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是作家张爱玲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44年上海《天地》上，后收入小说集《传奇》中。

曹七巧家里本是开麻油店的，由于姜家二少爷是个残废，无法与做官人家结亲，便娶了七巧做正房。丈夫的残疾使曹七巧无法享受女性对爱情的渴求，并造成了她常年的性苦闷。于是她把姜季泽作为爱慕对象，但是传统封建礼教迫使姜季泽拒绝了曹七巧。现实的无情和对金钱的渴望，激起了曹七巧对钱财的无限占有欲，使她一步步陷入自己打造的黄金锁，也一步步走向心灵的扭曲。

曹七巧由于心理的重度扭曲，在分家之后转变为一个恶母和恶婆婆，做尽了极恶之事。

女儿长安是她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七巧让长安裹小脚，沦为亲戚朋友的笑柄。当长安在学堂呼吸到新鲜空气时，却又在七巧的无理取闹后放弃上学。当长安好不容易和童世舫有了爱情，七巧却从中作梗，变着法让长安吸上大烟，败坏女儿名声。把长安推向无底的深渊。

长白也在曹七巧的诱惑下吸食大烟。母子俩讨论儿媳的秘密，使儿媳被逼绝望，悲惨地死去。而后扶正的娟姑娘，不到一年吞鸦片自杀了。曹七巧自身的不幸使她不能容忍别人的幸福，甚至是自己儿女的幸福。极度的内心扭曲使她做出各种的恶事，毁掉了儿女、儿媳和童世舫的幸福，也造成了更多人的悲剧。

张爱玲的写作生涯是从1943年的上海开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本就是一个浮华的洋场社会，战争的阴云又给它增添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气息。十里洋场，华洋杂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杂糅在一起，显得光怪陆离。这就是张爱玲写作《金锁记》时的上海，价值虚无，物欲横流。同时，战争与死神又近在咫尺。人性恶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锁记》正是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它既打上了时代的印迹，也掺杂了作家本人在个人身世背景上所形成的人生经验。

《金锁记》的创作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家庭阴影笼罩下产生的心理危机的克服。张爱玲说，当“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时，“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金锁记》正是作为遗老遗少后代的张爱玲出现“被抛弃”之感、为证实自己的存在而求助古老记忆的产物。《金锁记》的本事就源自张爱玲的家族故事。据她弟弟回忆，小说发表时，“她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姊姊和我就已走进《金锁记》里的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

曹七巧

曹七巧是张爱玲《金锁记》中的一个血肉丰满，让人可憎又深感可怜的人物。曹七巧形象是立体的，发展的。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作者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可谓是淋漓尽致，丝丝入扣，充分展现了一个弱者、一个女性在追求金钱、权利、爱情方面所做的无望的挣扎，最终成为一个男权社会的牺牲品的一个过程。

长安

七巧的女儿。七巧让长安裹小脚，沦为亲戚朋友的笑柄。当长安上学时，却又在七巧的无理取闹后放弃上学。当长安年龄越来越大，好不容易和童世舫有了爱情，七巧却变着法让长安吸上大烟，败坏女儿名声，最终这桩婚事也失败了。

人性沦丧

《金锁记》揭示了在金钱和命运双重“缰锁”的束缚下，七巧的人性一步步遭到“剥落”，并最终走向幻灭的过程。起初是为了得到金钱而牺牲自己的爱情、青春与幸福；后来是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金钱而与旁人进行“飞蛾扑火”式的“抗争”；最后是疯狂地扼杀了子女的爱情与自由权，以求得内心变态式的平衡——这就是囿于“生命枷锁”之中的曹七巧的生存困境。若放眼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历史文化语境，读者不难窥见，七巧的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而且映射着整个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当时上海以十里洋场为代表的光怪陆离的都市文化和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风气，给张爱玲的小说作品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哲人们常说：“滴水虽小，但能折射整个太阳的光辉。”而佛家则如是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可以想见，在当时那物欲横流、社会价值虚无的男权社会中，曹七巧只不过是千百位命运悲惨的妇女的一个缩影而已。在《金锁记》中，张爱玲能够接触到那个时代敏感而颇有关注价值的问题，足见她敏锐的时代眼光。正处于“抗战”沦陷区的上海，战争的恐怖阴云始终笼罩；金钱拜物教的思想观念日渐蔓延；传统的美好道德逐步沦丧。这一切都成为无形的“生命枷锁”牢牢地锁住了当时人们的灵魂世界。《金锁记》宛如一扇时代窗口，让我们能够看清那个时代炎凉的世态与逐渐泯灭的人性。同时，诚如张爱玲自己所描写的那样：“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毫不留情地将人们华丽的生命“外衣”扯去，并有力揭露出人性丑陋不堪的一面。然而，这种揭露的意旨却并不在于批判丑陋，亦不在于抑恶扬善——至少在《金锁记》中是如此。它更多的仅仅是张爱玲人生观、人性观和文艺创作理念的一种真切、自然流露而已。

