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鼎（1884—1911），陕西省白河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陕西辛亥革命中最主要领导人之一。1907年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深造。1909年投身陕西新军并在保定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任陕西新军一标三营督队官。1911年辛亥革命陕西起义爆发，钱鼎从大局出发邀荐张凤翙为大统领，自己被大众公举为陕西起义军副统领。同年底在渭南遭受敌对势力反扑不幸遇难。陕西省军政府在八仙庵举行了万人公祭，张凤翙、曹建安、刘伯民、党自新诸起义将领往祭凭吊，时都督张凤翙以副大统领之礼请恤入祀“忠义祠”。钱鼎生前曾作《送林孕熙七古》一诗：“中原逐鹿何纷纷，自顾一腔多热血。谈兵纸上志纵横，剑作龙吟眦欲裂。会当投笔事戎轩，慷慨澄清羡雄杰。”

钱鼎（1884—1911），陕西省白河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陕西辛亥革命中最主要领导人之一。钱鼎家族为白河县旺族，书香门第。钱鼎“生有异禀，目光射人，体清癯”（郭希仁语），聪颖好学，少有大志。其蒙读于钱氏家族在双溪口（今陕西省白河县陈庄村厚子河口）办的两所家塾。钱氏家塾多延聘名师授科。清光绪癸卯（1903）年，钱鼎应童子试入白河县邑庠。

在私塾念书时，“钱鼎曾因课间带领一群小孩练习打拳而受到先生的训斥。先生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们学过的文章要好好复习，不要贪玩，荒废了学业。”上课时，先生走到钱鼎跟前问：“会背《三字经》吗？”“会！”“背错了可要挨手板子的哟”，钱鼎又答：“是！”然后就用清晰响亮的声音从头至尾背诵了一遍《三字经》，同时对先生的提问对答如流，先生暗自称奇。一次，在送先生回家的山路上与狼相遇。先生大惊失色，瘫倒在地；钱鼎则毫无惧色，自先生后冲上前去，举起手中的木棒朝狼打去。狼一闪，纵身逃上山去。钱鼎连忙扶起老先生。”（引自钱华林文《缅怀叔父钱鼎》）

钱家素有练武传统，钱鼎自小即好习武事、爱读兵书。他不仅练拳使棒、舞刀弄枪，且每每读史传于深夜，尤其对《说岳全传》爱不释手。喜诵《满江红》，仰慕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人的忠烈事迹。晚晴时期，红帮（即哥老会后期组织名称）组织在陕南和湖北活动频繁，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都要依靠红帮的保障。由于钱家“经商涉远，往来襄樊汉江之间”，因此有人参加红帮组织。钱氏家族也没修祠堂，却维修关帝庙作为家庙常年祭拜。钱鼎则在“弱冠时即入哥老会，资望特深。”曾与同学在宅旁关帝庙关羽像前立不赌、不嫖、不吸鸦片的“三戒”。

钱鼎就读的白河县天池书院坐落在白河县城中心泰山上（今白河县气象局处），由白河知县李宗信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主持修建，书院山长皆聘贡生、举人出身者担任。书院开办后，白河历任知县常去授课。钱鼎就读时，闽候进士、白河知县林杨光（字孕熙）曾给他授课，且与钱鼎特别投缘。钱鼎曾作《送林孕熙七古》一诗赠别，该诗情词激越，“中原逐鹿何纷纷,自顾一腔多热血。谈兵纸上志纵横，剑作龙吟眦欲裂。会当投笔事戎轩，慷慨澄清羡雄杰。”等句，充分表达出了钱鼎忧国忧民的思想和革新现实的抱负与决心。

随着年岁的增长，已成婚而胸怀大志的钱鼎，迫切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在经过父亲的允许后，钱鼎决定到商县二叔家去走走。途中在一小酒店打点时，遇到一伙乞丐上前乞讨。钱鼎就打开包袱，取出银两买了几笼蒸馍给他们。乞丐们蜂拥上前，几下抢完了蒸馍。钱鼎见此叹息不止。而几个混混儿见钱鼎包袱有银子，逐起谋财之心，尾随出店的钱鼎而来。机警的钱鼎早已发现后面有人却故作不知，径直往前走。当来到一个僻静处时，歹徒四顾无人，突然从腰间取出一把小斧头向钱鼎砍去。钱鼎将身一转绕到歹徒身后，乘歹徒斧子落空身体前窜之际，抓住其腰带提起来往下一掼，碰掉了他两个门牙。看到同伙在鲜血直淌中喊饶命，其他几个歹徒就一齐拥上，轮刀就砍，钱鼎举刀相迎，只几个回合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哀求饶命。”（引自钱华林文《缅怀叔父钱鼎》）

