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关道”又名“商山路“，春秋战国时开辟，原本是为了秦楚相互争夺的需要，以“武”字名关、名路，古代把起自长安，经蓝田、商州，河南内乡、邓州之到湖北襄阳武汉的交通要道称作武关道，是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重要道路。

武关道开辟于商末周初。荆楚部族首领鬻熊受封为楚子，在率领族人自关中移居江汉的民族迁徙过程中开拓此道。“周公奔楚”亦自武关道是古代长安经蓝田、商州通向南阳、邓州、荆襄以至于江南和岭南的一条交通要道。

武关道利用秦岭北侧灞水河谷和秦岭南侧丹水河谷连接开辟而成。由长安东出，溯灞河西侧南行，经今蓝田县城，过灞河至坡底村，上七盘岭，绕芦山北侧，经六郎关、大坡垴过蓝桥镇，溯蓝桥水而上至新店子，经牧护关翻越秦岭，顺丹江支流七盘河而下至黑龙口，沿丹江河谷而下，经麻街抵商州，又东南经丹凤县，穿越丹江北侧丘陵，过桃花铺、铁峪铺到达武关。

武关道是古代长安经蓝田、商州通向南阳、邓州、荆襄以至江南和岭南的交通要道，秦汉魏晋时期由于军事上的特殊作用更备受重视。唐德宗时明令规定：“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即其地位在诸驿路中仅次于“大路驿”潼关道。唐代以后，武关道虽失去国道地位，但作为西北与东南地区间联系的捷径，仍发挥重要作用。

武关道的走向及沿途经地历代变化较大。秦汉时文献记载较为简略，仅提及武关道中的灞上、蓝田、峣关、武关、析、郦、丹水等地。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路线，汉武关道由今商南县西境折东南行，越四道岭，过湘河，沿丹江北侧，经荆紫关、淅川老城东行到南阳，南下荆襄武汉。

唐代时武关道又称商山路，文献记载其走向及途经比较明确：由长安东行，过灞桥后折向东南，经蓝田县坡底村，上七盘岭，绕芦山南侧，过蓝桥到蓝桥镇，溯蓝桥河而上，经牧护关（唐时称蓝田关）翻越秦岭梁，顺丹水支流七盘河下至黑龙口，折东行经商州、丹凤县出武关，经山阳县出漫川关，复经上津(今湖北省郧西县上津镇)达于荆襄的路线，称上津路。

武关道在今西安境内段除沿灞河上七盘岭，经蓝桥镇、牧护关而去的干线外，还有其他几条支线：（1）由今西安市向东上白鹿原，经灞水支流辋川河下游，在蓝田县城南与七盘岭的干道相接；（2）由蓝田县城南沿灞河至水陆庵，又折南溯蓝桥河谷而上，经南石河至蓝桥与干线相接；（3）自蓝田县城东溯灞河右侧，东北经普化、马楼、玉山，再折东南分别沿灞河的两条支流流峪河谷或道沟峪河谷而行，史称“玉山路”。由玉山溯流峪河谷，经柿园子、上石家、张家坪、魏家沟越秦岭，沿丹江支流东南行至黑龙口与干线相接；溯道沟峪河谷，经冯家湾、曹家山、南石门沟口南折西南行，与流峪河支线汇合于张家坪。

宋元明清时，武关道基本沿用唐代武关道干线。因京都东迁，武关道不再是国家驿道，但作为地方道路仍显示一定作用。清代由西安至商州间的官马支路即为原武关道。

武关道大部分路段沿丹水北侧行走，夏秋季节江水上涨，经常冲毁道路，曾多次修整。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加宽旧道的同时，于阻水涧处别开偏路，以避水潦，偏路的里程“自武关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铺，又八十里至白杨店子，又八十里至麻涧，又百里至新店子，又百里至蓝田县，皆行山中，即所谓偏路也。至蓝田县始出险就平”（《嘉庆重修一统志》）。全程共410里，仍沿秦汉武关道旧线。这次工程很大，征发工役十余万“修桥道，起官舍”，由蓝田至内乡共700余里，开偏路后“人不留滞，行者为便”。唐宪宗元和年间及宣宗大中年间，亦先后修治。北宋时期，根据欧阳修《漕河议略》奏折关于解决西北边境军粮运输的建议，也曾修治武关道。

