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在中国通称瓦德西。德意志帝国陆军上将，和他的前任沉默者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和他的后任的计划者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相比，他在德国是以政治将军闻名的，他的外号“狐狸”就说明了这一切。他为中国人民所知是他晚年担任了有名无实的八国联军统帅。

像腓特烈大帝的军需总监利奥波德一世和军事理论家冯·贝伦霍斯特一样，瓦尔德泽伯爵家族也是安哈尔特－德绍的贵族世家。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于1832年4月8日出生在柏林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家庭，其母也是一位将军之女。瓦尔德泽就读过士官生学校，做过副官，曾在总参谋部服役，70年代战争爆发前不久还就任过驻巴黎武官。这种一帆风顺和飞黄腾达的经历很早便将他带入一个对于大多数普鲁士军官来说是完全封闭的社会圈子，作为一名全能全才的总参谋部军官担任任何职务他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此外，瓦尔德泽还同一位家住纽约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结了婚，这位对于当时普鲁士军官来说极不寻常的美国女人名叫玛丽·埃斯特·李。老皇帝有一次微笑着说起瓦尔德泽，说他像一个“无所不能的打杂工”。不过，在参谋总部他却得到一个“狐狸”的绰号。

瓦尔德泽的头脑异常清醒，他已充分认识到威胁德国和俄国旧王朝的日益高涨的社会革命的危险。当时，俾斯麦和毛奇还都在世。但瓦尔德泽非常冷静地提出了问题的症结：如果他们二位辞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毛奇感到忧虑的事，瓦尔德泽也看到了。这就是他在1878年日记中写到的，即缺少一个能力相当的继承人。俾斯麦对天主教势力、社会民主势力和工人阶级政党进行的斗争徒劳无益，但却留下了可怕的阴影。瓦尔德泽崇奉一种东正新教，他认为教会的价值不在爱的传递，而在于使群众具有组织纪律观念。但群众却越来越脱离与教会的联系。

俾斯麦起初对瓦尔德泽的评价非常好，毛奇也认为瓦尔德泽天资过人。这位从外表看上去光彩照人、和蔼可亲的人，加上他那高贵而派头十足的气质和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炯炯有神的双眼，修剪得体而入时的英国式唇上须及其坚定的自信，在变得猜忌和死寂的氛围中使人感到从他身上时时迸发着一股信心十足的活力。从他日记中也流露出这种信心，虽然他并不隐瞒时势的严峻而使任务变得十分繁重。作为一名军人，瓦尔德泽希望与当代的恶魔势力，即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势力进行公开的较量。他的路线是家长式的、正教的和封建的。在对外政策上，他也认为对俄国的战争，首先是对法国的战争不可避免，甚至想在德意志帝国还处于昌盛和强大之际主动挑起这样一场战争。他自认为他是一个能够驾驭这一最重大冲突的人。

1881年，毛奇越来越觉得不堪军务的重负，希望能安排一位副手接替他的日常事务，并请求让瓦尔德泽担当这一职务。他认为瓦尔德泽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虽善于当机立断，但绝无思想贫乏之弊病。这样，瓦尔德泽于1882年便被任命为大总参谋部的军需总监。毛奇给瓦尔德泽以充分的自主权，总参谋部的实际领导权因此已转移到他的手中。

在很短的时间内，作为副总参谋长的瓦尔德泽就开始了毛奇一直极力避免的政治阴谋，与此同时军官团的军事工作却被搁置一边。开始，瓦尔德泽与总侍从官和军事内阁长官冯·阿尔贝迪尔将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军官团的全部人事安排均要通过军事内阁，没有军事内阁一切都是空话。为对抗战争部的权限，瓦尔德泽与阿尔贝迪尔极力争取自己单位的完全自主权。由于瓦尔德泽的卖力活动，1883年总参谋长获得了随时面君的权力。战争部长冯·卡梅克将军对军事内阁的傲慢不屑一顾并发生矛盾，因此被迫离职。其后继人是自1870年就任总参谋部一个大处的处长布龙恩斯阿特·冯·舍伦多夫将军，瓦尔德泽对他极为器重，然而舍伦多夫不仅极力捍卫自己的权力，而且还在试图将其权力进一步扩展。

