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期,沙俄加强了在
外兴安岭和
黑龙江流域的军事和宗教活动,一方面移民俄罗斯人到此定居,一方面迫使很多当地民族放弃
萨满教,转信
东正教,并且归顺和效忠沙皇。一些
通古斯民族和蒙古部落向沙俄靠近后引起了
清朝皇帝对边防的担忧。
1685年中国军队攻占了
阿穆尔河上阿尔巴津要塞(雅克萨),45名俘虏被押解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俄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历史。康熙皇帝对待阿尔巴津人相当慈悲,让所有阿尔巴津人都住在
东直门的一个胡同里,把他们编入军队,隶属
镶黄旗,编为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
俄罗斯佐领),称为“俄罗斯队”。并分别授予他们四品至七品的官衔,享受与
旗人同等的优厚待遇,与中国官兵一样得到国家的住房、领取生活费和分到了耕地,单身的
哥萨克被赐予八旗满洲和
八旗蒙古女人为妻,最初,阿尔巴津人没有自己的教堂,阿尔巴津人参拜
天主教的
南教堂。后来,关帝庙转给了阿尔巴津人。
起初这些
哥萨克人被允许与当地被杀头的罪犯所留下的寡妇结婚。他们的后裔与当地中国人结婚,尽管他们已经不再说俄语,但是他们的
东正教信仰得以保存。
1686年,司祭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他是在中国的第一位东正教司祭)将其改建成索非亚教堂,他一直在这里当
神父直到1695年。俄罗斯人通常把这座小教堂称为尼古利斯教堂,中国人称为罗刹庙,使这个词具有了“俄罗斯庙”的意思。此后,他们在北京城繁衍生息,至上个世纪初已有四五百人。据原北京俄国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赵德本回忆,
俄罗斯东正教会从1713年开始给北京派送东正教北京传道团。后期到中国的俄罗斯人发现,尽管保持了他们的信仰,阿尔巴津人逐渐不再有俄罗斯人的体貌特征。到十九世纪末,估计有1000位阿尔巴津人居住在北京。
1900年,
北京的
义和团为对抗正在攻打天津的
八国联军,开始在城内烧教堂、杀教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便开始烧杀掳掠。
庚子事变之后,
莫斯科东正教教廷牧首发令,被义和团打死的教民的家属享受优待,选拔他们的后代为
神甫,作为教会骨干。“享受此种优待者有罗曼诺夫、杜毕宁、姚适乌列夫、何利桑夫、吉神甫后嗣,除吉神甫为满族外,其他均系阿尔巴津族俄罗斯
牛录人。”
义和团事件中,很多外国人和中国基督教教徒被害。俄罗斯东正教会声称当中有222位阿尔巴津人被杀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几个阿尔巴津人家庭移居前苏联,但是绝大部分选择留在了中国。
俄罗斯人逐渐的满洲化,却没有真正的成为
满洲人,人数也没有大的增长。繁华的都市和优越的物质生活,使得这些淘金者(上文已解释)的陋习逐渐的显现出来,多以游手好闲为业,成为当时旗人社会的笑柄,甚或于受到正统满洲八旗旗人的鄙视。
阿尔巴津人信奉
东正教,但受
萨满教、
喇嘛教影响至深。阿尔巴津人把
东正教堂称为罗刹庙或喇嘛台;把上帝称为
佛;把
教士称为
喇嘛;把
圣愚称为
萨满等等。阿尔巴津人当代通用汉语。部分老人能使用
俄罗斯语、
教会斯拉夫语、
满语、蒙古语、古希腊语。阿尔巴津人的俄罗斯姓氏都根据谐音改成了汉姓(即根据俄罗斯姓氏中的第一个字母,取一个发音接近的汉姓)——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改为罗姓、
哈巴罗夫(Хабаров)改为何姓、雅克甫列夫(Яковлев)改成姚姓、杜必宁(Дубинин)改为杜姓、贺洛斯托夫(Холостов)改为贺姓等等。
1 1951年的
民族识别,将
俄罗斯佐领后裔,划归满族,其家谱均保留在旗衙门,而非个人所有。
2 1956年,苏联大使馆出钱,为迁出
北馆(即苏联大使馆)的阿尔巴津人后裔,在北京真武庙一带,兴建了集体住宅。老楼,前几年去得时候还在,可惜里面的人,已经不是阿尔巴津人的后裔了。
3 1955年以后,虽然东正教教廷,隔绝了与中国东正教的关系,但是阿尔巴津人,尤其是老人,仍旧信奉东正教,活动地点便在
前苏联大使馆内的教堂,主持人为杜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