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歌》传说是由
叔齐、
伯夷饿死前所作的一首
先秦古歌，这首歌谣的一、二句写二人在首阳山采薇充饥，字句看似平淡，却包含了“不食周粟”的坚决态度。三、四句说明不食周粟的原因。五、六句写个人遭遇，表达生不逢时的感慨。最后两句表达了他们宁赴黄泉，绝不妥协的态度。
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墨脱初的长子和幼子。孤竹君生前拟定让位给叔齐，他去世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接受，逃走，叔齐也因不肯继位而逃走，王位便由孤竹君的中子继承。武王建立周朝后，二人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历史上受到推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不贪权势，二是他们反对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因为在他们看来，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不仁）。这首歌谣就是他们饿死前的绝命辞。
这首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
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
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作品用语简洁；结构上转折自然，首尾呼应，一气呵成：风格质朴，平实之中却不失流利。总的说来，这是一首表现较为成功的歌谣体的小诗。至于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关系到如何评价武王伐纣。孔子从道德自我完成的角度抽象地肯定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实际上，这是对武王伐纣的正义性的否定。从政治上看，褒扬伯夷、叔齐，等于是在提倡忠于一家一姓的愚忠，是符合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而与历史的进步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见解十分高明、通达。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孟子虽也多次称颂伯夷，但仍给予“伯夷隘”（《孟子·公孙丑上》）的不客气的批评。所谓“隘”，也就是器量太小，只求洁身自好，不能容人容物，也就是一种经过精心修饰的个人主义。孟子的几段话，是对伯夷、叔齐以一己的思想道德原则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而不能以人民大众的爱憎为爱憎，从而站在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辞）的对立面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同时也可看做是对这首表明夷、齐“义不食周粟”心迹的绝命辞《采薇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深中肯綮的评价。尽管《采薇歌》唱叹有情，感慨深沉，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评价，却是并不值得加以肯定的。
唐人
司马贞《
史记索隐》：“言己今日饿死，亦是运命衰薄，不遇大道之时，至幽忧而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