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敏初（1881-1940），广东大埔县长治镇党坪村（今属茶阳镇）人，曾任民国广东中央银行行长，与邹鲁、邹琳并称为“茶阳三邹”。邹敏初幼敏悟而有隽才，读书务求有用之学，而对帖括之学不感兴趣。20 岁补博士弟子员。见清廷腐败，非改革无以救国，乃只身南渡，联络侨胞，鼓吹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广东响应，敏初随军北伐，负责运送军饷至淮南，屡立功绩。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随军凯旋，主持广东省税捐、沙田等政务，成绩卓著。民国十五年 (1926) 奉派江西整理该省财政，旋调武汉主持全国禁烟事宜，嗣后提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并先后调任广东省银行行长等职。时值金融混乱，财政匮缺，敏初调剂有方，商民称便。后因积劳告退，休养于香港。时值“一二八事变”起，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日。邹敏初在香港领导华商，募集两百余万元，汇往上海支援。敏初虽已告退，仍热心地方公益，捐建中山大学及岭南大学校舍、大埔中学图书馆、省军医院等，捐资香港崇正会馆和各地教育慈善事业，不下十余万金。贫苦青年受其资助完成学业为国家服务者甚众，颇获时论褒扬。民国二十九年(1940) 病逝于香港，享年 60 岁。

邹敏初，1885（一说1881）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茶阳镇一个书卷气甚浓的农民家庭。20余岁时往南洋，在祖父教过的一个学生任职的矿场协助管理财务，一直干了七八年。后来矿场生产不景气，邹敏初便回到国内来到汕头，与几位大埔同乡合作，投得潮梅15属的屠宰捐，还借大埔老乡在汕头深广的官商关系网，结识了汕头财政处长江维华。

1920年，邹鲁被孙中山任命为两广盐运使，掌握盐务大权。凭着与邹鲁的关系，邹敏初先后担任盐运使署财务、海南三亚盐场知事。1923年，长期追随许崇智的江维华往肇庆担任西江财政处处长。邹敏初便找上了江维华，投得承办肇庆黄江税厂。凭时局机缘和自身积累的处世经验，左右逢源，获利甚丰。

有了承办黄江税厂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办税经验，1924年，邹敏初又从肇庆沿江而下，主动出击，投得三水县的河口厘金厂，一连承办了数年时间，获利之多，比黄江税厂又胜一筹。

由于资本雄厚，经验丰富，且人脉关系深广，邹敏初就将黄江、河口两厂委托亲属主办，自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拿出每年赚得款项的相当部分，以筹集军饷、支持革命的名义，分送军政要员宋子文、张发奎、陈铭枢、黄琪翔等。1925年10月，盘踞南路、琼崖的陈炯明部军阀邓本殷部兵至阳江，来势甚猛，广州国民政府以拱卫省垣的陈铭枢、张发奎各一部为主力迎战，惟军饷不济，士气低落，前线危急。负责财政的宋子文求助于邹敏初，恰邹敏初正在窥伺政情，“为投政治之机，慷然筹付”，筹得10万元充当军费，辅助陈铭枢、张发奎击败邓本殷。经此一举，邹的名声大噪。宋子文、陈铭枢、张发奎与邹的关系更加紧密，尤其财经方面对邹倚重甚殷。

1937年3月，邹敏初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生性积极向上的他凭在财金事务上的丰富经验，认为在货币流通中中央使用大洋，而广东流通毫洋，大洋1元兑换毫洋1元4角4分，比价悬殊大，有歧视广东之嫌，且广东已处抗战前沿，军费支出大，民众税负重。为此，他征得省主席吴铁城的同意，以省政府名义向中央写出报告：以大洋代替毫洋发给广东驻军军饷，减轻广东的负担。

邹敏初身为一个广东地方官员，向中央条陈存在的事实，本来无可厚非。谁知，蒋介石因“西南割据”，中央币制不及两广，余怒未消；这次邹敏初不知天高地厚，为广东说话，是“有意捣蛋”。恰逢又有人向蒋密报邹敏初在广东大量炒买港币，扰乱金融。如此无异于火上浇油。蒋介石即命广东当局将邹逮捕、解京严办，拟判“死刑”。后来好在抗战战事纷繁，蒋对邹案无暇顾及，邹敏初得以通过高层通融获释放。

民国二十九年(1940) 病逝于香港，享年 60 岁。

大埔县“茶阳三邹”

大埔县民国人物以军政界的著称，既有军界的罗卓英、吴奇伟、范汉杰、杨辉图等，又有政界的邹鲁、范其务、萧冠英、罗明等。而经济界人物及其成就，似乎鲜被提及。其实，民国期间大埔籍的经济人物，在梅州乃至广东，亦是首屈一指的。百侯的杨德昭，以财经为主线，长期为协调广东地方势力与中央之间的关系而仆仆于宁粤之途。茶阳的“三邹”更在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界扮演重要的角色：邹鲁不仅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一直雄踞中央高层，其财经经历不能不说丰厚；邹琳也是国民政府财经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原香港嘉禾电影（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邹文怀的父亲邹敏初(1881-1940)，1929年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当年他的声名，在广东财政金融界无人不晓。

“军界”“政坛”游刃有余

作为秀才出身的商界红人，邹敏初深谙政治内幕，熟悉安身立命的“潜规则”，善于揣摩，舍得让利，出手大方，辅之有中枢政经要角邹鲁、邹琳幕后支持，在军界、政界广结高官，游刃有余。

