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更高期待：“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汉族，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省杭州市。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空气动力学家、系统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钱学森于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1938年获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在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的工作；回国后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许多理论领域都进行过创造性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回忆：1984年，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理论，提出基于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问题，提出知识密集型农产业的思考，学术界对这些理论反响不大，基本上无人关注无人践行，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才明白，自己不仅要提出理论，还要有意识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才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10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大学，与同学们共度过五四青年节。一位学生向温总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温家宝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总理接着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

针对如何回答著名“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即目前中国教育的瓶颈问题——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孙霄兵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这将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

钱学森的弟子之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以及曾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接受记者专访，他们认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浮躁情绪，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最大敌人。

“钱学森之问”，既是一个“科学之问”“教育之问”，实际上，更是一个“体制之问”“历史之问”。它的科学求解，关乎国家未来长远的兴衰发展。

钱学森之问深深涉及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涉及对社会发展的历史探索和历史经验的回顾和反思。若再放开眼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涉及对20世纪全人类科学文明、人文文化上的历史大实践、大探索的回顾、对比与反思。这是一个在历史当口上，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严肃之问、睿智之问。

在中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中，教育的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在培养杰出人才时遇到的困境。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

中小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钱学森列出的对他影响最大的17人中，北师大附中的老师占了7位。中小学教师是培养发现人才的最前沿力量。而基础教育阶段最为人诟病的是学生负担过重，严重扼杀了学生发展兴趣、创新探究的天性。为此理应深入推进招生考试制度综合改革，注重培养学生感兴趣、拓展学生潜力，帮助每一位学生充分发展。

高校是培养未来精英的阶梯。而中国现今高校行政化过浓、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大学越建越大，但尚存在“见物不见人”等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围绕培养世界级杰出人才、立德树人的中心开展工作的思路，尚未完全厘清。目前我国正在加紧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必由之路。

青年成才的路上，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天赋如同自然花木，要用来修剪，家庭教育不能只关乎温饱生存，还要给孩子滋养家国情怀，从小励志。让他们怀着理想和抱负，在对万物的好奇中，在不断探索中，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学习成才，实现人生价值。

而社会是创业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外部生态。历史上但凡杰出人才的出现和成长，都有赖于宽容开放、鼓励创新的外部环境。当前社会还要改变人才评价标准，涵养容错试错土壤，让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呼吸新鲜活力的空气，在创业创新的大海里恣意游泳。

青年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风向标。唯有一流的青年，才有卓然之国家未来。“钱学森之问”其实更是在拷问青年人。唯有人才从现在的青年中不断涌现，才有高尖端乃至世界杰出人才的万丈高楼。青年要励志，要冲在破解“钱学森之问”的最前沿，真正痛“钱学森之问”之所痛，思“钱学森之问”之所思，要把回答好“钱学森之问”作为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把振兴国家和民族的重担切切实实地扛在肩上，唯有青年动员起来了，“钱学森之问”才能真正落到实地。

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朱伟教授：中国教育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它不是一个开发式的教育模式。比如从幼儿园到高考，一直教你背东西、念东西，更多的是让你把现有的东西记住，并没教你怎么去开发、推翻，并创造出新东西，而这正是以后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中要做的。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集大成，得智慧”是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根，就是充分尊重人才的成长规律和培养规律，激发人类的无限潜能，在快乐中获得知识，在探索中追求真理。

教育体制中培养的学生缺乏创造性人才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不仅是学校，而且整个社会都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另一个极端是科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产生是最为纯粹地基于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好奇，以及感受到自己的无知。正是古希腊的那种对智慧的纯粹热爱，那种完全的非功利主义，不追求任何“有用的回报”的价值取向，才成就了它辉煌的哲学和科学。当然现代社会的情况不同于古希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中受到启发。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其主题是：“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反倒是科学发展并不领先的欧洲取得了突破，发展出了现代科学？”“尽管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但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都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

相比而言，李约瑟只是对世界史上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不能释怀，随之提出了一个“虚拟”的问题。“钱学森之问”则是一个为中国科技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针对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现实提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尽管李约瑟和钱学森是同时代人，但李约瑟钟情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钱学森则献身于中国的航天事业。李约瑟的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的过去，钱学森的事业却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现实，“钱学森之问”则直接针对中国的现实，其思考的锋芒则指向了中国的未来。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钱理群所忧虑的结果，其实已不断出现：陷于贪腐的大小官员，专靠赚黑心钱发财的老板，在媒体上发表不负责言论的无良写手，还有动不动就在国内外公共场合制造出各种悲喜剧的“中国巨婴”……所有这些人都或长或短地接受过学校教育，很多人甚至还是大学和研究生毕业。“钱理群之忧”所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2018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拔尖人才培养论坛”上，96岁的杨振宁院士就“中国培养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的问题连发三问，“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杨振宁三问其实还是当年的钱学森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