由于上三代多病，因此到钱鼎时家庭已比较困难。为了考察汉唐古战争遗迹，钱鼎就自担行李，靠沿途卜卦算命，只身到西安。当看到壮伟的西安城郭时，叹曰：“古人谓攻城略地，殊非易事，向嗤为谩语，今乃信之。”在西安，钱鼎住在亲戚胡明显家。胡就把钱鼎介绍给与己有旧的前清绿营统领万宝华为録事。但钱鼎目睹绿营懒散朽弱后，预言：不出十年，将有大好机缘。就以父病和继续读书为由辞了録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制度，白河县天池书院也改为学堂。秋，钱鼎偕弟钱甲（字乙垣，号光琳）考入陕西陆军小学堂。意得甚，益肆力於兵学。是时三秦豪杰，抱革命思想者，稍萌芽。而白河县令培成（旗人）却严禁结社，潮流顿阻。钱鼎年假返白河后，与二、三同志演说革命宗旨於水田河，环而听者数百人，神为之悚。白河风气，自此打开，秘密结社始兴。是年七月，白河同志“意图暴动”，鼎编《爱国团草章》一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纪团次序，嘱友人黄宗榘编制成团，每团额定126名，待省上招兵陆续入伍，以作事先准备。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钱鼎陆军小学堂毕业，又被选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深造。1909年，钱甲考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并在该校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期间，钱鼎大力从事革命宣传和革命力量的发动工作。他与进步同学党自新、张宝麟、曹位康、张鹤峰和在河南读书的同乡黄统，发起创建了陆军同学会、醒狮社、同胞社等组织。钱鼎平时少言语，论说政事滔滔不绝，大家公推钱鼎为社长。陆军同胞社的宗旨大意与中国同盟会相符合，成立后张钫、孙岳、李景林、何遂和方声涛等50余人陆续加入，并与中国留日学生中的反清志士函通联络，秘密从事反清活动。而中国同盟会会员方声涛的加入，给陆军同胞社这个革命团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方声涛是福建人，1905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同盟会，此时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执教。他是学堂主盟，先后发展中国同盟会会员72人，而陕西的23名学员中就发展了5名（钱鼎、曹位康、党自新、张钫、张宝麟）中国同盟会会员。白河县人黄统就是由钱鼎介绍在保定加入中国同盟会的。钱鼎在同胞社的革命活动中，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受到各省所派学员的推重。学校假期，钱鼎安排分途运动，宣传革命思想，密访草莽豪侠，影响很大。后来，同胞社大多成员为各省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7级毕业的学生先分入伍见习。钱鼎被派赴天津大沽诸要塞见习3个月。由于他又是哥老会成员，熟知码头上的规距和隐语。于是，趁此机会，察形势，访奇杰，燕赵畸人侠客，翕然与逰。见习结束，钱鼎又鼓轮出渤海，周历胶州、青岛各埠，慨德人经营之野心。达沪渎，渡扬子江，到杭州湾，溯武昌。在江南时，钱鼎乘小舟密访常州哥老会老首领钱某，大长革命见识。通过实地考察，拜访码头，广交豪侠朋友。钱鼎既慨叹祖国山河被列强瓜分掠夺，为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迫我国签定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而义愤填膺；又进一步激发了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坚定了他献身革命、推翻满清、追求民族独立自由的信念。

游历结束，钱鼎从武昌归白河省亲。是年秋季北上，投身陕西陆军（新军）。

陕西同盟会活动较早。1905年冬，井勿幕受孙中山委派回陕，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现代化思想，数月间，其足迹已遍布西安及渭北各县。到1906年春，井勿幕在陕上层和知识界中发展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已有30多人，并适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早在三原召开中国同盟会第一次会议时，井勿幕就提出联络会党和刀客的问题。但由于陕西中国同盟会会员多是从未与会党打过交道的知识分子，认为会党和刀客中人是来自下等社会，不屑与其为伍，坚决反对与其为谋而作罢。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时，经井勿幕反复做工作，勉强通过了联络会党、刀客的方针，但真正做联络工作的会员很少。此时，陕西中国同盟会在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群众中并没有基础，再加上清朝官吏的防范严密，又苦于购买枪弹没有着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基干力量，只能徒事鼓吹。