对于可直接向君王报告的权力，毛奇从未过问过，但对于像瓦尔德泽这种想在一切领域贯彻自己意图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途径了。这种形式的军事政治只能是阴谋政治。瓦尔德泽在这方面的能力，加上他妩媚动人、阴险狡猾和野心勃勃的美国夫人就更是如虎添翼。随着瓦尔德泽时代的开始，幕后较量、尔虞我诈和人人自危的时代也宣告来临。这位军需总监极为了解新闻界在新普鲁士的威力，于是他试图与新闻界建立联系。瓦尔德泽在第3处(法国处)下属的由察恩少校领导的情报勤务处，设立的一个总参谋部新闻局。察恩深信，瓦尔德泽有朝一日必将成为帝国宰相。一些被解职的从事军事写作的军官被当作“新闻骑兵”来使用，用以宣传瓦尔德泽的大聪明大智慧。他们大多为极端保守的《十字报》写文章，该报老板威廉·冯·哈默施泰因男爵是一个喜好寻欢作乐、挥金如土而又一直负债累累的人，瓦尔德泽依靠其阔夫人的资助向他提供了高达10万马克的贷款。

在纯军事方面，瓦尔德泽仍坚持毛奇的东线进军计划。但他立即对全部动员准备工作重新进行了一番审查，要求加强装备，并发展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欧洲所有国家都能避免失败，只有德国不能。任何失败都意味着普鲁士的解体，从而也将是帝国的崩溃。两线作战问题曾使毛奇焦头烂额。俾斯麦则试图通过一个复杂的结盟和签署友好条约的体系来对付这种危险。但不久瓦尔德泽便对俾斯麦发起攻击，咒骂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为“见风使舵政策”。他像一些士兵一样，在严峻形势下不向后逃跑，反而向前冲，企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将问题一举解决。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装备计划能否付诸实施都要看帝国议会的态度，因为军费开支的监督权掌握在议会手里。德法战争的胜利在广大民众中造成一种安全感，这与瓦尔德泽和总参谋部的愿望形成鲜明对照。重新扩充军备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必要的负担，他们认为眼下的军队足以对付一切。另一方面，当时总参谋部有一批坚决主张增加军备的著名军事理论家。

早在1877年，当时在总参谋部任上尉的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男爵出版了他的《莱昂·甘必大和他的军队》一书，戈尔茨在书中指出，“民众战争”将成为一种新型战争，他要求动员全体民众参战。年迈的毛奇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冒失(毛奇对甘必大极为憎恶)。戈尔茨还曾受到降职调动的惩处。然而，他在他的另两本新书《罗斯巴赫和耶拿》以及《全民武装》中，仍然进一步深入阐述他的论点。戈尔茨像著作家拜尔莱因一样对可能出现的新的“耶拿会战”怀有一种恐惧，这种忧虑在当时法国的军事文献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而这一观点对瓦尔德泽来说是陌生的。他认为战争是“充满活力和令人愉快的”。

瓦尔德泽将其最大希望寄托在皇孙，即二十几岁的普鲁士亲王威廉身上。1884年，瓦尔德泽曾陪这位亲王访问过沙皇宫廷。他的夫人—被人嘲讽为“普鲁士的曼特农夫人” —觉得这位亲王很富于魅力，亲王对她的美貌也并不是无动于衷，而且对这位伯爵夫人的一种糊涂观点表示赞同，她认为基督教的君王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工具。难怪早在1881年瓦尔德泽就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与亲王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情。亲王近似神经质地变化无常的毛病，是瓦尔德泽后来才发现的。他曾描写亲王头脑聪明，精力充沛，工作热心，为人和蔼，典型的普鲁士思维方式，具有坚定不移的保守派观点。他还写道，这位霍亨索伦王朝的后继人肯定不那么乐善好施，但这正是在这个艰难时代所需要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亲王正是他能为其效忠卖力的人。

