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玉大勋章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最高荣誉勋章，依据1933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的《颁给勋章条例》而创设。根据《颁给勋章条例》的规定，采玉大勋章由国民政府主席佩戴，并可由国民政府特赠外国元首。

1929年国民政府废除了所有此前的勋章法规。1933年，因多米尼加共和国决定暂缓执行排华苛例并将加以修改，国民政府拟授予该国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勋章以表感谢，以此为契机，国民政府制定《颁给勋章条例》，并在1933年12月4日（一说为12月2日）通过。《颁给勋章条例》设立了两种文职勋章，即采玉大勋章和采玉勋章。采玉大勋章和采玉勋章是国民政府最早设立和颁发的文职勋章，也是1942年仅有的文职勋章类别。勋章名中的“采”意指“采色”（彩色），以反映采玉大勋章和各等级采玉勋章的不同颜色。

1935年9月，国民政府文官处发文，规定了采玉大勋章的样式。勋章中心为由和田玉制成的中华民国国徽，表示国家至上之意。勋章分正章、副章，用大绶（即绶带，由右肩斜至左胁下），有表，不分等级；佩戴时必须穿着礼服。

依据《颁给勋章条例》的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佩戴采玉大勋章，因此获授该勋章的仅有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的林森（1933年12月获勋）和蒋介石（1943年8月获勋）两人。

《颁给勋章条例》同时规定，采玉大勋章可由国民政府作为礼物特赠外国元首。国民政府主席在向外国元首特赠采玉大勋章时，应由外交部拟定国书，连同勋章一起派专使或驻该国公使赠与，并将赠与情况报告外交部、递转国民政府备案。如1935年，比利时国王获赠采玉大勋章，由新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朱鹤翔赴比利时上任觐见国王、呈递国书时赠与。

在采玉大勋章下，尚还设立有采玉勋章，授予中华民国人民（军人除外）有勋劳于国家或社会者。采玉勋章分九等，公务人员选任及特任初授三等，公务人员简任初授五等，公务人员荐任初授七等，公务人员委任和非公务人员初授九等，均可累功递进至一等；由国民政府主席特令颁给的，不受该初授等级规定限制。

采玉勋章自1934年至1941年共授予212位中国人士，绝大多数授予了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也有少数民间人士因立功而获低等采玉勋章，其中知名的获勋者有顾维钧（1934年获勋）、陈嘉庚（1935年获勋）、戴传贤（1936年获勋）、于右任（1936年获勋）、孔祥熙（1936年获勋）、孙科（1936年获勋）、蔡元培（1936年获勋）、宋子文（1936年获勋）、宋美龄（1937年获勋）、何应钦（1937年获勋）、陈公博（1937年获勋）、胡适（1938年获勋）、卢作孚（1939年获勋）、邵力子（1940年获勋）等。

此外，采玉勋章也可以授予对中国主权、外交、文化、建设有贡献，促进本国政府援助中国，或在中国创办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外国人。授予外国人采玉勋章时，不称呼等级，而用勋章的绶制、颜色加以区分：一至三等为大绶、四至六等为领绶、七至九等为襟绶，同一绶制下从高到低依次为红色蓝镶、蓝色白镶、白色红镶，例如一等采玉勋章授予外国人时，被称为“红色蓝镶大绶采玉勋章”。采玉勋章共授予700多位外国人士，主要是外交人员、在华新闻记者、教育工作和技术人员，大多在元旦、5月5日（革命政府纪念日）、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日）等纪念日时集中授予。知名的获勋者有墨索里尼（1933年获勋，是为第一枚采玉勋章）、斯文·赫定（1935年获勋）、约翰·拉贝（1938年因其在南京大屠杀中组织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平民而与其他21位西方人士一同获勋，为不影响在南京的救济工作，此项授勋为秘密进行）等。大量授予外国人士勋章，显示了国民政府希望在抗战环境下尽可能增进国际友谊、争取国际支持。

由于采玉大勋章和采玉勋章使用玉质材料、原料稀缺，加上1941年底新的《勋章条例》颁布，出现中山勋章、卿云勋章、景星勋章三种新的文职勋章，因此除蒋介石在1943年继任国民政府主席而获授采玉大勋章外，采玉大勋章和采玉勋章在1941年后停止了授予。

目前，台湾当局仍然设有所谓“采玉大勋章”作为“最高荣誉勋章”。201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曾相继向海地、巴拉圭领导人颁授“采玉大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