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葫芦引》是当代作家宗璞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计划撰写四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已全部完成。故事以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北平明仑大学被迫南迁云南办学的艰苦历程，故事中塑造了一系列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也较为难得的记录了被人们遗忘已久的抗战时期修建滇缅公路的事迹。全书多为短句，读起来“上口”而无滞碍之感，语言纯朴雅致，清丽典雅，细腻和谐，有诗的美意和散文的含蓄，是宗璞创作中的精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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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曾称宗璞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这决非过誉之词。宗璞既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家学渊源，又从事外语工作多年，接触到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故而在创作中，她秉承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色，又兼及外国文学的优长：中国传统语言的含蓄凝炼、特有的节奏与音韵美、鲜明的形象性；外国文学中表现微妙复杂的人物心理状态的新鲜活泼的文字，两者在宗璞笔下互相渗透、彼此融合、化而为一，这就形成了宗璞非常个人化且颇具特色的言语风格。而到了《野葫芦引》，宗璞更是把这种风格推进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野葫芦引》的叙述方式匀称、节制、含蓄、典雅。在全书之前有六首序曲。名为“风雷引”“泪洒方壶”“春城会”“招魂云匾”“归梦残”“望太平”，当是四卷本的总纲。前两部作品《南渡记》与《东藏记》，每章的字数大体相当，一般分为三或四节，而在奇数章节末尾，一会出现一篇独语，如：野葫芦的心、没有寄出的信，棺中人语等，以旁白形式来凝炼、升华本章内容。在每部作品结尾处加有间曲，名为《南尾》与《东尾》。如此的安排极富节奏感与韵律感，在结构上很是规整。阅读这部以战争为背景的系列长篇，却感受不到刀光剑影，只有战争给人造成的精神伤痕。无怪乎张抗抗称“宗璞的语言是柔性的，被一种母性的仁慈与博大的情怀包容……，女性的柔情化解了恐惧与忧烦，消融着耻辱与绝望，使得西南偏远的穷乡僻壤，都笼罩着温馨的家园气氛：炮弹下的鲜血和死亡，也被覆盖着凄迷的美感。”这种优美典雅的叙述语言，首先源自文言语词和文言句法、文法的使用。宗璞本人幼承家学，传统文化根基深厚。那些序曲、间曲及文中不少自制诗赋既合于整部作品的风格基调，有助于情节的介绍和人物的塑造，又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情。

作品中涉及很多知识分子：孟樾、庄卣辰、肖子蔚等，名字本身无一不透着主人书香门第的出身和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氛围。其次，虽为长篇，但用笔凝炼、生动、含蓄、雅致。多用短句式，读来琅琅上口而无滞涩之感，这一点直接受益于她古典文学的素养。说到文字的运用，短应该比长更难做到，因为短则意味着“每一句的组织，无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组织，无浪费或蔓枝，可以说字字锤炼，句句经营。”短句式的优长还在于语调的顺畅、句子的活泼、语序的多变，对于把握人物丰富复杂、细腻微妙的心理变化能够收取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宗璞执著探寻的是人物的精神领域、灵魂世界，所以其大部分作品多是以情感、情绪、心理的流动为线索来构筑全篇“我的有些作品不注重情节，也不用白描叙述的手法”，清晰流畅又含蕴深远。《野葫芦引》在结构上延续了宗璞的一贯风格，以孟弗之家庭为轴心展开故事，没有十分明确的矛盾冲突。但是在相对自足的整体中却包孕着巨大的情感张力，也正是这种张力，使其结构具有了一种无限延展的可能性。依靠这种内在的张力与可能的延展空间，充分又真实地展现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野葫芦引》用笔轻灵、转换自然，用类似蒙太奇的手法把与孟家相关的师友、亲朋的生活画面剪辑、交织在一起。《南渡记》呈现了北平沦丧后的气氛与现实：民族主权丧失，百姓生活于压抑屈辱中；《东藏记》则摹写了偏居昆明的现实情状与明仑大学师生的精神面貌。如此之多的生活细节聚集在一起，然而却并不觉散乱，因为这是“为典型化服务的具有艺术概括意义的日常生活描写。”透过这些生活画面，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人们的内心世界，也能够把握到那个时代的脉搏跳动，“日常生活内容与特点形成人们基本的生活状态，而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又总是能反映出这一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从吕清非到孟弗之、庄卣辰，从吕碧初到孟嵋、澹台玮、小娃等，他们的心中都积淀着屈辱与愤怒，也生长着觉醒与反抗，虽然各自的方式不尽相同，然而那种为国家计的情怀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当时支撑着中华民族跨越难关的民族凝聚力，也是支撑作品那些生活事件的情感核心。