1886年初，在比利时工业区发生严重骚乱，工人的罢工行动不断蔓延，致使官方出动军队予以镇压。瓦尔德泽对此事极为关注，他担心类似事件也会在德国上演。为了实现其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愿望，他认为在内政方面只有靠“强硬路线”。1887年，德国自由主义寄予厚望的王储弗里德里希出现了喉癌的初期症状，一年后便死于这一疾患。同年，瓦尔德泽在痴迷于宗教的夫人支持下，与宫廷传道士和柏林布道团主教阿道夫·史托克结盟。史托克当时正费尽心机，使工人大众背离社会主义而重新皈依基督教。位于赫尔瓦特大街的总参谋部的红房子里，瓦尔德泽的沙龙成了一种怪异的、杂乱思想的混合物的活动中心，在这种混合物里既有反动思想，又有过度的慈善和虔诚，有时还夹杂着令人憎恶的完全非军事和非普鲁士式的东西。瓦尔德泽－史托克联盟的矛头所向直指现代社会势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史托克还是一个粗野的反犹太主义者。

俾斯麦对史托克活动的怀疑程度不亚于对瓦尔德泽发动先发制人战争思想的不信任。然而，瓦尔德泽却把史托克的行动看成是一种把工人群众重新纳入严格的基督教教规束缚之下的工具，同时作为威廉亲王和部分老保守派贵族对他的支持，以及在赫尔瓦特大街的沙龙里保持交往的一种回报。1887年11月28日，在瓦尔德泽处举行的一次聚会上，亲王对宫廷传教士的思想公开表示支持。

俾斯麦也变机灵了。他对瓦尔德泽说，亲王作为王位继承人必须居于政党之上。瓦尔德泽也不表示反对，但背地里却在大搞推翻俾斯麦的活动，因为俾斯麦是实现他计划的绊脚石。1887年底，瓦尔德泽确切地得知，他恨之入骨的王储是一个注定要死的人。年迈的皇帝一闭眼，威廉亲王马上就会继位。年轻的亲王是一个独断专行和反复无常人，不难预见在他与专横的老宰相之间势必会发生冲突。瓦尔德泽便把赌注压在了这一冲突之上，他认为军事内阁不会有问题，那里有他的密友阿尔贝迪尔坐镇。但同战争部长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往。

1888年3月，年迈的德皇威廉一世，也是普鲁士最后一位国王闭上双眼。已患不治之症的王储腓特烈三世登基治理国家也仅有数月。倘若他还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瓦尔德泽也许就会下台了。

1888年春，帝国议会里的中间党派认为，假如威廉亲王当了皇帝而瓦尔德泽成了他的总参谋部，那么战争就确定无疑了。连俾斯麦也以为，亲王要想发动战争。不过，无论是国会还是俾斯麦和瓦尔德泽都没有看出，从根本上讲，亲王只不过想亲自体验一下老霍亨索伦王朝继承人和最高统帅角色的滋味。

瓦尔德泽在日记中自慰地写道，他的职位总算保住了，因为新皇帝即将死去。6月，时机终于来到了——皇帝去世了。1888年7月5日，瓦尔德泽在日记中写道：“简而言之，很少有人感觉像我这样好，也许我现在正处于我一生的顶峰。”许多年迈的将军被辞退了，一股新风吹来。

还在1887年时，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在库尔马克参加了第三军司令部的军事演习。军长冯·瓦滕斯勒本步兵上将是1870年时期的出色参谋长，但却遭到亲王的批评。亲王要中断他的演习，将军冷静地说道：“殿下，请等一下，现在在这里指挥的是军长。”对此事亲王大概是不会忘记的。当他大权在握时，便把这位将军打入柏林的冷宫，让他无期限地等下去。当事先约定的日期已到时，将军对值勤的副官说：“请您报告殿下，将军将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等下去，但瓦滕斯勒本伯爵不想再等了。”后来，这样一位具有传统普鲁士类型的容克和总参谋部军官，也不得不被迫离职。时代需要另一种人。

