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极（1916年6月10日-2006年6月15日），原名钱景伊，江苏太仓人，同济大学肄业。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总设计师，延安时代通信设备设计、制造和新华广播接替电台组建者之一。

1916年6月 生于江苏省太仓县。

1936～1937年 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学习。

1938～1938年 陕西延安安吴堡青训班和陕北公学学习。

1938～1942年 中央军委通讯局材料厂技术员、股长、实验室副主任。

1942～1945年 中央军委通讯局通信学校电学教员组组长、实验室主任。

1945～1948年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通信分局二处器材料科长。

1948年 华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任科长。

1949年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接管处军代表；天津中央电器公司总经理。

1949～1950年 天津电工二厂厂长。

1950～1955年 总参通信部器材处处长。

1955～1957年 总参通信部通信技术研究所主任；军事电子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1958～1965年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研究分院副院长。

1965～1978年 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

1978～1982年 第四机械工业部第19研究院院长；兼国家计算机工业管理总局副局长。

1982年 离休。

2006年6月 去世。

钱文极，原名钱景伊，1916年6月生于江苏省太仓县。在家乡省立太仓中学附属小学和初中部完成学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中学。1936年直接升人该大学工学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亲眼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更激发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从高中起，他认真钻研无线电技术并自己动手组装无线电接收机，成为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同时，在进步书刊和左派同学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校救亡宣传队的活动，并任队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在各条战线上的大步后退，他痛感不能依靠南京国民政府来取得抗战的胜利，毅然决定和其他几个同学一道投奔共产党，成为当时同济大学弃笔投戎的第一批大学生。后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1938年初，到达陕甘宁边区。

到达陕北后，先在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进入陕北公学第11队学习。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分配到中央军委通信局材料厂，从事军用通信机的生产制造工作，设计了一批小型收发报机，并投入小批量生产，装备了我军领导指挥机关。在此基础上，他主持设计了我军第一批100瓦主振强放式发报机，随后又设计了新华通讯社最早使用的500瓦发报机，是该套设备的设计与装配者之一。

1945年10月，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通信分局二处器材科科长，负责设计装配军用收发报机，装备部队。1946年在太行山区，参加了邯郸广播电台的建设工作。

1947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军队进攻延安，中央决定由邯郸广播电台接替陕北广播电台的广播工作。为此需将原邯郸的中波电台改装为短波电台。在王士光的领导下，他组织实施了该机的改装设计制造工作。经过半个月的日夜奋战，邯郸广播电台按时接替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工作，保证了党中央的声音在空中没有中断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军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后，听到陕北广播电台还在播音，十分惊讶。特调用美国的测向机专门寻找这个电台，但始终未能找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电台是在太行山里！

随后，为保证刘邓大军南下，他组织有关人员在短时间内生产出一批电台，保证了部队的需要。由于这两项任务完成出色，均被记予特等功。

1948年夏，华北军区成立，被调往华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工作。同年12月，奉命参加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接管天津市无线电、电机工业企业及电信物资工作。对工厂进行改编后，成立了天津电工一厂、二厂和中央电器公司。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及电工二厂厂长。

1950年2月调往北京，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总参谋部通信部器材处处长，负责全军通信装备器材的采购、储存和供应工作。在我国志愿军人朝作战期间，圆满完成了全军入朝部队通信装备器材的供应工作。与此同时，还有计划地组织全国有关工厂开展通信器材的研制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前后，率先完成了我国陆军通信机及器材装备的国产化工作，成为全国解放后，在全军各军兵种中实现部队装备国产化的第一家。

1955年，调总参通信部通信技术研究所，任所主任。1956年2月参加了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西太平洋区域会议。同年，参加了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会议。根据规划，通信技术研究所在1957年被改编为军事电子科学技术研究院。被任命为副院长。

1957年10月，参加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与苏联签订科学技术协定。担任无线电电子学小组组长。在无线电电子学方面，为苏联援助中国确定了技术项目，为我国无线电、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7年底，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副院长，主管技术业务。二分院为我国新设立的导弹控制系统专业设计研究院，因此一切从零起步。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我国导弹控制系统设计研究院的全部创建过程，并兼任仿制的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为我国导弹研制基地的建设和第一代地空导弹的研制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78年，任第四工业机械部第十九研究院院长。该院承担通信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研制工作。在该院工作期间，1979年，参加中国电子学会赴美访问团出访美国，考察了美国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等企业和机构，后又应西柏林通信技术研究所的邀请，访问了联邦德国。