钱鼎回陕后通过郭瑞圃（河北人，鼎在保定入中国同盟会识郭）介绍结识陕西中国同盟会友人后，即与陕西新军这批中国同盟会会员一起奔走联络，大事运动，秘密发展中国同盟会力量，积极做反清起义的准备工作。

陕西陆军（新军）是宣统元年（1909）由原来的常备军扩编为步兵两标，马炮各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组成的。改编后，新军定名为陕西陆军混成协（旅），总兵力3000人，装备都是新式武器，完全按现代军事标准操练。新军中新组建的马炮工辎各营队的初级军官，皆由新毕业于将弁学堂各兵科的学生分别派充，士兵由关中各县按规定标准征来。此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开始传入军队，初级军官中已有张作栋（生午）、彭世安（仲翔）、张光奎（聚庭）、朱彝铭（叙五）4名同盟会员，且都是队官。1910年2月（农历正月），陕西省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回陕的23名学生，按所学兵科正式分发各营队充任初级军官。其中，有钱鼎（定三）先任一标一营排长和队官（连长）、后升任一标三营督队官（营附），骑兵营右队队官曹位康（键安），炮兵营中队队官党仲昭（自新），炮兵营右队排长张钫（伯英），炮兵营中队排长张宝麟（仲仁）。他们5人既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又是同袍社成员，此时新军中同盟会员已增至9人，对推动革命更加有力了。

钱鼎是个有革命热情且急进的人。1910年冬，钱鼎、张钫、张宝麟、党仲昭、曹健安等即在西安城内西岳庙创立“武学研究社”（亦叫研究会），对陕西各界革命思想的影响很大。研究会名为学术研究，实为军界革命党人秘密集会，宣传孙、黄革命思想，发展中国同盟会会员和联系外界同志的机关。同时，研究社又在渭南会馆、书院门设立联络站。陕西新军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陆军中学及小学各学生时来听讲。陆军中学堂的教官马晋三、学生王一山、刘文辉、牛策勋及会党中的万炳南、马玉贵等都是这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尔后，研究社又在满城内设探听旗营消息的一分社；钱鼎还与人合资在营防附近开设茶社，作为向士兵宣传反清思想的场所。同时，钱鼎、张钫等又利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陕西同学会会长、副会长的身份和部队中担任的各种职务，组织回陕同学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潮，使革命思想在陕西新军士兵中广泛的传播开来。

但是，陕西新军中陆军同学会只有30来人，其中中国同盟会员仅9人，且大多任初级军官，权小力薄。而新军中另一支革命力量哥老会，不仅会众占陕西新军士兵总数达半数以上，遍布新军各营队；而且“成一有体系之潜在力量，号召之力倍于恒人万千”（《西北革命史征》辛亥革命纪事），势力尤强。在新军和巡防营哥老会中地位最高，很有威望的是哥老会的大哥万炳南；协司令部司号长张云山在红帮里很有号召力，其他像刘世杰、马玉贵、吴世昌、朱福胜等都是在哥老会中很有地位的人。虽然在反清问题上，哥老会与中国同盟会、陆军同学会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却有分歧，力量难以集中统一。

钱鼎在了解陕西新军哥老会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很看重新军中哥老会这支革命力量。他弱冠时即入哥老会，了解哥老会的宗旨。在保定军校时，就曾派人了解全国一些地方哥老会的情况，毕业见习和游历时，又亲自访查过哥老会。他认为要在士兵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动和掌握新军，就必须与哥老会联络沟通，消除分歧，联合哥老会和掌握新军是一致的。钱鼎联合哥老会、掌握新军的想法，与井勿幕主张联络会党的思想不谋而合。又通过他做工作，新军里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同学会成员也都同意联络哥老会共同抗清。

由于，钱鼎身兼中国同盟会会员、哥老会会员、陆军同学会会长三种资格，有沟通联络三个革命团体的便利条件。于是，就由他与张宝麟（亦兼备三种资格）负责此项工作。钱鼎就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常密会三派志士，在新军中积极做联络哥老会共同反清的工作。新军中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也都和帮会接近。钱鼎首先积极与万炳南、张云山、吴世昌、刘世杰、马玉贵、朱福胜等哥老会首领联络沟通，做他们的工作。万炳南、张云山等也积极与钱鼎等交往，并很快成为朋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然后，通过哥老会首领做各级“舵把子”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反清灭洋的思想。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中，“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钱鼎等的活动，接受了中国同盟会的纲领。”（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在陕西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和哥老会会众中，钱鼎是一位有卓越才干并受到尊重和信任的人物”（《陕西近现代名人录》）。在钱鼎等的推动运动下，宣统二年农历六月初三日（1910年7月9日），中国同盟会、同学会、哥老会首领和军学各界代表井勿幕、钱鼎、张钫、党自新、张宝麟、张聚庭、张仲仁、朱叙五、胡景翼、万炳南、张云山、陈树发、朱福胜、马玉贵等37人，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集会，歃血为盟，成立反清统一组织“三合会”（中国同盟会、同学会和哥老会），即史称“三十六兄弟会盟”。为陕西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武装基础。