八月十日，毛奇终于获准退役。瓦尔德泽伯爵就任总参谋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任命并不感到意外。我的辉煌历程即将开始，整个世界将会注视着我。” 瓦尔德泽就任大总参谋部总参谋长伊始，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自己同伙的背后捅了一刀。当新皇帝表示希望第一近卫步兵旅司令官冯·哈恩克少将充任军事内阁长官时，瓦尔德泽没有为他的密友阿尔贝迪尔说上一句好话，而阿尔贝迪尔已在他的本职干了17年。他还向皇帝建议，更换战争部的人选。他觉得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的自主性太强了，皇帝也不大喜欢他，因为皇帝历来不容有独立思想的人。接替舍伦多夫的是他的同事冯·韦尔迪·迪·韦尔努瓦中将，他是1870年毛奇总参谋部的军官，极力鼓吹扩充军备，他曾多次要求瓦尔德泽接管战争部的大权。瓦尔德泽拒绝了，何况帝国宰相俾斯麦侯爵估计也不会同意瓦尔德泽担任部长这一角色。瓦尔德泽有更大的野心，他相信，他能等到这一时刻的到来。

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要改革军队，当然不是内部结构的调整，而是提高其战斗力。但与他的继任者施利芬不同的是，他缺少对当代军事技术革新的理解，如机枪、电话、飞艇和内燃机的发明，而这些在当时许多国家中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研制。瓦尔德泽与韦尔迪·迪·韦尔努瓦一起制订了一个利用普遍义务兵役制肆无忌惮地攫取民众力量的计划。与此同时，他在组织上对总参谋部进行了改组，即把所有的处合并到一起，像过去军需总监部的“旅”那样置于三个军需总监领导之下。原铁道处和第2处(德国处)由第一军需总监领导，负责所有动员问题，即所谓的进军处。第三军需总监负责原第1处(俄国处)和第3处(法国处)的工作，主管东西战场事宜。中央处、战史处和地形测绘仍归总参谋长直接管辖。从整体上看，经改组后的总参谋部成了一个精心组织的筹划战争的办公室和帝国防御的思想中心。工业的繁荣发展与帝国主义对目标的确定是互为关联的。对于殖民地和海军建设这两个问题，俾斯麦这位易北河东岸的容克迟迟未将其列入议事日程，现被扩充势力范围和在非洲、东亚和大洋洲建立商贸基地的设想所唤醒。

资产阶级取得了新的地位。大总参谋部和部队总参谋部军官团已有近50%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资产阶级掌握着新的经济命脉，构成了德国西部和中部工业重点。曾以农业而闻名的易北河东岸已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军服依然是最高贵的国服，新的上层阶层的子弟们都身着戎装，军装能确保他们得到社会的尊敬。泛德意志思想的辩护士便出自于这个新资产阶级阶层。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总参谋部军官，如凯姆上尉和利伯特少校在这些年里为建立殖民地海军舰队协会做了奠基工作，成为“让世界重视德国”思想的维护者。易北河东岸的贵族们本来对舰队知之甚少，然而贸易和工业出口使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成了他们最为强烈的愿望。

年轻的皇帝开始以英国舰队为样板，为帝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海军设有自己的最高司令部，另外还有一个帝国海军局，皇帝自己也搞了一个海军内阁。有一段时间曾冒出了一个计划，要成立一个统管陆海军的“总司令部参谋部”，类似于“帝国总参谋部”，其目的在于能将陆海军纳入统一领导之下。但是实现这种设想的条件一直不成熟，尽管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事情有了一些进展，但也始终未能成为现实。陆海军之间相互蔑视，致使两个军种的协同一直不尽如人意。海军有意识地没有组建一个特殊的海军参谋部军官团。尽管都知道两个军种互为需要，尽管也制订了战时相互协同的计划，但除了陆军派遣军官去参加海军训练和短期训练班来熟悉海军战术，以及在军事学院举办陆军军官第一年必修的海战战术班之外，事情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然而，无论如何瓦尔德泽也没有想到，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所期待的。在他看来，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内陆国家，一支强大的陆军是保卫德意志的关键。早在1888年8月他就曾思考过组建一支令他向往的、杰出的皇家陆军。瓦尔德泽大概是聪明过头了，他没有看到德国除了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之外，已经没有能力供养一支大型海军舰队了。也没有人想过，与英国发生冲突，打败俄国或法国，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陆上力量。瓦尔德泽在其政友如威廉·冯·哈默施泰因男爵等人的支持下，以未来的宰相自居，并深信通过他大刀阔斧的治理将使帝国光复昔日的辉煌。1889年4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帝国尚未壮大之前，还必须利用俾斯麦的威望和手腕。如果军队装备一旦完成，与俄国和法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就在所难免。他还写道：“如若形势危急，就要与宰相联手；但如有必要，也可以撇开他，甚至反对他。”