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积极对该院的技术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明确了总工程师的地位，建立了技术指挥体系和相应的管理制度。为培养计算机方面的技术人才，特别是软件人才，他利用十九院15所的计算机技术力量与北京大学联合，于1978年创办北京大学二分校，即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前身。为日后我国大批培养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年，兼任国家计算机工业管理总局副局长，是我国现代计算机行业早期开拓者之一。

1956年初，国务院组织制订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当时，全国的电子技术研究机构只有总参通信部所属的北京通信技术研究所和南京雷达技术研究所；在全国的高等院校中，只有清华大学设有无线电系，上海交通大学仅设一个有线电通讯系。

钱文极作为军事通信技术专业的带头人，在规划会议上被任命为无线电电子学规划小组组长，主持编写了相关部分的发展规划。在规划制订的后期，苏联派出高级科学家代表团来华协助制订，规划中无线电和电子技术的发展问题才开始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进而以采取紧急措施的形式将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4项列为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项目，并在规划中规定了在全国各大学普遍设立电子学方面的各类专业，以便大量培养电子学方面的人才。会后，有关部门也相继迅速建立起电子学方面的研究机构，为日后我国无线电和电子学专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自1956年制订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后，我国便与苏联谈判，达成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协议。当年便成立了国防部第五局和国防部五院，1957年组建五院一、二分院，二分院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设计院。由于我国过去从未有过导弹事业，因此分院的建设在技术业务上完全由苏联提供援助。他作为二分院的技术负责人，参与了同苏方的关于二分院建设的全部谈判和接待工作。

苏方援建的基建工程称为“8109”工程。全部建筑面积为14多万平方米，扩大初步设计由苏方负责，施工设计由中方负责。工程于1960年3月动工，1965年上半年土木建筑全部完工。各类技术人员于1960年开始大批进入，其中大多数新毕业的大学生就是1956年12年规划后所设新专业的毕业生，是执行规划后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正是他们才基本满足了基地建设的需要。

在该项工程的扩大初步设计期间，他代表二分院去莫斯科与苏方谈判“8109”工程的设备分交方案。为保证工程质量的百年大计，他对工程中凡是技术含量高的项目都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例如超净厂房和试验室、高精密机加车间、类型齐全的先进表面处理车间等，所需设备由苏方提供，而我国能制造的一般设备则可自己解决，从而使该项工程节省了不少外汇。

在1959年的极左思潮和浮夸风泛滥时，他仍坚持紧紧抓住工程质量不放，多次向承担施工设计部门的总工程师吕理复提出确保工程设计及施工质量的建议，为高质量地建设“8109”工程出了力。该项工程在当时来说，技术上是先进的，质量是优良的，并有很强的实用性。

在“8109”工程的编制中将计量部门设置为一个管理机构，但二分院的计量部门那时已是技术力量相当强的研究室。钱文极同志凭着多年领导研究工作的经验，认为不应削弱这个部门，而应加强它，因此将计量研究室扩建成了所一级的计量站，并亲自组织建设起这支技术队伍。后来，该站在仿制工作中承担了统一有关军工生产厂的无线电计量标准，其中包括制导站厂5个，弹上设备厂2个，保证了在仿制工作中从未发生过计量误差问题，为仿制工作的一次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

1957年底，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进口了苏联援助的小型及大型数字计算机样机及图纸，并开始试制生产计算机。由于他参加了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深知建立和发展计算机技术的重要性，当即派遣以张梓昌为首的十多位技术人员去学习和参加试制工作。试制成功后，国家将生产出的第一台计算机分配给科学院计算所使用，二分院争取到了第二台。为此，二分院建了计算机房，配备了相应的程序员，成立了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即706 所。60年代初，这台计算机为二机部完成了大量的计算任务，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由此培养出一支计算机技术队伍，为在全院应用计算机技术创造了条件，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基础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地空导弹的研制事业，是在仿制苏联援助的“543”型地空导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钱文极被任命为“543”总设计师。1959 年，“543”导弹系统资料陆续到达，资料翻译工作全面展开；1960年上半年，苏联专家先后到齐。正当仿制工作刚刚全面展开，赫鲁晓夫便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当时又逢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仿制工作被迫处于半停顿状态。

“543”地空导弹是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开发的新产品，在当时技术上仍属先进。60年代初，我空军部队用苏制导弹打下美制U2高空侦察机，是世界地空导弹实战史上的第一个战例。

1962年9月，中央决定恢复“543”的仿制工作，要求地空导弹队伍集中力量先抓好“543”仿制任务；为此，重新明确五院为总设计师单位，并重新任命钱文极为总设计师。为加强设计师队伍的领导，在五院院部设立了地空导弹总设计师办公室，他搬到五院办公，领导一、二分院共1100余人参加各工业部门的仿制生产工作，其中绝大部分是大学毕业来院不久的大学生，决心一定要把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仿制出来。