与此同时，钱鼎还广泛联系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及陕南、关中其他地方的反清力量。“聚同人组织陕西垦牧协会，为改良社会之基础。”常於年暑假时间，徒步至渭北各县，运动革命。就在钱鼎发动群众、运动新军甫有端绪之时，弟甲之噩耗突至。鼎哭之恸曰：“吾弟非犹夫人之弟也，吾亲老且贫，兄弟俱无子，吾弟智勇敦敏，远胜吾，今弟已矣，设吾亲以念子故召予归，尚能达畴曩之目的耶！”转念神州陆沈，而运动之力更为猛晋（郭希仁《从戎纪略》附钱君定三传）。

宣统三年（1911年）六、七月间，四川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八月又传来武昌首义的消息。农历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钱鼎（时任新军一标一营队官）、张钫以参加满城一个满族同学的婚礼为名，趁机进一步侦察情况。农历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钱鼎、张钫、张云山、万炳南、贺跋之等在西安小雁塔秘密会议紧急磋商，一致认为要抓紧这一时机，迅速组织起义。但考虑到驻扎城内南校场巡防营的哥老会还没有联系好，特别是他们军装局的“哥弟”没联系好，还需时间做工作，初步议定农历九月初八日举事。而四川省保路斗争和武昌起义也使陕西抚署和西安将军府对新军很不放心。为防兵变，他们密谋用调虎离山之计肢解新军。在将一标一营调汉中后，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又突然下令，将革命力量最强的新军第二标所属3个营，从农历九月初三日起，每天开拔1个营，分别调驻宝鸡、凤翔、歧山等地。又从西路新调巡防营2个营到省城西安接城防。并计划在二标调出后，便立即逮捕革命党人。西安将军文瑞手书陕西军学两界稍有声望者等革命党人名单百余人，密交钱能训，要求到时按名拘捕。

张钫从巡警道机要科长公恩傅那里得到消息后，即与中国同盟会会员中能负责、行动积极且最沉着者钱鼎在农历八月二十九日上午7时会面商谈。为保密，俩人用笔谈了4个多小时，说话不到20句，录要点的纸却用了100多张。他们认为，新军3个营调离西安严重分散了革命力量，如新调巡防营再到西安，起义计划就将前功尽弃。形势骤变，只有提前起义才是应对之策。钱鼎提出，应提前一个星期于九月初一（10月22日）就干。谁来担当起义首领呢？按当时的威望、才能和新军中革命力量的实际领导者，首推钱鼎。他温文多才且有周密的计划能力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决定策略不轻出口，同仁都愿和他接近。但是，钱鼎却从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以已才能和声望不足以当此重任为由，而张凤翙（时任新军二标一营管带）在军中地位较起义诸人都高、与全协官兵都有接触、又是留日仕官出身等理由，说张凤翙有胆有识，力荐张凤翙，并力主与张凤翙接谈。钱鼎、张钫商谈毕，将纸烧毁后，相对一笑道：“大事定矣！”尔后，钱鼎于当日到咨议局会见陕西同盟会会长郭希仁。言众议已定，约九月初一日晚举事，推张凤翙为首领。

农历八月三十日，张凤翙率领新军二标一营官兵正在临潼打野操。晚，张回西安后，钱鼎、张钫冒着不小的危险前后来到二标一营营部和张凤翙商谈。钱鼎向张凤翙告以军中革命活动、当前革命形势、起义计划及党会双方一致推崇拥戴他作起义首领的意见。由于，张凤翙任新军参谋兼管带（营长），平日与中国同盟会联系较少，革命形势还不很明白，经钱鼎详尽分析，晓以大义，动以情谊，张才答应发难。张凤翙应允后问道：“准备何时举事？”钱鼎答“明日！明日是星期天，部队和机关放假，是个好机会。”张凤翙说：“好吧！既承你们大家错爱，我也不便推却，既干，义无反顾。如果失败，祸我承担，生死与君共之。”然后，钱鼎又谈了举事各要点，并提出开紧急会议决定起义诸事。张凤翙说：“我同意各要点，明晨发饷后，我们都到林家坟开会，作最后决定。”钱鼎、张钫俩人高兴的赞同。分手时已是凌晨2点多钟，钱鼎对张钫道：“我们平时没有看错！”旋即，钱鼎、张钫又连夜分别通知各有关负责人和中国同盟会个别骨干，告知他们起义时间变动的决定，以及林家坟讨论的问题。接洽完毕，已是九月初一早晨。