1890年3月，宰相危机公开爆发。3月15日，瓦尔德泽在日记中写道：“一场大规模的争吵即在眼前。”他当着皇帝的面毫无顾忌地大肆攻击俾斯麦，说俾斯麦的整个外交政策是一大失误，说俾斯麦办成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将法国和俄国树为德国的敌人。他还在日记中假惺惺地注明：“我真的没有受到成为宰相的那种沾沾自喜的折磨。”他写道：“我宁可再等两三个人被‘榨干’。”但如果皇帝启用他，他会像一名战士那样俯首帖耳。

1890年3月20日，新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离开了他的职位。瓦尔德泽这个圆滑伪善的宫廷侍臣此刻故作庄重地对皇帝说，上帝会让皇帝陛下选出合适的接班人。皇帝可以说是匆匆忙忙地答道：“我想现在是时候了。祝您官运亨通！”

瓦尔德泽和奥伊伦堡伯爵都向皇帝进谏说，在如此严重关头，只用一位将军接替俾斯麦(说此话时大概瓦尔德泽也想到了自己)。结果，前帝国海军局国务秘书，时任第10军司令官莱奥·冯·卡普里维步兵上将成了新宰相。列奥·冯·卡普里维祖上是意大利人，后来到普鲁士军队服役。60年代，卡普里维在毛奇的总参谋部服役，是一名精明干练的军官。俾斯麦干巴巴地说，像这样一名优秀军官转而从政，太可惜了。

卡普里维放弃了俾斯麦安全政策的核心，即不再同俄国续订再保险条约。因为他自我感觉无力玩弄这种外交杂技。1891年，法俄签署军事协定，该协定既是针对德国的也是针对英国的，后者当时与法俄在争夺中非和中亚领土问题上存在着激烈冲突。瓦尔德泽早就建议利用英国对付俄国，以便从中渔利。然而，枢密顾问冯·霍尔施泰因—俾斯麦下野之后一个在外交局具有权威性的人—却没有答应。

不久，另外一件事又搅得瓦尔德泽寝食不安。当初，他对卡普里维就任帝国宰相表示了欢迎。但不久却发现，他在日记里讥讽地称之为“笨伯”的卡普里维正在推行他自己的政策，从而使瓦尔德泽的那些急于求成、野心勃勃计划的名望丧失殆尽。局势变得令瓦尔德泽胆寒。陆军不再是帝国的惟一盾牌，皇帝对海军的偏爱与日俱增。在一次演习讲评会上，瓦尔德泽竟敢斗胆提出与皇帝不同的见解。他实在是错了。

瓦尔德泽开始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对皇帝的判断完全错了。爱好虚荣、狂妄自负，在他身上就是理所当然，而到了别人那里他就恨之入骨。1890年秋，皇帝在卡普里维的催促下第一次试图罢免这位已变得令人厌烦的宠儿，在卡普里维眼里这位总参谋长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皇帝建议瓦尔德泽去接任斯图加特(符滕堡)第13军司令官的职务，根据一项军事协定这个军属于普鲁士军队。与此同时，为了让解职一事使瓦尔德泽易于接受，皇帝还生出一个极为怪异的想法，即提高联邦各州军司令官的地位，使他们成为类似于普鲁士总督的帝国官员。瓦尔德泽觉察到了这种咄咄逼人的冷遇并拒绝了皇帝的建议。年迈的毛奇一直非常器重瓦尔德泽，他曾向皇帝做过解释，说总参谋长是不能隔几年就换一个的。

1891年1月15日，瓦尔德泽充满不祥预感地在日记中写道，他应邀到柏林宫殿赴宴的机会已经不会再有了。在1月27日皇帝的诞辰日，瓦尔德泽获得霍亨索伦王朝的王室奖章大十字勋章，同时还得知，陛下还要送给获奖者一个军。此事如晴天霹雳，好似宣判了他的死刑。在参加了大总参谋部为皇帝诞辰举行的宴会之后，瓦尔德泽同军需总监施利芬和冯·奥伯霍费尔将军谈了话，之后，他面见皇帝，向皇帝提出辞呈。

