活推动创作，专门组织安排老中青三代画家董希文、吴冠中、邵晶坤深入到西藏写生，创作了一大批作品，之后又专门为他们举办了西藏写生展，轰动了当时的美术界。与董希文稳健厚重的风格、吴冠中从容疏放的风格相比，邵晶坤的作品散发着青春朝气，写生中选择了记录西藏生活风情和翻身农奴的精神面貌，生动感人。邵晶坤的这次写生活动，成功地表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生机蓬勃的新生活，在《夏季草场》、《洗氆氇》、《高原牦牛》等作品中可见一斑了，回京后又创作了一件主题性大型油画作品《选举》，进一步表达她在西藏得到的艺术感受。此外，她的写生重心放在对藏族同胞内心世界的捕捉与塑造，温柔可爱的藏族少年《麻妈族女孩》，温文尔雅的藏族妇女《卓玛》、《坐着休息的藏女》，豪侠柔情的藏族汉子《藏族农民》、《藏族男青年》等，均可爱可亲。这次写生全面展示了邵晶坤很强的写生能力，除人物画之外，所画的一些藏区景观《经堂内》、《扎什伦布寺》等也富有特色。更重要的是，西藏写生完善了她在色彩上的个性化探索。这次写生的成功，使28岁的邵晶坤响誉画坛，奠定了她在中国美术界的学术地位。

50年代中期之后政治运动不断，而邵晶坤依然能够葆有旺盛的创造意识，在油画创作上出现了一个高峰期，作品风格优雅抒情，色调柔和润丽，用笔平稳而灵秀，特别是她探索的银灰色调颇具个性特征。这时的邵晶坤进入了创作盛期。

1966年—1976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无疑使邵晶坤的创作道路经受了挫折。直到1972年，文革禁锢才稍有缓解，邵晶坤是一个不肯放弃的画家，只要有可能就会拿起画笔。当我们看到她所画的农村写生系列时，发现她没有了以往创作模式的束缚，如1968年《农村写生之村头》、1970年《农村写生之麦场四》、1973年《农村写生之水塘》等，呈现出了新的创作取向。色彩上也大胆而响亮起来，《农村写生之麦场五》中在暖色调中使用冷颜色，甚是凌厉。1976年《农村写生之大渔岛》等作品用笔阔大、流畅而肯定。邵晶坤也画了很多头像写生，如1972年的《大婶》、1973年的《二妮》，1974年的《大爷》等等，都有出众表现。1975年还创作了一件油画《缘》，是根据西藏写生素材创作的作品。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极左的艰难岁月，她的油画没有受到文革风行一时的“红、光、亮”影响，(说明她的油画本体意识没有泯灭。) 注邵先生对以上括中的句子不太理解望能修改。

1977年—1989年

进入改革开放后，邵晶坤也进入了中年，同时获得了相对的创造自由，其艺术能量再次喷发出来，她的油画创作又进入了一个高潮。

这突出地表现、在她的许多写生作品中。1978年所画的一批农村写生作品，继续着文革中的探索风格。这一年她还到少数民族等地区去写生，创作了许多人物画，如《新疆写生之蜻蜓少女》、《新疆新生之维族少妇》、《新疆写生之穿毛衣的小女孩》、《新疆写生之壮汉》、《新疆写生之葡萄架下的老汉》等等作品，画面明朗透亮，用色清妍，色彩之间协调更显温润柔美。1982年创作了主题性作品《晨曦之一》、《藏区风情》，回味着在西藏写生的感受，表达对藏区生活的怀恋。此外，她也在尝试静物油画，1982年创作的《写生花卉四》、1983年创作的《鱼》、1988年的《白芍》等都在色彩探索上很有收获。在新时期，也是邵晶坤重塑艺术风格时期，经过多年的精心探求，其画面明媚，造形灵动，色彩绚烂，笔法随意，表现出一派蓬勃之生机。

1990年—2001年

90年代，美术界在深入思考技艺与精神之间关系时，邵晶坤是以创作静物花卉参与思考的，尽情地把自己对色彩的认识和能量通过作品张扬出来。1992年的《繁花》、1994年创作的《香醇》、1995年的《银色》、《丰收》，1999年的《暮色》，2001年的《颤动》等，从中可以看到她的主观意识性的内涵远远多于客观再现。邵晶坤在(进入生命质量期后) 注此括号内的句子邵先生有些不解望修改。在艺术表现上能够如此把握自己，作品更加凝重了。

2002年——2012年

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在新世纪中国家的富足与个人艺术经验的丰富，邵晶坤更加有条件倾心于技术的本然探询以及强化作品的情感传递，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乐于以“平面处理”、写意化等这些中国绘画元素也为她的作品增色。2002年作《逆光人体》模糊的人体在多变色彩和跳动的笔触中更显得阿娜；2004年作《花海闻香》、《风雨听声》等，完全是摆脱了具象的束缚，在平面与色彩构成、(形与心融)。等等方面，能够尽兴表述；2010年作《晨妆》、《盛装》，2011年作《红头巾》、《紫百合》等，画面呈现了心象世界的洞察，用色用笔飘逸潇洒，画面浓浸着邵晶坤对人生的认识与体味，有劲健独励、聪慧明达之情境。