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是星期天，驻防军官和衙门照例放假休息。清晨，各部队发饷后，士兵留营擦枪，同盟会、新军和哥老会首领、代表共30多人（一说70多人）陆续来到西安西郊林家坟秘密集合，共商起义大事。

会上有一个人站在坟顶上大声喊道：“我们今天就要起义了，公举张凤翙做我们的起义首领，钱鼎为副，领导我们起义，大家意见咋样？”到会的人一致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在起义的时间上却有不同意见。万炳南的代表说：“起义之期，初七最好。”巡防营的代表主张初五。多数人主张晚上举义把握较大。见此，钱鼎说到：“新军奉命后天就要开拔，要逮捕的革命党人名单已开，延时就要失败，失败就要杀头流血。起义时间，就是今天。先发制人，后发为人制。今满人戒严，入夜四门紧闭，军装局在城内，尚不能斩关夺取，天明大事去矣。若有汉奸走播风声，万难幸免！”接着，他又与张凤翙、张钫即时商议后认为：情势紧急，条件有利，非立即动手不可，改期发动，深恐事泄，功败垂成。筑室道谋，必致偾事，乃决定用命令方式进行，先喊站队。最终，大家都赞同当天起义，并推举张凤翙为指挥，钱鼎为副指挥。

然后，钱鼎讲了起义计划和要点，宣布了起义时间、记号、各部队之任务、口号、进城后指挥机构所在地等规定。最后，张凤翙讲：“现在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了，大家叫我干，我就担当起来干吧。我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听我们的话。无论同志哥弟都是一家人，干的是一件事，要同心协力，不分彼此，成功大家都是功臣，万一失败，祸我一人承担。今天听到午炮就行动起来，第一步先占领军装局。大家回去快作准备，此地不宜久呆，我们就解散吧。”大约半个小时，会议就结束了。

10月22日上午10时许，陕西新军在张风翙、钱鼎、张钫（时任新军混成协队官）的率领下，分三路发动进攻。因为，满人对新军防范甚严，除操练用的枪炮外，子弹均放在军装局保存；所以，先占得军装局成为掌握西安全城的关键。

由朱叙五、党仲昭、张钫带领炮营打响了西安举义的第一枪。他们首先抢占了西安城南门附近的军装局，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钱鼎、张宝麟则率新军一标二、三营百余人占领西关后，又到陆军中学迅速组成了500余人的学生军，安排该校教官马晋山、学生王一山、牛策勋率领，协助义军打开学堂库门，取出存储校内的1000支枪和16万发子弹，发给起义部队和起义学生。

然后，钱鼎等组织陆军学堂学生和义军，直接攻打藩台衙门和藩库。占领藩台衙门和藩库后，钱鼎令学生队驻扎藩库，严加保护藩库银两。学生军在战况激烈和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始终保护着藩库存放的70万两白银（一说350万两）、300余两黄金及大量制钱，这些钱，对以后解决新政权十分急需的军费和行政开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接着，钱鼎又安排张宝麟率队进攻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衙门—南院；并亲自率队占领了城内制高点之一——鼓楼。是夜井崧生、刘滋庶、李仲三等7人同诣鼓楼谒鼎，同率步兵50余人，取北校场，夺取官马，劫咸宁县狱，率诸囚至军装局，给以械弹，使之参战。

万炳南、张云山等占据军事参议官的衙门（即前督练公所旧址）和高等审判庭；张凤翙率二标一、三营为中路接应，进驻军装局后，组建了革命军总司令部，商定革命军用“秦陇复汉军”的名号。

住在城内南校场的巡防队有3营之众，新军起义后，他们持中立观望态度。钱鼎即通过万炳南派人去巡防队联系哥老会各级“舵把子”，做他们的工作，促其起义。经过联络，巡防队当天就有很多人加入新军，还有一部分参加到由原巡防队哨官、哥老会龙头大爷邱彦标等所组织的义军，参与了起义，使巡防队瓦解，解除了起义军的后顾之忧。革命军在几乎没遇到甚么抵抗的情况下，便顺利地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城厢。城里的百姓纷纷剪去辫子，臂缠白布，响应起义。