当时，皇帝情绪极佳，他对瓦尔德泽说：“总参谋长在朕这里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助手，朕需要一位年轻一点的参谋长。”他说，他打算把阿尔托纳的第9军交给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从那里要监视被推翻的俾斯麦侯爵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的活动，而且有数十万无产者的汉堡市也位于附近，对梅克伦堡的公爵们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瓦尔德泽没有接受皇帝的这篇充满激情的长篇独白，依然坚决要求皇帝能批准他辞职的请求。1891年1月28日，他在日记中异常激动地写道：“我还是愿意当我的总参谋长：愿上帝保佑祖国。”

皇帝态度坚决地拒绝了瓦尔德泽的辞呈。1月31日，皇帝再度召见瓦尔德泽。瓦尔德泽开诚布公地对皇帝说，军队已江河日下，大不如昔。年轻的统治者说，此事从来就没有人对他说过。谈话的结果是瓦尔德泽到阿尔托纳担任军司令官，由第一军需总监施利芬伯爵将军接任总参谋长。瓦尔德泽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必须屈从于军人的服从义务：他希望在危急时刻能重新启用他。在总参谋部内，人们对他的离职普遍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赫尔瓦特大街的沙龙逐渐变成了恪尽职守、鞠躬尽瘁的象征，这正是整个军官团的原则。 当瓦尔德泽离职之时，加强军备、强权外交、世界贸易、炮舰政策、争夺殖民地成了这个时期的特征。在有少数总参谋部军官参加的“泛德意志联盟”中集中了一批斗士，鼓吹在中欧和世界建立具有绝对权威的德意志大国强权政治，他们中有教授、海军将领、大商人、工业企业家和一些大庄园主。国外从这些甚嚣尘上的狂言中和“泛德意志联盟”的乌托邦式的小册子里—其思想比泛斯拉夫主义的美梦有过之而无不及—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思想是过头的和错误的。早在毛奇时代，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就曾设想过，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必须将荷兰重新并入德意志，战争一旦爆发必须立即占领丹麦。毛奇和俾斯麦对这些思想没有认真对待。然而如今毛奇已不在人世，俾斯麦也被免职，他们的思想遗产已失去其现实意义。

瓦尔德泽也习惯于“泛德意志”的思路，认为应在波罗的海、英吉利海峡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建立一个中欧大国。但“泛德意志”中的“恐英派”却对这一思想持怀疑态度。放慢舰队建设和建立德英联盟以对付俄国，是他们军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1894年，由于易北河东岸农场主们对帝国自由贸易关税政策的抗议，帝国宰相列奥·冯·卡普里维的政策遭到失败。当时，一股无政府主义的谋杀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处处都笼罩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惧怕和恐慌之中。在舆论界出现了要求军事专政的呼声。瓦尔德泽又错误地以为，他的时刻来到了。瓦尔德泽的所谓发动“帝国政变”的计划搅得外交局的枢密大臣冯·霍尔施泰因彻夜难眠。卡普里维警告人们要提防一场针对社会民主势力的“预防性战争”和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只有对工人群众实施镇压，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1894年10月26日，皇帝将卡普里维解职。卡普里维的继任者是克洛德维希侯爵，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高等贵族，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他都反对采取暴力。皇帝仍准备在战争爆发时任命瓦尔德泽为集团军司令，开赴东部作战。瓦尔德泽拒绝施利芬提出的首先集中兵力进攻西线并将敌人击溃的新理论。1897年，他再次向皇帝呈递一份备忘录，要求在军队尚能依靠之时，用武力解决社会问题。皇帝没有接受瓦尔德泽的建议，瓦尔德泽无计可施，只好听天由命。1900年，瓦尔德泽出席了在柏林宫殿举行的新年招待会，参加了列队朝觑仪式。回来，他在日记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下一个百年是不是还会在柏林宫殿里举行同样的仪式。他回答，不会。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起义，德国驻北平公使冯·克特勒男爵遇刺身亡。德皇任命已晋升为元帅的瓦尔德泽伯爵为远征军总司令 ，率军对东亚实施惩罚性征讨。同时，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也将向中国派遣军队，由瓦尔德泽元帅任总司令。但是，当这位被人嘲讽为“世界元帅”的总司令踏上中国领土时，战局已告结束。北京已被欧洲联合舰队的登陆部队占领。战争荣誉瓦尔德泽已无权分享，最后只落得一个欧洲联合部队总司令的虚名。