宗璞对历史的书写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作家的写作姿态大相径庭，依然是运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的模式对宏大题材书写，对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意无意成为政治话语权的代表。在《野朝声引》中，主要书写了三代人在抗日战争巾表现出来的英雄气节，第一代人吕清非，因为拒绝上任伪职而自尽，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风亮节，第二代主要有以孟弗之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表现出的不卑不充的民族精神，第三代主要以嵋、澹台玮为主角，表现他们不畏艰险，同仇敌汽地参与到民族救亡中。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相比，宗璞的写作姿态相对正统。正如黄子平所提到的：“革命曾谋求一种叙事秩序以讲述犯秩序。”而宗璞在小说中通过对革命叙事的强调而向主流文化靠拢，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赞美和弘扬。对《野葫芦引》的书写除了缅怀那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对那一段历史怀有很深的情结。从她对日本形象和美国形象不同的态度来表现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历史情结。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批判与重建，艺术观念的解放与转型，当代小说家们展开了多元的探索，纪实文学观念在此时悄然兴起，纵览寻根小说也开始涌现在文坛，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抗战问题有了更为公正的重新认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宗璞结合了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的经历开始了《野葫芦引》的创作。

解晓敏：“《野葫芦引》长篇系列小说，是宗璞在新时期，满怀诗意地以晚辈身份旁观上一代生活的杰作。她以正面积极的态度肯定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和感情取向，为我们呈现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

卞之琳：“就题材而论，这部小说填补了写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小说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就艺术而论，在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繁荣当中独具特色，开出了一条小说真正创新的康庄大道的起点。”

毕文君：“宗璞《野葫芦引》为探讨作家在文学记忆与历史细节的缝隙间如何经个人文学小传统而浸润出深厚而别致的审美底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个例。从文学传统的内在融合来看，《南渡记》《东藏记》在女性视角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描摹上显现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郑新：“在当今众多的历史小说中，宗璞的《野葫芦引》无疑代表了一代知识女性历史言说的品格与品位。”

吴婷婷：“小说工整精妙的序曲、间曲让老作家黄秋耘、卞之琳自叹弗如；孟樾买砚、海上联诗的精致趣味让批评家们啧啧称羡。”

雷达：“读《东藏记》，最突出感受是，由于作者特殊的家庭教养，生活环境，以及作者融贯中西的学问根柢，使得这部作品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品格非常内在，不是那种外贴上去的‘文化相’，而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作者人格，学养，才情，气质，心灵的外化。大有“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的气象。”

杨柳：“《南渡记》和《东藏记》是充满艺术魅力的长篇小说，它的人物鲜明生动，语言优雅精致，含义深刻隽永，复读复品，回味无穷。小说的叙述从容洗练，弛而不张，平淡之中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关于小说的语言，囿于篇幅，无法详述，读者在阅读中自可体会其妙趣。”

文洁若：“作者以如椽之笔，细腻地刻画了我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那波澜壮阔岁月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宗璞，原名冯钟璞。河南唐河人，1928年生于北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体于中国社会科学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既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长期耳濡目染，她的作品蕴含东方传统哲学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代表作品有小说《红豆》《三生石》《花朝节的纪念》以及《野葫芦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