金钱腐蚀

姜公馆的二奶奶曹七巧以十年的青春熬死了残废的丈夫，争得大庄财富，从此成为黄金的奴隶，心理变态，她压制情欲，无情地赶走了她原来钟情的小叔子，又屡次破坏了儿女的婚姻。她逐渐成了扑灭人间幸福和美的丧失人性的女妖。作品通过对她典型性格的描述，真实塑造了一个由金钱而导致人格裂变的曹七巧形象，深刻地揭示了金钱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和对人的本性的扭曲，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婚姻悲剧

《金锁记》建构了女主人公曹七巧的一生。从未嫁时麻油店的“活招牌”到姜公馆的二奶奶，再到带着一双儿女分家另住的寡妇，直至死去。作为女性，在面对自身的婚姻问题时，七巧有着与中国大多数传统女性相似的无奈，即必须受制于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以及婚姻的不可自主性等。七巧出生于开麻油店的人家，“临着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黑腻的柜台，芝麻酱桶里竖着木匙子，油缸上吊着大大小小的铁匙子。漏斗插在打油的人的瓶里，一大匙再加上两小匙正好装满一瓶——一斤半。熟人呢，算一斤四两。有时她也上街买菜……”借用姜公馆丫头小双的话说，她是“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按照传统门当户对的门第观，七巧或许会嫁给喜欢她的肉店里的朝禄，或者是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与张少泉两人中的一个，抑或是沈裁缝的儿子。“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这样的婚姻，虽然也是门当户对，并且极有可能也是哥哥一手操控的结果，但或许不会让她如嫁到姜公馆后那般不幸。

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成为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但是七巧并没有逆来顺受，还是同封建礼教进行了抗争，尽管在苦苦挣扎中发出了微弱的声音，但是最后也用畸形的方式毁了自己的一生。

喻象

《金锁记》中涉及的喻象分为日常事物、古代事物、时尚事物等等。日常事物是指生活中的寻常事物，如风、太阳、泪珠等，共35处，约占68.6%；古代事物是指中国古代传统的事物，如夜漏、脸谱等，共8处，约占15.7%；时尚事物是指在作者生活的时代从外国引进的时尚的事物，例如电影配音机，霓虹灯等，共6处，约占11.8%。其他类型的比喻有6处，约占11.8%。其中以日常事物作为喻体的比喻占的比重最大，这也正体现出张爱玲平民化、世俗化的风格。从这些比喻中可以看出《金锁记》中的喻体主要具有世俗化、古典化、图像感的特点。

情节和人物

《金锁记》在情节的安排上，人物的设置上，颇有借鉴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色彩。在情节上，它讲究巧合、波折和首尾照应；在人物的设置上，多在古色古香的环境氛围中来写现代人的精神气质，带有强烈的市井色彩。例如：曹七巧刚一出场时的动作肖像描写：“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绸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相滚……三角眼，小山眉……”隐约让人体味出《红楼梦》中贾宝玉二次进“太虚幻境”所见王熙凤倚着门廊嗑瓜子的形象。此外，在描写三个儿媳一大早来拜婆婆请安的动作中，也体会出了《红楼梦》的味道，“众人连忙扯扯衣襟，摸摸鬓角，打帘子进隔壁房里去，请了安，伺候老太太吃了早饭。”这俨然一副贾府众媳妇或下人拜见老太君或其主子时的神态动作。

翻译家傅雷：“（《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中国旅美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短篇小说”。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现代女作家，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1952年赴香港，1966年定居美国。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