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世恭（约1822—1895），字虞臣，闽县（今福州）人，世居衣锦坊洗银巷（营）。郑鹏程四子。咸丰二年（1852）进士，殿试在前十名，以一字之误，降为二等，用户部主事，后归乡，闽督左宗棠闻其学问操守，聘为凤池书院山长10年，王凯泰又聘为致用书院山长10年，终正谊书院讲席。先后任凤池、致用、正谊书院山长共20多年，毕生布衣素食。精于经学，善品诗不作诗。工书，清丽典雅。能言诗而不自作。

品学兼优

郑世恭为学甚勤，能背诵《十三经》，且熟记相关“注疏”，擅长制举文章。咸丰二年（1852），一举登第，殿试成绩优异，名列前茅。然保和殿朝考时，却因一字笔误，而被抑为二等，遂与翰林院失之交臂。其后入职户部，授主事。

咸丰时期，清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财政危机严重。当时部曹岁入至微，官俸难以糊口，更遑论维持家计。且“坐曹”非20年不得外放地方，故无家资者难以坐守此职。郑世恭家徒四壁，只好告假还乡，以教馆授徒，得微薄馆金度日。古代社学、家学、私塾等基层教育机构中的教师，身份普遍不高，郑板桥对此事就曾自嘲曰：“教馆从来最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枷无锁自在囚。”即使如此，世恭最终也难得稻粱之谋。失馆之日，竟“至效女功络丝，日得百十钱以自活，如是有年。”（民国《福建通志·文苑传》）

主事一职在清朝官制中位列六品，依清制，其冠顶用“白车渠”。每逢喜丧戴冠之际，郑世恭往往怒摔其顶，大有不遇之感。《论语》云：“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穷且益坚”四字，是古代君子修身箴言，虽仕途不畅、经济贫乏，而郑世恭仍能坚守儒者节概，不滥作妄为。

同治五年（1866），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知道世恭品学兼优，于是延聘其为凤池书院山长，直至光绪元年（1875）为止，郑世恭在书院主讲前后10年。光绪二年（1876），又应王凯泰之聘，移主福州致用书院，至光绪十一年（1885）止，掌教该书院亦10年。林鸿年病殁后，他又继任福州正谊书院山长数年，直至病卒。

俭约朴素

福州致用书院以课经史为主。《致用堂规约》作为书院的教学指导，针对当时学界研究经史的情况，指出“近世学者，每以研经考史为难事，其病在欲速而不暇为耳”，并明确提出学习日程，说：“为学最忌进锐退速，一曝十寒……按日所读经史、古文等，照式填写课程簿，每逢十日，汇呈讲堂，山长面加考验。”郑世恭领会《学规》所定的教育宗旨及课程要求，在教学上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对经学课程，他主张“治一经毕，乃易一经”，详细计划1年中所要读的经书；治史、治“小学”课程，皆按照卷次顺序，并选择其中疑义，加以解惑。

入主致用书院第1天，郑世恭对诸生申明，自身于经史一门所学甚浅，希望能与诸生一起研究、共同进步，“以为教者、学者由此可以相长。”当时饰智矜愚者或讥诮之，而郑世恭坚守自己的教学目标和课程设计，不恤人言。10年后，师生所学皆多有可观之处。如政和人宋滋蓍、长乐人陈寿喆，都在世恭的指导下，对经、史之学有所成就。

朝廷对省城书院山长的待遇颇为优厚。同治十二年（1873）制定的《致用堂章程》中的“年定用款”条，详细记录致用书院山长的薪资待遇标准：“山长修金陆百两，膳金壹佰贰拾两，年节敬每次贰拾两，共银陆拾两；延请之初，送关聘金贰拾两，年应银捌佰两。”凡遇闰月，皆增膳金银拾两。另外，往来盘缠用度等，约计路程远近以临时酌款。郑世恭虽身居院长一职，而“毕生布衣蔬食，枯坐一室如老僧，出则步行”，行事从不铺张浪费。

善于鉴赏诗文

史载郑世恭“能言诗，绝不自作”。郑世恭是郑孝胥的叔祖，早在郑孝胥4岁时，其父郑守廉就将他托付给世恭培养教育，跟从其受《尔雅》等儒家经典。以后二人过从甚密，郑孝胥在学习经史之余，经常与世恭谈诗论文，“往往至深夜不已”。

郑世恭善于鉴赏诗文，亦工书法，其“书法近‘闲邪公’，晚年参以篆隶”。

他曾为福州正谊书院题写匾额“正谊书院”，榜书笔力遒劲，间架自然合度，给人以浑厚端庄的感觉，可谓书如其人。

父：郑鹏程，嘉庆元年（1796）进士，历官湖南常德知府，颇有政声，著有《聊以补拙斋集》；

母：裴氏，同治帝曾为其赐立“贞寿之门”牌坊，旌表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