除国家修整外，明清两代还多次以地方或民间自筹资金形式整修武关道。明嘉靖时陕西巡抚郗元洪、清乾隆时陕西巡抚陈弘谋先后整修。据清康熙《续修商州志》载：“自蓝田至商州三百余里，顽石崎岖，碥路逼仄。乾隆十年（1745年），巡抚广西桂林陈公弘谋捐银二千两，委商南县典史张恒监修。自商州胭脂关至蓝田七盘岭，凿山煅石，辟成大道，驮桥通行，商旅往来如织，呼曰‘陈公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罗文思捐银四百八十两，开拓路面宽七八尺，“由蓝田至商州二百余里，险者皆平”。据清道光《蓝田县志》载：“乾隆间知县蒋文祚劝捐修理，计厘出资，中甃巨石，两旁凿沟，行人往来一时称便。厥后，知县高显复修之”“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初二日，山水陡发，冲坏坡路，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维清捐银一百两，暨渭绅李继广捐银”。此即民间集资修路。

今西安境内武关道上仍保存大量古代栈道遗迹和摩崖石刻。其中，蓝田县境内栈道遗迹集中分布在蓝桥河谷与流峪河谷。蓝桥河谷栈道遗迹在清水河口至甘塘一带蓝桥河西岸约3500米长的崖壁上，有栈道遗迹10处，55处壁孔，226处底孔。流峪河谷栈道遗迹从张家坪以东魏家沟口起，在李家槽口经上石家、大岔口、栗树坪至柿园子之间尤为密集。在七盘岭、风门子、六郎关、大坡垴至蓝桥镇的武关道两侧石崖上，有清代石刻4处，分别为陈弘谋、罗文思、白维清等捐资修路的功德勒石为记。

武关道是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重要道路。战国时武关道上烽烟迭起，丹阳、蓝田两次战役，秦大败楚军，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五次出巡全国各地，其中两次经行武关道。西汉兴于武关道，亡于武关道。

宋金、宋元战于武关道。唐王朝承平二百余年，武关道很少用兵，当时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南北沟通。

贞观、开元年间，大都长安与江淮之间的交通往来，除贡赋物资及笨重行李，要取道黄河、汴水和渭河漕转外，官民商旅往返多利用商山路的便捷条件。其时，商州“邮传之盛，甲于它州”。白居易在《登商山最高顶》一诗中曾作过具体的描写：“高高此山顶，回望惟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

所以唐末诗人王贞白在《商山》诗里总结性地说：“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于是，“商山路”又有了“名利路”的别名。

商山路当时大部分路段是沿丹水北侧行走的，山道不广，林木遮被，路又多在山头或山腰，贾岛描述形容它是“一山未尽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可见其道路比较难行。

为了改变如此路况，以利交通，中唐、晚唐期间，朝廷曾对商山路进行过多次修治。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奉命征发工役十余万，在加宽由蓝田至内乡七百余里旧道的同时，于阻水涧处，又别开碥道，并在沿途“修桥道，起官舍”，使商山路一时“人不留滞，行者称便”。

商山路经过大修后，商於驿馆舍也新落成，商州地方特别制作石碑一通立于驿前，碑文请太子宾客柳公权缮书，碑额则由秘书郎李商隐恭篆。参与其事者皆当朝名士，可见斯役工程不小。

商山路沿途的自然风光非常宜人。大唐诸多过往诗人对它都有过美妙的盛赞，现存的诗歌就有200余首。唐朝诗人温庭筠路行商州时就留下了《商山早行》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将商州的山城、板屋、行客、驿路在他的生花笔下，给后世读者留下一幅商於六百里的生动画面。

近年来，商洛的道路交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向四周空间做了大幅度的拓展，过境的西安至南京、西安至安康两条铁路，沪陕、银武、西康高速公路及正在建设的西商第二通道四条高速公路途经商州、山阳、柞水、洛南，使往昔的“大唐商山路”通行障碍彻底排除，交能设施更趋完善，并形成四通八达的多孔道交通网络，为商洛迎来现代化的高等级交通时代。商洛市已融入“西安一小时经济圈”。

