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驿是秦东南干道，武关道上出陕西境最后一个著名的驿站。后改名为富水驿至少已 1160多年，地址在今 312国道上的陕西商南县东 11公里的富水镇。

阳城驿是秦东南干道，武关道上出陕西境最后一个著名的驿站。地址在今 312国道上的陕西商南县东 11公里的富水镇。

武关道是在秦楚相互攻伐又友好结盟的关系中开辟出来的，它利用秦岭北侧的坝水河谷和秦岭南侧的丹水河谷连接而成。武关道位于潼关道南侧，是长安东出仅次于潼关、函谷道的一条重要交通路线。唐德宗时曾明令规定：“从上都至汴州为大驿路，上都至荆襄为次驿路”。武关距商州 45公里，唐设驿。出武关至青云驿，再东行越分水岭至阳城驿。阳城驿距陕豫分界处不远，东去抵交通四达的邓州。长安、商州和邓州道联系着东南半个中国的疆域，是长安通往江南、岭南的捷径。

武关道唐代称商山路，江南名士至京都谋取功名富贵，长安仕宦遨游江南，或官贬江南、岭南，多由此道而行。曾写《商洛山行怀古》等诗的张九龄四经此道；白居易曾“七年三往复”；元稹曾七度武关；韩愈贬官潮州及后返长安以及杜牧、李涉等均曾走商山路。王贞白《商山》诗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李涉《题武关》诗云：“来往悲欢万里心，多从此路计沉浮”。因而商山路也被称作“名利路”。

唐时沿用秦汉武关旧道。由于行旅特多，山道不宽，驿马有时满足不了需要。颜真卿贬官峡州，在《荆州谢上表》中说：“小道使多，驿马先少”。加之大部分路段沿丹水北侧行走，夏秋江水上涨经常冲毁道路，曾多次修治。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 791年）八月，征发工役十余万，加宽旧道，于阻水涧处，别开偏路，以避水潦。“修桥道，起官舍，”此后“人不留滞，行者为便。”据史载：沿武关道曾设“传军国急报，达官司文书”的驿站共 18个，自长安都亭驿东南行经五松驿，蓝田驿、青泥驿、韩公驿、兰桥驿、兰溪驿、北川驿、安山驿、仙娥驿至商州；四浩驿、洛源驿、棣华驿至丹凤；东去经桃花驿、层峰驿、武关驿、青云驿至商南；再东去至阳城驿。

阳城驿的驿名，正好与唐德宗时的名臣阳城姓名相同。史载，阳城为官廉洁，爱护百姓，声誉颇佳。阳城任谏议大夫时，宰相陆贽为用人、节财等事屡谏言，为裴延龄所谮。德宗于贞元十年(公元 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错罢贤相陆贽，任用了权臣裴延龄。阳城“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使用奸臣，杀无罪人。’”他刚直不阿，犯颜直谏上疏论“延龄奸佞，赞等无罪。”上大怒，欲加城罪，经太子营救，才于贞元十一年(公元 795年)七月初一“贬国子司业”，贞元十四年(公元 798年)九月二十三日又降为道州刺史。阳城虽遭贬而终不悔。由于驿名与人名巧合，围绕驿之改名，在唐代几位诗人中曾出现一段趣话。

有人说他敬重阳公，不忍直呼驿馆之名而冒犯了贤者的姓名，建议应改个避讳阳城的名字。如中唐诗人元稹，因与宦官和官僚斗争遭受打击，唐元和五年(公元 810年)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他行经商山阳城驿，伫立馆前，闻名思人，感慨落泪，写了首《阳城驿》长诗，曰：“商有阳城驿，名同阳道州。阳公没已久，感我泪交流。”他首议主张阳城驿应改名：“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邮。”

他把这首诗寄给白居易，白很赞同，立即写了《和阳城驿》，除完全同意“改名避贤驿，大署于门楣”的同时，还认为元的诗写了阳公的行、迹、道、节“一一皆实录，事事无了遗。”“若作阳公传，欲今后世知。”应该上《全录元稹诗》。元稹提出改名，虽有白居易全力支持，但十多年里“阳城”驿名仍未变更。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 822年)白居易赴杭州为刺史，经此处有《宿阳城驿对月》一诗可以为证。

也有人说驿馆之名应该保留下来，以纪念贤者，同时警戒那些做官为宦的人，使他们看到这个名字，便想起阳城的为人，敬而畏之。如晚唐诗人杜牧于唐开成四年(公元 839年)由浔阳赴长安路过此地时，阳城驿已改为富水驿了。杜牧在《商山富水驿》诗中赞颂阳城的刚直有节：“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常欠一怀钱。”他认为：“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围绕着“阳城驿”的名称改与不改的论争，看似观点对立，实际上诗人们的良苦用心是相同的，都表达了对先贤的敬重仰慕，对奸佞的鞭挞憎恶，都是借题抒情的。宋代诗人王禹在淳化二年(公元 99l年)九月谪任商州团练副史时，曾写有一首《不见阳城驿》的长诗，诗中指出：元杜两人“一以讳事神，名呼不忍为；一以名惊众，名在教可施。为善虽不同，同归化之基。”这应该说是对诗人们关于阳城驿名改与不改的心曲恰当的阐发与总结。

阳城驿改名为富水驿至少已 1160多年，至今仍名为富水。商南县邮政局在此设富水邮政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