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都十分薄弱，承担仿制生产任务的各个工厂共有18个，其中导弹生产厂8个，制导站厂6个，地面设备厂4个，加上外协的新元器件与新材料的试制和生产厂则有数十家工厂。各厂都有设计科和一批技术人员参加仿制。

为协调科研单位下厂人员与生产厂技术人员在仿制生产中的关系，他与生产厂领导部门共同拟订了《地空型号设计师下厂工作条例》。该条例按武器系统分别规定了五院设计师系统下厂人员与生产厂技术人员的职责分工，特别明确了设计师单位下厂人员负责生产过程中超差代料以及底图更改的审批权限。该条例还规定了设计师系统的组成和各级设计师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不同行政单位的人员在仿制工作中的技术指挥关系问题。该条例的发布和贯彻执行，强有力地落实和明确了各级技术责任制，从源头上控制了“543”仿制工作的质量，为保证仿制试验的一次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技术人员新、设计师队伍又从未接触过导弹技术的特点，他提出了搞清设计原理、吃透设计思想、把握技术关键、严格控制质量的要求。他安排三分之一的技术人员长期驻厂，其余人员在本院办公室进行反设计，并轮流下厂工作；使他们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中，通过反设计理解设计文件的内涵，在参加生产实践的锻炼中基本掌握了当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设计技术。

“543”定型后，还遗留一个最困难的生产技术问题，主要是雷达天线的使用频率数未达标。按要求，频率数应达到20个，但生产出的产品只有1～2个，有的甚至一个也没有，这严重影响了“543”的使用性能，制约了新型地空导弹的研制。该天线采用的是制造飞机的蒙皮铆接技术，尺寸精度要求极高。由于生产厂工艺水平低，长期过不了关。

他担任雷达攻关组组长。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组织该技术领域的专家进行设计分析和计算，制定技术方案，并与专家们一起下厂协调与厂方的关系。经过半年的反复计算与试制，最终采用在天线内部开口的办法突破了难关，使雷达天线可用频率数大多数能达到12～13个或更多，为此获国家科委一等奖。

经过两年的艰辛努力，1964年秋，仿制“543”型地空导弹的全型号武器系统实弹试验一次成功，并通过了生产定型。

“543”仿制成功的意义在于：第一，它使我国形成了一条能生产并装备部队的完整的地空导弹生产线；第二，形成了立足国内的全套生产协作网，在仿制生产的同时，试制并生产出一批新材料和新型元器件，攻克了许多生产技术难关，在国内建立起全套武器系统独立生产的条件；第三，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支年轻的初步掌握地空导弹系统研制技术的设计队伍，为我国自行设计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奠定了基础。

纵观“543”型地空导弹仿制工作的全过程，在出成果、出人才这两个方面，无不凝聚着钱文极的心血和辛劳。

钱文极非常善于学习新技术，对新知识的洞察力和敏感性使他的知识领域不断扩展。年轻时期他仅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上大学后学的是机械专业，由于同济大学采用的是德国学制，第一年是工厂实习，而他仅在大学一年后就离校参加了抗战，所以大学课程基本没有学。到陕北后，在延安为新华通讯社设计、生产500瓦发报机的过程中，他深感缺乏无线电理论方面的知识，于是一面工作，一面努力自学当时上海交大的无线电工程学课本，同时还补习了微积分。全国解放后他抓住历次出国访问的机会，仔细参观有关的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全力扩大知识面和更新专业知识。尤其在担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副院长兼“543”地空导弹总设计师之后，他系统地学习了系统工程、雷达技术、弹体结构、火箭发动机、火工技术、自动控制及弹道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正确处理武器系统设计与制造、研制与批生产、大型综合试验与型号改进的策划与规划等方面的问题，在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无论是处理技术问题还是管理问题，都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逻辑性以及实事求是地进行决策的科学精神。

在外语学习方面，他先后学了英文、德文和俄文3种外国语。英语是初中学的。德语是在高中和大学时学的。老师用德语讲课。1959年5月至11月在苏联工作期间，利用与苏联专家接触的机会及请教翻译人员，他又自学了俄文，并很快就具备了借助字典看懂短文的能力，尤其是在听力方面提高很快，能独立进行一般的技术和生活对话。

由于他一贯注重扩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一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他在数十年的工作中能始终保持敏锐的技术眼光，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我国电子、通信、导弹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从一个思想单纯，一心走科学救国道路的年轻大学生，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祖国科技事业奉献全部精力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