春秋战国时期，秦楚等国多次兵出武关道进行征战。秦穆公二十五年(前635)、二十八年(前622)，先后两次出兵攻打并占领位于秦楚邻界处的鄀国。

秦康公十年(前611)，出兵荆襄助楚攻灭庸国。秦哀公三十一年(前506)，派子蒲、子虎率兵车500乘沿武关道南去救楚。战国时期，楚数次伐秦，公元前312年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周赧王十六年(前299)，楚怀王在武关被秦劫持，囚于咸阳。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二十八年(前279)，秦大将白起先后出兵武关道，夺取了楚国宛城以及郢、邓5城。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派大将王翦率兵10万，出武关道，攻入楚都寿春，楚王负刍被俘。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4次出巡东方，其中2次通过武关道。

秦末汉初，(公元前207年)楚将刘邦领兵西至丹水(在今河南淅川老城)，破武关(今陕西商洛丹凤)，战蓝田(今陕西西安蓝田)，兵至灞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在今西安市东郊)旁，秦亡。刘邦由汉中北攻三秦取得胜利后，立即命令大将薛欧、王吸出武关，攻河南，迎接太公和吕后。

西汉时期，武关道主要用作经济、文化的沟通往来。王莽地皇四年(23)，绿林军申屠建、李松率兵攻武关，入长安，灭新莽。不久，赤眉农民起义军又分兵武关道讨伐刘玄，进据长安。《后汉书》记有东汉建武三年(27)、初平四年(193)，东汉政府利用武关道镇压地方反抗势力。《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记，汉献帝初年，华歆为避西京之乱，“求出为下邽令，病不行，遂从蓝田至南阳”。即东汉末年，武关道仍为长安东南去之大道。

魏晋南北朝时，国家陷于分裂，武关道上的军事征战频繁。东晋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义熙十二年(416)刘裕伐后秦，东魏天平四年(537)丞相高欢举兵攻打西魏等等，征战多在武关道上。梁承圣三年(554)西魏由武关出兵，经襄阳，陷江陵，俘杀梁元帝。

隋唐时，武关道为京城通往荆汉、江淮间的重要孔道，诸多文士、官吏经由此道游学取仕或赴任，故有人称武关道为“名利路”。王贞白《商山诗》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白居易《登商山最高顶》诗曰：“高高此山顶，四望惟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此外，诸多贬官如韩愈、来填、颜真卿、周子谅、杨志诚、顾师邕、王搏等被贬去潮州、荆襄、岭南等地时，亦均走武关道。

五代至宋，都曾置兵于武关道，作为商、洛、宛、邓间的交通防御之用。北宋末年，金兵两次进攻汴京，陕西巡按使范致虚领兵人援，主力东出潼关，并分兵由武关道东进[29]。南宋绍兴三年(1133)正月，金将撒离喝为攻四川，避开宋军重兵防守的和尚原和仙人关，率主力东进，由蓝田、武关道攻下商州，进而绕道金州攻克兴元府。绍兴十一年(1141)，撒离喝命珠赫男勒率步骑5万，再次由蓝田、武关道攻陷商州，宋将邵隆先败后胜，经武关道北上，又收复了商州等地。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北方红巾军西路军，由白不信、李喜、李武、崔德等率领，经潼关和武关攻入陕西。

明清时期，武关道在物资运输上的作用颇为显著。明宪宗成化以后，由于河套地区失陷，西北边防吃紧，粮食和物资多靠内地转运，湖广地区的粮食物资就是经郧阳运入陕西。再由陕西雇佣民力北输边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二记有：“今由河南南阳、湖广、襄、郧入秦者，必到武关。”

秦汉的亭、传设置已不可考。

唐代，位于武关道的蓝田关为六上关之一。《唐六典》记：“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唐初武关道即置驿。

由京师都亭驿东行，出通化门，经长乐驿、灞桥驿折东南行，即进入武关道。综合各有关资料得知，唐时武关道陕西境内共有驿站17个。

“蓝田驿在县西北二十五里”。《旧唐书》记，荆州刺史裴茂长流费州，宰相王搏贬崖州司马，均赐死于蓝田驿。

青泥驿，宋敏求《长安志》记为在蓝田县郭下。蓝田县亦名“蛲柳城”，《水经经注》曰：“泥水历蛲柳城南，魏置青泥军于城内，俗谓之青泥城。”武元衡《同洛阳诸公饯卢起居》诗云：“暮宿青泥驿，烦君泪满缨。”可见此驿为出京后第一宿处。

出蓝田县南20里，有七盘岭，是武关道第一险阻，路经此盘山而过。七盘岭位于蓝田县南的“县南道”上。

韩公驿，《长安志》记为在蓝田县南35里。《太平广记》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其夕次蓝田。县尉崔清为经营行李家务甚周，后又送至韩公驿而别。

