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月林（1915—2009），1915年生，江西于都人。1930年参加苏区儿童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进中央苏维埃大学学习，次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从事扩大红军、照顾伤员等工作。到达陕北后，曾在陕北妇联、中央妇女部工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调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后在部队电台及机要部门工作。1951年转业地方，任云南省保育院副院长。1955年调中央组织部，为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

钟月林是江西省于都县人。少年时期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慰问红军伤病员等进步活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8月调中共中央局妇女部工作。1934年10月参加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随同中央直属团行动。长征路上，到达每一处驻地后执行三项任务：找第二天行动的向导、担架员，筹粮，向老乡租房。1935年在陕西瓦窑堡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2月与宋任穷同志结为革命伴侣。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台技术，毕业后主动要求上前线，先后担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电台报务员，军区电台、机要科译电员，冀鲁豫军区机要科译电员。1945年冬到晋冀鲁豫军区二纵队司令部机要科任译电员。1947年在晋冀鲁豫军区留守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军区机要科译电员、云南省保育院副院长。1954年转业离开部队，次年初调到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档案科工作。1962年3月任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后下放到辽宁省干校劳动。1978年后到中央组织部干休支部工作。钟月林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钟月林是于都县桥头乡人，由于家境贫困，8岁时便许给本乡一户人家做童养媳。1930年春，红军的队伍开到了桥头乡，15岁的钟月林就参加了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转移时年仅19岁。1934年10月，经中央审查确认随队转移后，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问钟月林：“小钟，这次行动我们要到敌人的后方去，形势很危险，可能路会很长，会很艰苦，你能挺得住吗？”钟月林坚定地回答：“苦，我不怕，只要叫我革命就行，不叫我革命就不行。”然而，就在女红军集中训练接近尾声时，钟月林却突然拉起了肚子，得了痢疾。队长向钟月林传达了上级指示，让她暂时离开部队，留下来养病。钟月林不等队长说完就急了，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充满革命激情的斗争生活，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紧紧拴在了一起。钟月林找到团长董必武，坚决要求跟着部队走，表示绝不拖累部队，死也要死在队伍里。董必武被她朴实而坚定的表白感动了，让随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让她先吃了药再说。服过药后，钟月林病情大为好转，当夜跟着部队又出发了。

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群众不了解红军、共产党，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以，经常是红军队伍到达一地后，群众已事先躲到山上去了。钟月林和红一方面军的其他女战士的任务就是做群众工作，到乡亲们中间宣传红军的方针政策，让老百姓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钟月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让老百姓明白红军是为穷人做主的。部队到卓克基时，钟月林所在部队接到通知，每人准备七天的口粮，为过草地做准备。七天的口粮，到哪儿去找。部队原本就缺粮，周围人烟稀少，就是有一些村庄，也都是些穷苦人，没有富裕粮食卖。正当钟月林一筹莫展的时候，她听说在马圈里，能找到办法。她立即和几个女战士一起跑到一个马圈，原来，在喂马的干草里有一些遗漏的青稞，另外，马粪里也有许多没有消化掉的青稞粒。她们跑遍了寨子里的马圈，把这些青稞粒收集起来，洗净晾干，炒熟磨成面，竟然装了满满几小布口袋。

长征途中，每天行军160多里路，还要应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钟月林她们这些女战士们还要照顾伤病员，其身体和精神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对于她们来讲，苦和累都不可怕，就怕生病受伤掉队，怕部队发六块大洋，因为给你六块大洋，就意味着要被寄放到老乡家，离开革命队伍。因此，她们每一个人都表现出非凡的毅力。钟月林她们当时跟伤病员一起走在部队的后面，每次刚到宿营地，不等她们喘口气，部队就又要出发。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使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们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为在作战时不被敌人认出是女的，她们剪去了长发。风餐露宿，长途行军，根本没条件考虑个人卫生问题。红军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为此，一些女红军干脆剃成光头。1935年10月19日，钟月林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

在延安，宋任穷结识了自己的终生伴侣钟月林，两人相亲相爱，一起携手走过70年的风风雨雨。两人的姻缘是贺子珍牵的线。长征到达陕北后，一天，贺子珍见钟月林回住地，拦住了她，笑着说：“小钟，聊一会儿。”贺子珍同钟月林从思想聊到工作，然后拉着她的手说：“小钟，长征结束后，不少女同志都找到对象结了婚，我看你这个小妹妹，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当钟月林得知贺子珍介绍的对象是宋任穷时，心中一动。她曾听人说，宋任穷上过中学，教过书。长征路上，红军战斗频繁，行军打仗十分艰苦，可是宋任穷却利用行军、作战、宿营的间隙，坚持天天写日记，这多不容易啊。想到这里，钟月林抿着嘴唇望着贺子珍，轻轻地点点头。贺子珍笑着说：“好，你这头算是同意了，我再去找那一头，不久给你消息。”过了一段时间，宋任穷和钟月林见面了。第一次约会，两人像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地交谈。钟月林问了她一直想搞明白的事情：“你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我当时听了觉得很别致，后来一想，蛮好听的。”宋任穷说：“你不知道啊，我原来的名字叫宋韵琴，现在这个名字是老上级伍中豪改的。”伍中豪认为，“湖南话韵琴与任穷谐音。我们工农干革命都是受苦的穷人，革命者不怕穷，这个名字气势恢宏，以后革命胜利了，你能当个大将军！”从此，宋韵琴就改名宋任穷。真诚而实在的谈话，使钟月林与宋任穷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她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家事、性格和爱好一股脑儿告诉了宋任穷。1935年12月12日，宋任穷与钟月林就在延安以极简单的方式结婚了。新房是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窑洞，这是宋任穷原来的宿舍。宋任穷拿出仅有的3块钱，买了一头羊，还做了烤烧饼，请蔡畅、邓颖超、贺子珍、邓六金等几位大姐及红军学校的几位同志一起吃了顿饭，算作向大家的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