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的壶在战国以前叫壶，到了汉代起了个专名叫“钫”。《
说文解字》：“钫，方钟也。”现存的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铜钫铭文称：“铜钫容六升，重廿九斤”（参阅《梦郼草堂吉金图录》），自名为钫。用以盛酒浆或粮食。形状方形、长颈、大腹、有盖。盛行于战国末至西汉初。
咸阳博物馆所藏的这件东周时期秦国小铜钫，似为明器。它是在咸阳市古渡乡任家嘴出土的，底部残缺。铜钫方体四棱式，直口方唇，壶口微侈；四棱腹，腹四面鼓出，分界线很清楚，有折棱，小平方底；通高12．5厘米，腹最大径为75厘米，上口边长4厘米，底边长5厘米。该铜钫器壁较薄（器壁薄是冶铸技术进步的表现），器身有几处小洞，但制作很认真。此钫无盖，无耳。
该铜钫周身纹饰繁缛华丽，以核脊为界线分为四部分，纹饰相同。口沿下饰勾连纹一周，腹部以勾连纹为界纹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四组两两相对而立的凤鸟纹，其形象如鸡，昂首而立，鸟喙是闭合的弯钩形，头上有角，周身装饰很华丽。下部是四组两两相背而站的鸟形纹样，每组中间夹以半人半兽的怪神。这四组鸟形纹与上部之凤乌纹造型迥然不同，鸟长颈，长腿，长尾下垂，口半张。怪神头上长有两角，两边有爪子，有人形。
秦立国于西周王畿故地，春秋以来秦国大量接受周文化的影响。秦国的青铜器是从西周的传统发展而来的，秦器装饰也就继承了西周铜器的装饰风格。关于
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的意义，张光直先生曾作过论述：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记录了当时巫觋祭祀做法的场面，“而在他们通神的过程中，各种动物常常做为他们的工具或是使者……巫觋在祭祀做法时，具体地说，是使用占卜术而能知道神与祖先的意旨的；是使用歌舞和饮食而迎神的；是使用酒精或其它兴奋药剂，达到昏迷状态而与神交往的。”（《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由此看来，这件小铜钫上的动物纹样，其中半人半兽的怪神就是巫觋，而站在它两边的长颈大鸟就是它的助手或使者，而且巫觋手拿法器，神态兴奋作舞蹈状，似乎正在做法。
勾连纹在春秋及战国早期是比较典型的，于铜器装饰中常见。该钢钫上的勾连纹只是作为一种界纹。东周时期花纹的特点多是采用组合的形式，即一种器物由几种不同题材的花纹共同组成。此铜钫纹饰就是由对峙的凤鸟、鸟形纹、怪神为主纹，与勾连纹为界纹组合而成，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
链梁钫，一级文物，1966年4月出土于咸阳市东北郊塔儿坡塬边，现被咸阳博物馆收藏。钫高39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0.5厘米，最大腹径16.5厘米。钫呈四楞形，带盖，盖呈覆斗形，盖面上有两个对称半环状纽，纽中各有一系环。此钫方口、平唇、颈较长，斜肩，肩部有一副对称衔环铺首，双螭首提梁与两侧“8”字形活链相连，穿过盖面环耳及肩部铺首衔环而组成链梁钫。其链梁既便于手提，又可防止钫盖脱落，构思巧妙，匠心独具。钫的鼓腹下部两侧面各有一铺首衔环,低矮方圈足，每面正中各有一处凹口。此钫四面纹饰相同，口沿下饰两个相对而立的凤鸟，昂首挺胸，勾喙、圆目、羽冠稍上翘，垂尾三分微内卷；颈部为倒三角云纹；肩部两凤鸟相背而走，尾羽相连；下腹部两凤鸟相对欲卧半起；颈肩、肩腹之间各饰一周素面纹带。盖面等分四部分，均饰相同之凤鸟。圈足外侧为如意云纹。此钫以凤鸟为主要装饰图案，凤鸟造型生动，同中存异，且采用平雕的手法，纹饰呈半凸起状，具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布局严谨、比例和谐。此器保存完好，为不可多得的精品。
链梁钫铸造精良，设计精巧，纹饰细腻流畅，且富于变化，造型别致、纹饰华美、保存完好，堪称青铜器中的珍品。链梁钫体现了青铜铸造业的辉煌和工匠的高超技艺，它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西汉素面铜钫，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口径12.5厘米，高49厘米，盛酒器。青铜材质，两侧有铺首提环，上方有方形盖，盖上四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