当革命军占领军装局和陆军中学时，正在咨议局开会的各衙门官员，听到四起的枪声，仓惶失措，乃作鸟兽散。驻防西安的旗兵统领西安将军文瑞则从咨议局逃回了位于城内东北角的满城，立即下令紧关6个城门，沿城墙布置了守兵防卫与革命军对抗。满城亦称八旗驻防城，是西安城内的一个城（面积占当时全城的43%，是八旗兵及家属的驻地，不许汉民居住），驻防旗兵约5000人。为清王朝巩固其统治，监视汉族反抗，派至陕西的旗兵驻防地。

当晚，通过党、会两方负责人的协商，在对满城旗兵作战上，采取以钟楼为作战分界、分地段指挥的办法。钟楼至北门地段，由钱鼎指挥攻击满城西面；钟楼至东城墙根地段，由张凤翙指挥攻击满城的南面。所有西、南两个地段的进攻准备，统限于初二日拂晓以前完成。钱鼎就把地段内所在起义部队分别指定进攻区域和攻击目标，并组成了几个突击队。

10月23日（九月初二）拂晓，革命军在张风翙、钱鼎等的率领下，分南、西两线向清军在西安的最后堡垒满城发起猛攻，守城旗兵亦作殊死抵抗（旗人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死力相拒，战况极为激烈。革命军、清军至午后3时仍在相持中对战搏杀。旋即，钱鼎带领的西线革命军率先攻克了新西门（后宰门），冲进满城。几乎同时，南线哥老会头目刘世杰、马玉贵带领的革命军，在挖开一座住宅的后墙后，也冲进了满城。旗兵观势北溃，打算由北门出城逃走。见此，钱鼎就命张云山集中火力射击北门，引起北城楼火药库的爆炸，造成据守旗兵很大伤亡。旗兵顿时混乱起来，即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清军在溃散中纷纷逃窜，所有清吏，潜逃一空，满城始克。

10月24日（九月初三），各作战队伍分为若干小队，在满城内逐巷逐院进行搜索，残敌纷纷缴械投降。护理巡抚钱能训弃去官裳，藏匿于老百姓家中，后被俘；陕甘总督升允逃往甘肃；旗人将军文瑞自知大势已去，投井自杀。至此，西安全城光复。

西安光复后，陕西各州县纷纷响应。数日之间，关中、陕北、陕南的安康、商洛等地五六十个州县也相继光复。只是汉中地区在革命军的进攻下，直到第二年的5月才得到光复。

西安光复后，钱鼎因连续几日无暇休息和饮食不能正常，精神已疲惫不堪。当别人劝他必须注意饮食和休息时，他说到，在这攘夺仇杀、人欲横流的时候，如果不速遏止，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而围绕军政府的人员安排，同盟会、哥老会双方闹得险为分裂。当时，中国同盟会除钱鼎组建的一支300人的学生部队外，没有自己组建的完整部队。而哥老会的各级“舵把子”，几乎都掌握着数目不同的部队，新军原有的组织建制已荡然无存，全部瓦解，军事实力和军事指挥权自然在哥老会手里。

10月25日（九月初四），张风翙、钱鼎、张钫、张宝麟、张云山、马玉贵、吴世昌、刘世杰、马福祥等各起义将领10多人在军装局会议室，商议组建政府机构，定起义诸人名位。在推举大统领时，张凤翙表示：愿辞却临时大统领职务。钱鼎立即起身说：“我们起义，很快就能成功，张大统领指挥有方，功劳最大。现在西安虽然平静，但豫、甘两省清军势力强大，前途如何，未敢逆料，我恳请大统领再勿谦辞，准备迎敌，以尽全功。”马玉贵、吴世昌等坚决挽留，大家表示一致拥护。接着推举副大统领，张建有、刘刚才、吴世昌等提议钱鼎担任。

此时，钱鼎已注意到各种起义势力在起义诸人名位安排上的意见分歧。他始终认为，哥老会是同盟会的朋友，是一支可以团结的基本力量，这个组织的缺点是可以在革命过程中逐步引导克服的。考虑到起义中哥老会起到了主力作用，战功卓著，钱鼎认为哥老会方面应安排一位副大统领。虽然，张云山在前一年底开了山堂，吸收了不少哥弟，有一定势力，但他在哥老会中的地位并不高；而万炳南在新军和巡防营哥老会中的地位最高，如能让万炳南当副大统领，再把张云山、马玉贵等做适当安排，有利于团结起义各方，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钱鼎从大局出发，当场表示不担任副大统领之职，并推举万炳南为副统领。但同盟会的一些党人，向来认为哥老会的人没有文化，知识浅陋，讲不出革命道理，更害怕哥老会势力膨胀。因此由利用转向排斥，对安排哥老会首领重要名位问题寸步不让，对钱鼎提议万炳南为副统领表示不满。张凤翙一言不发就走了。钱鼎的提议未获通过。