蓝桥驿，《长安志》记为在蓝田县东南40里。此驿屡见唐人诗篇。自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裴航《赠樊夫人》诗，本注均有蓝桥驿的记载。

蓝溪驿，盖在蓝桥驿与蓝田关之间。张籍《使至蓝溪驿寄太常王丞》诗，自居易《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即次蓝溪驿而作。

蓝田关，是武关道上的第一关，《隋书·地理志》记：“京兆蓝田县有关官。”《括地志》云：“蓝田关在雍州蓝田县东南九十里，即秦蛲关也。”此关当在今商州市西境牧护关附近。

出蓝田关，入商州境之仙娥驿。此驿附近风景秀丽，屡为诗人称道。白居易《仙娥峰下作》云：“我为东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无数峰，最爱仙娥好。”

商州城，春秋之上洛邑，汉之上洛县，今商州市地。商州是武关道上最大的城市，位于三岔路口，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商州既为州治，自然设有馆舍。白居易《发商州诗》云：“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

四皓驿，驿名与四皓墓有关。《太平寰宇记·商州上洛县》条记：“四皓墓在县西南四里庙后。”即墓、驿均在州城附近。

洛源驿，雍陶有《洛源驿戏题》诗。建中初，杨炎贬道州司户，“至于商州洛源驿，马乏……”驿址当在会峪沟与丹江交处的乐园，乐园可能系“洛源”的音转。

棣花驿，见于唐人诗篇中亦多，白居易有《棣花驿见杨八题梦兄弟》，雍裕之有《宿棣华馆闻雁》等。《元一统志·商州·山川》有棣花山，“在州东七十里，以山多棣花得名”。今商州市与丹凤县交界处的棣花镇，当为驿之所在。

层峰驿，在武关西，距武关步行不足一日。韩愈《题层峰驿梁》诗序云：“去岁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

武关驿，唐之武关，设在今丹凤县东南90里处，恰当武关河畔，今西界公路旁。唐时武关设有驿馆，《宝刻丛编》卷十有《唐修武关驿记》。

武关外第一驿是青云驿。雍陶《路中问程知欲达青云驿》诗云：“苍黄负谴走商颜，保得微躬出武关。今夜青云驿前月，伴吟应到落西山。”

阳城驿，唐末改名富水驿，在今陕、豫交界之富水镇。《读史方舆纪要·商州商南县汉王城》记：“县东三十一里，相传沛公入关时所筑。今为富水堡，有富水巡司，本唐之富水驿也。”武关道出富水驿即进入河南省境，沿途亦设有驿站。

宋、元、明、清时期，武关道虽失去国家驿路地位，但用以转运物资、递送官方文书的作用始终存在。清代由西安府至商州间的道路为官马支路，即地方道路。官马支路每10里、15里设有递铺，所经州、县设有县(州)驿。

武关道七盘岭至内乡处于崇山峻岭之间，道路崎岖，且多有猛兽，行人经此，皆提心吊胆。李商隐《商於新开路》诗云：“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蜂房春欲暮，虎帘日初曛。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梢分。”足见其险峻。《太平广记·商山路》记：“旧商山路多鸷兽，害其行旅。”唐代各州设有“捕捉”之职，负责驱逐道路虎狼。为减轻夏秋季节洪水对道路的破坏，唐代曾多次明令修凿，或另辟新途。

唐中宗神龙元年至三年(705～707)，崔曾建议中宗重修武关道，并作了部分改线。《旧唐书·崔传》记：“初景龙中，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仍严锢旧道，禁行旅。所开新路以通，竟为夏潦冲突，崩压不通。至是追论开山路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崔所开新路，当在商州以西或西北[37]。

唐德宗“贞元七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请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余里，皆山阻，行人苦之。西华役工十余万，修桥道，起官舍。旧时每至夏秋，水盛阻山涧，行旅不得济者，或数日粮绝，无所求籴。西华通山间道，谓之偏路，人不留滞，行者为便”[38]。