2004年邵晶坤创作了几件代表性作品，其中《风雨听声》在我看来这是她在色彩探索和认识上一次集大成的展示，可从中探知色彩先天具有的基因和后天受到的影响。

她的色彩基因源于天分。

色彩的生命感觉应当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而这种天分又与画家最早的生存环境有关，邵晶坤运用的色彩体系大致偏于冷色，追溯到她出生于哈尔滨北方寒冷景观的色彩环境，就能够找到打动艺术心灵的因素，那里自然大美养成了她青少年的色彩本初意识。

画家后天的色彩选择也很重要，因影响而构成。

这种影响是来自社会的和教育的。对于邵晶坤来说，社会的影响大致源于苏俄艺术：一方面由于邵晶坤的故乡哈尔滨在旧中国是最具俄罗斯文化色彩的城市，那种生活情境艺术遗存都会使她产生自然回应。另一方面是邵晶坤求学期间正值中苏友好蜜月期，1952年中国大规模地提出了“向苏联艺术家学习”的举措，1954年苏联展览馆举办了苏联造型艺术展，1955年开办了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一时间，苏联当代油画作品和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作品在中国广受欢迎，艺术家视为重要的“借鉴”。青年邵晶坤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是必然的。再一个是艺术教育影响，这就离不开徐悲鸿油画色彩对她的启悟。徐悲鸿在中国是全面开启油画教育的艺术教育家，从欧洲学成回国之后教出了一批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在色彩风格方面传承着他的教学成果，当时在中有美术学院任教的吴作人、艾中信、韦启美等都很典型。在50年代初苏联影响未形成大的气候之前，甚至在形成了重大影响之后，徐悲鸿色彩体系有着至尊地位，邵晶坤的作品中必然吸收了这种色彩根基。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邵晶坤天分主导其色彩发展脉络，影响只能融于其中。邵晶坤丰富的感情世界对色彩的认知更为敏感，感情以色彩宣泄出来。所以，她的色彩就不会是一个单纯的符号意义。色彩的基因构成了画家所企望的基本色调并生成艺术个性，这在2002年创作的《恩师徐悲鸿》中表现得更为鲜明。

2010年12月我在一个展览中细细品味了邵晶坤的色彩世界，领悟到她在色彩上所关注的一些焦点：

一、追求色彩的华美。油画的美感是离不开色彩的，邵晶坤的“唯美”追求，把创造华美的色彩视为天职。早期作品曾侧重于主题、造型及社会功能诸因素，而后期的创作，更致力于艺术语言的深进，也适当运用了一些装饰手法达到华丽色彩效果，产生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二、注重色彩的品质。画面每一块颜色的品质决定了作品的整体质量。要讲究品质就要研究颜色的品相，在这方面，邵晶坤凭着女性对色彩的灵敏感觉，在把握品相上得心应手。这也表现在处理好色彩之间的关系，因为再好的颜色没有放在合理的“环境”中也不会展现其色彩品质，她把握住了，色彩就出现了饱和、浓郁、柔茂之品相；三、注重色彩的性格。可以说邵晶坤的色彩是有性格的：轻松、跳跃、奔放，以及情境感、稳定感、运动感种种因素，都是其画面色彩性格的典型表现。邵晶坤又能够把这些性格因素在画面中优雅地表述为一种平和；四、发挥创造因素。色彩同样是要创造的。油画家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把各种颜料调制、探索出各种组合，当这种组合达到审美意义的时候，创造就是成功的。她的创造前期，多是强化色彩的力量，色调服从色彩；到她创造盛期，更强调画面的统合性，色彩便服从于色调。色调是一个画家色彩自然天成和后期研究的共生统一。我们在她后期创作的许多作品中看到，已经完整体现出在色彩创造上的一系列成果。

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油画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主题性绘画创作的经历。邵晶坤在这方面也有成功业绩。

从50年代到文革中，中国画坛创作的主流地位一直被主题性绘画占据着，革命历史题材尤为重要，凡有创作能力的画家都须投身到这个主流中去，于是能否从事主题性绘画创作也被视为一个画家有无创造能量的标志。只不过，主题性创作所需要的社会展示空间资源有限，能够在大型博物馆中悬挂的更少，所以这种创作发展空间实际上受到了某种限制，即使如此也没有影响其倡导地位。

邵晶坤自然是从事主题性创作的一位重要画家，于1957年创作了油画《刘胡兰——在家乡》、1958年创作了油画《鱼水情》、60年代创作了年画《社员光荣榜》、1973年创作了油画《白求恩到中国》、1976年创作了油画《十里长街——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等等，均展现出她在这方面的才能，不少作品被有关方面收藏。

上边我们纵向叙述了邵晶坤的创造脉络，也分析了她获得成功的一些要素。

果我们再横向比较一下，就更会明了邵晶坤的艺术地位。

邵晶坤生于1932年，在当代中国美术家中这是个值得美术史家研究的年份，从女性美术家来说，邵晶坤及其同代人在中国美术发展中都占有了相应的历史地位。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与邵晶坤上下相差一两岁、于50年代初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全国其他美术院校、并在新中国美术发展中成为知名女性艺术家的，也就是几十个人，其中从事油画创作的为数不多，长期坚持油画创作的更少。而且，与她们年龄相当、艺术水准不相上下的男性艺术家人数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她们和他们都是需要史论家关注的一代。

从历史角度看：邵晶坤是中国当代重要的油画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