10月26日（九月初五），双方复会于督练公所，万炳南愿自为大统领。但是，又有人举马玉贵为兵马元帅，也有人提出某人任某都督，张云山更是另树起“洪汉军”大旗，把“洪”字冠在前面，表示革命成功是他们帮会的力量，与“复汉军”对树。双方意见岐纷，矛盾尖锐。商谈再次无果，新政府陷于“难产”。

看到双方不顾大局的表现，钱鼎又愤慨又着急。就与郭希仁分别耐心地与张凤翙沟通意见，与各方日夜会商，苦心排解，终于拟出一个协商一致的安排名单：张风翙为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同盟会各党人负责政务工作。这样的安排，军政府的军事实力基本掌握在哥老会手里，同盟会方面在政治、财政上居主导地位，但哥老会也有很大发言权。哥老会与同盟会才意见消释，风波平息。革命军内部始稳定下来。

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张风翙为大统领，钱鼎（兼任学生军总队长）和万炳南为副统领。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郭希仁自起义的第一天晚上，即到起义指挥部撰拟文告；起义的第二天起，同盟会陕西分会在西安的会员及社会各界人员，又陆续来到起义指挥部分别担任一些工作。军政府成立后，这些人分别任总务府、民政、军政、财政、教育、外交、实业、司法、交通等一府八部正副部长。11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发了“中华民国政府秦省都督印”；12月9日，军政府改秦陇复汉军政府大统领为中华民国政府秦军政府大都督。

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后，陕西周边河南、山西、甘肃等省还在清朝统治之下，组织应对东、西两路清军的反扑为军政府的第一要务。但是，革命军各重要首领却整天纠缠在当前的繁复的事务圈子里，内部很乱，军令也未能统一。钱鼎看到这种情势，非常着急。早在军政府成立前，就主动向张凤翙建议：“潼关是陕东门户，亟应派员领兵布置，以防清军派人来袭，这是当前最关重要的事。如果派出无人，我愿前往。”张凤翙接受了钱鼎的建议，并派钱鼎担负督师东线、守卫潼关的重任。而此时，钱鼎在起义时所统领的一标二营官兵，已渐次被哥老会方面的实力派吸收过去，只剩下随身的几个勤务兵。在无足恃兵力东进情况下，只好几次催促军政府拨兵。在钱鼎的催促下，军政府才把复汉军第一标划归他指挥，并限令即日动身。一标统带刘刚才平时与钱鼎也较接近，但此时已受形势急骤变化的激荡。因此对钱说：“副大统领可带一、二两营从东大路进发，我当带第三营靠秦岭取南路，到潼关会齐。”其实，一、二两营管带张建有、李长胜并不完全听从刘刚才的指挥，所以刘是顺水推舟，交钱鼎去带领。而钱鼎却不了解这些情况，只积极准备依靠这支武装力量东出御敌。初七日下午，刘刚才将一标三营部队开往商洛，一、二两营队伍却迟迟未发。忠于革命、急于东进而不知处境困难的钱鼎，不得已，就先启行至东关，暂驻骡马店内等候一、二两营队伍，计划九月初七日下午出发。此时，钱鼎仅带着从陆军中学选调的28名学生军和自己的勤务兵共计33人，及从陆军中学收来的部分枪枝和领到得弹药辎重等。行前，钱鼎到军政府辞别，含泪告别送出大门的郭希仁。

10月29日（九月初八）早晨，一、二营队伍仍没有开动的迹象。迫于无奈，钱鼎等33人只好押着辎重车辆离西安先去临潼等候，再继续东进。 10月29日（九月初八）下午，钱鼎等到达临潼。这时，曹印侯已光复县城。俩人相见，谈得非常契合。钱鼎劝印侯广募临、渭健儿，加以训练，共为革命尽力。印侯认为，募兵不难，最急需的还是饷糈。那时，正是夏征季节，渭南是一个富庶大县，必有现款，遂建议钱鼎以副大统领名义，派陆军中学学生张世瑗前往渭南提款，钱鼎大为赞同，令世瑗率民团团丁数人到渭南交涉提款。