唐元和八年(813)和大中元年(847)刻立的商州《唐新修桥驿记》《唐商於驿路记》石碑分别对宪宗、宣宗年间对武关道的局部修治作了记述。

安史之乱后，关东仍不安宁，河道漕运和邓州、武关间的武关道受阻，物资运输不畅。遂凿修上津道，利用汉水将物资运至上津县，再陆转商州，北运长安[39]。并在上津、商州间设置邮驿、馆舍[40]。以致肃宗、代宗、德宗时期，上津县(隶属商州)成为水陆漕挽的中心[41]。

北宋时期，为解决西北边地的军粮运输，根据欧阳修在《漕河议略》中的建议，对武关道曾予修治，并设递铺十五六处。

明嘉靖年问，陕西巡抚郗元洪修治西安府、商州间道路，从说法洞至石佛湾修为栈道[42]。万历年间，商州知州王邦俊曾火攻石壁凿山3个月，削险开山，砌石连栈，“避水登陆，上至五鬼窑，下至说法洞，凡二里”[43]。

清乾隆十一年(1746)，陕西巡抚陈弘谋捐银2000两，委商南县典史张恒监修，自商州胭脂关至蓝田七盘坡，凿山煅石，辟成大路，驮轿通行，商旅往来如织，呼曰“陈公路”。同年，郡人王右文、牛中书各捐资修洛源碥路3里许，经铜佛龛前，避水二道，使驮载免受夏水泛涨难以摆渡被迫滞阻之苦，远近便之。商州东40里，有铜佛龛，悬崖一线，下临丹江，长五六里，商旅往来，骡驮行李多有坠岩落水之虞。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罗文思捐银480两，开凿平宽七八尺，行者称快。十月立《罗公碥记》碑，以记其事。罗文思本人亦曾写有《新修东路碥记》。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初二日山水陡发，冲坏蓝关道鸡头关附近坡路。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维清，捐金一百两，及渭绅李继广捐银，修复水毁路段。

考察中发现，在七盘岭、风门子、六郎关、大坡脑至蓝桥镇的蓝关道两侧石崖上，有往来商旅公立的清代石刻4处，对陕西巡抚陈弘谋、商州知州罗文思、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维清等捐资修路的功德勒石为记。

武关道自蓝田至商州市黑龙口一段，发现多处栈道壁孔、底孔、石级、刻槽等遗迹[43]。

蓝桥河栈道遗迹，主要分布在蓝田县东南清水河口至甘塘一带蓝桥河西岸约3500米长的崖壁上，共计10处，55个壁孔，226个底孔。有些底孔上方的岩石上有人工凿成的槽痕。这段遗迹的突出特点是底孔高度密集，与一个壁孔相对，凿有数个至十数个底孔。底孔排列并非绝对作直线，而是从壁孔到最下层的底孔，有的纵列7个底孔，有的依山势由上而下从一排增加到两排，以增加栈道远山一侧的强度。最下层的底孔有一种特殊的排列形式，即两两并列，盖为了使承重最大的立柱直立不偏，以免栈道上交行重车时折毁梁柱。另有在壁孔上方，即当时的路面之上约3米处凿有12道纵向石槽，南边纵向石槽下又有2道利用天然石缝加工而成的横向石槽，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山岩上流下的雨水和泉水直接滴注冲刷路面而采取的防护措施。总其栈孔遗迹，发现同一处形制并不一致，有方有圆，似可说明栈道开通之后，又历经多次维修。

流峪河栈道遗迹，分布在张家坪以东的魏家沟。在李家槽口经上石家、大岔口、栗树坪至柿园子之间8.5公里的区段内尤为密集。此处栈道遗迹的特点，是以人工刻凿的石道为多见，即在山崖上开凿宽度不大的路面，在险要处凿壁孔，嵌入斜上撑起的石梁，上面架设栈板以加宽路面，栗树坪一带多见残留的石梁。在柿园子地段，还将突出的山石由外侧向内切凿，在凹人处通过道路。在魏家沟口附近，河中巨石上留有石孔遗迹，似为古代架桥时所留。在岸边石板坡道上，还发现人工刻凿的线槽，4米长的距离内并列43道，长度均在68厘米左右，间距4厘米至12厘米不等，用意显然在于行路防滑。这段路面上接4级石阶，其宽分别为135厘米、105厘米、105厘米、102厘米，高分别为12厘米、7厘米、6厘米、12厘米。

黑龙口栈道遗迹，共发现二处，8孔，每处分别有4孔。其中一处壁孔上方约30厘米至40厘米处凿刻有横槽，可能是为了装置木质或石质栈板而修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