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5年退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7年4月12日自杀。

郭民英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但他未能顺利毕业，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不逢时。事情的起因是一件看来极为普通的小事：1964年的某一天，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这本是一桩有助于增进学业的好事，结果却犯了忌讳：一是有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与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有悖。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一位知情的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时兴的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

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者在该书第11册中的《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有如下概述：“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该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不愿意为工农演出，认为他们听不懂音乐，演出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学校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借鉴西洋工具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来信最后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这些，我们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的指示。”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的摘要之后，于9月27日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学生的信显然不是可以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8个字来概括的，而作出“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的估计倒是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界和教育界现状的判断。

尚难断言这个学生在信中是否直接点了郭民英和郭沫若的名，但信的批判锋芒所向，郭民英还是无可避易了。毛泽东确乎一言九鼎，但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极其真诚的艺术情趣，并非易事。面对“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非难，面对热衷“封资修”、崇拜“洋名古”的指责，其内心感受极为苦痛，竟逐渐成为一种类似忧郁症的病痛所折磨。到了1965年的春夏间，郭民英竟无意继续学业，终于黯然伤神地离开中央音乐学院。7月2日，正与夫人于立群作“井冈山巡礼”的郭沫若给秘书王戎笙写信，其中主要是谈爱子转学的事：

关于民英的学校，我们打算让他转学人大。这对他可能好些。另有信给民英，如他愿意，请您费心为他办一办转学的事。拜托拜托。如不能转相当年级，我们的意思，即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以入何系为宜，请为考虑。

无奈郭民英经此打击，已是心灰意懒，不愿从头开始学他并不感兴趣的专业。考虑再三，还是入伍吧！

郭民英入伍之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成为当时很紧缺而实用的文艺宣传人才。他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锻炼得日益坚强，成为了中共预备党员。

“文革”开始之后，部队并不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因而相对稳定，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更何况像郭民英这样的名门之后，不能不关注时局。

到了1967年早春，时局愈益动荡。整个春季，郭沫若仅在3月下旬有过一次出席某友好国家的国庆招待会的外事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暮云沉沉、愁城四望的时节，4月12日，郭民英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

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常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

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在那样一个年头，自杀不唯难以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多半要被视为“反动”之举，因而也多半要招来恶名声。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去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据奉周恩来之命处理此事的当时海军干事徐平回忆，郭沫若和于立群为妥善处理此事，专门为徐写了一幅字，后海军方面得出的结论是郭民英患有慢性精神病。因此，郭沫若在这次事件中得以过关——郭民英有精神病从而排除自杀的“反革命”罪。（见徐平《军旅拾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