当时，渭南尚未反正，县官杨调元闻听西安光复后，即令本县武进士韩映堃赶办民团，企图抗拒革命军。韩本是渭南一大恶霸，借机企图通过巩固清朝封建统治以扩张自己的权益，就延揽渭北著名“刀客”严纪鹏（白翎子）和他的随从，以民团名义守卫县城。世瑗到渭南后，经过交涉，才得进城。张世瑗入城见了杨调元，杨表示服从军政府，并答应交出地丁银9000两，当日先交出3000两。张世瑗就着随来的团丁将3000两银子分装麻袋送回临潼。但张却没有深入了解渭南政情的实况，尤其对杨、韩等的政治阴谋毫无警惕，轻信杨调元的表面言辞，竟向钱鼎报告渭南当局归顺，请速前进。

实际上，渭南当局对张提款，心中不平，一方面勉付3000银两，佯表归顺，另一方面却秘密派人往临潼探听究竟，再定对策。韩映堃在得到密探回报钱鼎只带着二、三十名学生和一些辎重，并无重兵的情报后，就鼓动严纪鹏与钱鼎对抗。并献计先逮捕张世瑗，等钱鼎到渭，一网打尽，劫夺全部军火、银两和物资。严纪鹏便管押了张世瑗，又布置埋伏。杨调元闻讯，深怕事态闹大，于己不利，曾劝韩、严勿动，可是杨的意见未被接受，这就使他忧惧重重，竟投井自尽。韩映堃就趁势火上泼油，借口“洋学生”逼死县官，极力煽动县城各方人士，加剧对省上派员的敌视。而钱鼎在临潼仅根据张世瑗的报告，及渭南能交出银两，就轻信渭南已归顺，对韩映堃的阴谋和公开的敌对行动却毫无所知。

11月1日（九月十一）清晨，钱鼎一行即东行，并在下午到达渭南西关。韩、严二人佯装恭顺，出城迎接，果然见钱鼎并没有带来大队人马，只有二、三十名人员和十几部车辆，因此就下定了劫夺的毒计。钱鼎到县衙，才知县官已死，即着人买棺殓埋。当他正拟约城乡士绅妥谋地方善后之事，忽听外面人声嘈杂，秩序紊乱。此时，“民团”团丁、“刀客”和被韩等煽动起来不明真象的群众，已把张世瑗剖腹剜心，并砍杀了看守车辆的学生，辎重、枪弹、银两全被劫夺。千百群众和民团“刀客”直冲县衙而来。他们以土枪向内轰击，钱部学生伏地抗击，中者数十人，匪不能进。韩又指挥“民团”、“刀客”缘屋侧攻，刀矛并用，上下夹击，喊杀之声，震动屋瓦。在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学生军相继战死的情势下。钱鼎见事已无能为力，乃将所带军装机纽均击坏，投银鞘于井中，立即偕族弟钱光涛（学名国宝）从县衙后翻墙逃出，从北城墙跳下，不料陷泥淖中。光涛体格强键，越过护城壕逃脱；钱鼎却因起义10多天来，无暇休息，饮食不能正常，已精疲力竭不能行，遂为追来的乱众杀害。与钱鼎同日遇难共有28人。

第二天，钱国宝逃回西安，向军政府报告了渭南事变经过。学生军中有贾俊修也幸免于难逃回西安。而此时的渭南县城街道上一片凄凉景象，群众极少。寂无一人的县署大堂口横陈着几十具学生军血淋淋的尸体，有全身鳞伤者，有头脸模糊者，有缺手短脚，有者肚破肠出。策划事变的严纪鹏，后到省求处，被军政府严加申诫，准其带罪随王荣镇到潼关御敌，立功自赎；韩眏坤后在张钫到渭南后，就地枪杀。

越三日，钱鼎遗体运回省城，暂厝东关八仙庵，闻者悲愤，吊者塞途，罔不坠泪，莫不哀之。陕西省军政府在八仙庵举行了万人公祭，张凤翙、曹建安、刘伯民、党自新诸起义将领往祭凭吊，时都督张凤翙以副统领之礼请恤入祀“忠义祠”。

钱鼎牺牲后，居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淡村的钱氏二房族人（钱鼎为居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的钱氏四房人），将其安葬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淡村镇淡村村。现钱鼎墓为庄稼地中的一座近30平方米的大土丘，土丘上生长着一棵椿树。逢年节日，钱氏族人都予以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