在西江，他与两任财政处长关系良好，和驻军关系紧密。时粤军第1师师长兼参谋长的李济深率部驻防西江，并掌大本营驻西江办事处。黄江税厂有一位厨师会烹调，邹敏初就经常请李济深到厂里吃饭，还顺便送上土特产；又第1师的军饷由西江财政处负责，而黄江税厂收到的税款向财政处上交，税款是毫银，琐碎而又笨重，为节省搬运麻烦，经邹协调，税款由税厂直接划交第1师，由师部开具收条再向财政处结账。这样一来，邹敏初与李济深以及师部经理处长、副官都混得很熟。

从早年在潮梅从事捐务开始，到上世纪30年代末寓居香港，邹敏初在20多年的财金生涯中，结交的军政界人物无数，上至李济深、宋子文，下至区县财金官员，绝大多数包含裙带、利益关系的成分，唯独与张发奎，情同手足，亦步亦趋。

张发奎及其第四军每有重大行动，邹敏初都将筹集军饷当作义不容辞的任务。为表示对第四军的关爱，邹敏初别出心裁，从国外进口自来水笔近百支，赠送第四军少校以上官佐每人一支，还在笔上刻“邹敏初敬赠”字样。此举在国军中堪称唯一，被传为佳话。

邹敏初的诚意和殷勤，博得张发奎的高度敬重和信任。“黄张事变”落幕，张发奎受各方责难，先出走香港，首选居住地就是邹敏初胞兄在香港的家；后又避居日本，为不被外界注意，张发奎用假名“邹醒春”，扮成南洋侨商，其取“邹”姓，因客家发音与“张”相近，而更主要因由是将邹敏初视为兄弟。

“大洋”“毫洋”缧绁横祸

1937年3月，邹敏初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生性积极向上的他凭在财金事务上的丰富经验，认为在货币流通中中央使用大洋，而广东流通毫洋，大洋1元兑换毫洋1元4角4分，比价悬殊大，有歧视广东之嫌，且广东已处抗战前沿，军费支出大，民众税负重。为此，他征得省主席吴铁城的同意，以省政府名义向中央写出报告：以大洋代替毫洋发给广东驻军军饷，减轻广东的负担。

邹敏初身为一个广东地方官员，向中央条陈存在的事实，本来无可厚非。谁知，蒋介石因“西南割据”，中央币制不及两广，余怒未消；这次邹敏初不知天高地厚，为广东说话，是“有意捣蛋”。恰逢又有人向蒋密报邹敏初在广东大量炒买港币，扰乱金融。如此无异于火上浇油。蒋介石即命广东当局将邹逮捕、解京严办，拟判“死刑”。

　史界有说，蒋介石如此惩办邹敏初，下手似乎太重了。其实，邹敏初之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轨迹上屡与蒋相左有迹可循。蒋严办邹，是长期隙怨累积的结果。后来好在抗战战事纷繁，蒋对邹案无暇顾及，邹敏初得以通过高层通融获释放。

“国华”“恒济”池鱼之殃

邹敏初一生创办了多家钱庄、银号，遍布上海、广州、香港、汕头、大埔各个角落，而国华银号和恒济银号两家最为知名。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英勇抵御日寇，博得国内国际正义人士的同情和声援，捐款源源不断，因同为粤人关系，国华受十九路军的委托，成为国内外捐款的代收机构。国华俨然成为十九路军作战指挥部，使不甚出名的国华成为国内知名的银行，业务节节攀升。

不久，十九路军调防福建，将存在银行的巨款提出，国华昔日风光不再；1933年底，十九路军举起反蒋大旗，“闽变”爆发，其他客户存款锐减。邹敏初见上海形势不妙，亦随十九路军入闽，留大埔同乡饶韬叔在国华打理一切。到1936年，国华经营日益困难，恰逢已升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唐寿民奉蒋介石之命到广东协助财政厅长宋子良打理财政，唐寿民乘这个机会，求助曾有投资银行意愿的陈济棠。陈财大气粗，投入股本一百万元，并注入数量不菲的存款，使国华起死回生。这样一来，邹敏初只能将董事长之位拱手让给陈系的区芳浦。

早在1924年上半年，即在承办黄江税厂之后、承办河口厘金厂之前，邹敏初就在广州桨栏路开设恒济银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邹敏初被蒋介石扣押第二天，在恒济银号存入大量资金的老搭档、原肇庆财政处长李基鸿即将恒济银号的巨款提取。消息传出，存户纷纷往银号提款，恒济无法应付，随之关门。但余汉谋的广东军的公积金70多万元也存在该银号，尚未提出而银行已倒闭。余汉谋即派人找到刚从南京释放在港的邹敏初，要邹想办法偿还军方这笔巨款。否则就要兴师问罪。这时，邹敏初积蓄的资金所剩无几，原掌管的国华银行亦已易主，无力筹措这笔巨款，只得一边请昔年有交情的在余汉谋处任职的蒋光鼐、莫希德从中缓颊；一边将在广州、汕头、香港的房产变卖，得款40多万元，将所存股票折价10多万元，另写上10万元欠条，才算平息事态。

儿子：原香港嘉禾电影（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邹文怀

孙子：邹重珏、邹重瑾，邹文怀之子。

孙女：邹重珩，邹文怀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