瓦德西日记中对在华的活动，并没有提到赛金花，比较有意思的是是两个部分，一是作为联军总司令对签和约赔款的叙述，二是对八国联军在华抢劫行为的记述。

瓦德西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李鸿章的不信任，他认为列强应该一起对华交涉，不能单独谈判，以取得最大的利益，而李鸿章则尽量想与各国单独接触，以利用列强互不信任的心理，减少中国的赔偿，事实上李鸿章已经成功地和俄国开始了谈判。由此看来，李鸿章并不是象后来被指责的那样是个卖国贼。

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没能如李鸿章所愿，谈判是在以庆亲王和李鸿章为首的中国使团和列强联合使团之间进行的。据瓦德西的日记讲，清廷最初提出赔款最高的承受能力是10亿帝国马克，而瓦德西的态度相当强硬，要价在15到20亿马克之间。最终达成的赔款额4 亿5 千万两白银是12亿马克。

关于八国联军在华的抢劫掠夺行为，瓦德西在日记里有毫不隐晦的记叙。部分原因是抢劫是在北京刚被占领，瓦德西还没有到的时候进行的。以下引自十月22日瓦德西给德皇的报告：“最近的战斗使北京许多街区毁灭。北京被占领之后头3 天公开允许的抢劫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英军的抢劫是相当有制度的，强抢来的东西必须集中放在外交使团的一个地方，以便日后拍卖。拍卖的收入再按照计划 在军官中间分配。而且英国军官告诉我，印度士兵( 英军几乎完全由印度士兵组成) 根本不能理解没有劫掠的胜利有什么意义。日本军的战利品必须上交国家，国家肯定收获了可观的数目。在美军，抢劫是被官方禁止的， 但是美国官兵都是些冒险家，禁令被最彻底地 置之不理。俄军的抢劫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东西被扔得乱七八糟。法国在抢劫方面也不落人后。”“颐和园的珍品曾经被在俄占领后被作为官方的战利品运走，普鲁士王室送给清帝的礼品被发现在运往旅顺港( 原文是阿瑟港) 的途中，在霍普纳少将的抗议之下这件礼品被转交给我们。”

在1900年1月20日的日记里，瓦德西记载： “很遗憾那么多珍贵物品被以最粗鲁的方式对待，都被毁掉了……很幸运德军没有参与官方的抢劫行为。因为在天津之战中我们只有300人参加，而且事后根本没有进城。而北京，德军是在抢劫结束之后很久才到达的……在国内如果人们想象这场战争是为传播基督教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话，他们肯定要感到幻灭了。自从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劫掠以来，还没有象这样的。”

曾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很多对宫廷的抢劫是看守者监守自盗或周围的中国暴民所为，瓦德西日记里就否定过。“冬宫( 书中的夏宫指颐和园，紫禁城指皇宫大内，这谁都知道。但冬宫指那里我开始也不清楚，从后文提到瓦德西的司令部和住所在冬宫，那里有曾经囚禁光绪皇帝的瀛台，那么显然书中冬宫指中南海) 曾被两个连俄军占领。有可能皇室出逃到俄军占领的这几天里，有些珍贵物品被贼偷走，但不可能很多。但现在发现绝大部分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了，只留下那些非常难以移动的物品 。”

还有夏宫—— 颐和园也曾经被俄军占领：“俄军撤出英军和意大利军进驻时，发现虽然宫殿内外没有冬宫破坏得那么厉害，但所有贵重物品都不见了。这不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干的，因为周围没有多少中国人，而且俄军撤出和英军进驻的间隔极短。我向英国军官指出如果他们把剩下那点东西也运走的话，肯定是俄国人最希望的，他看来相当同意 。”

在瓦尔德泽1904年去世前，他还曾担任过汉诺威第三军总监的职务，这个职位通常是在一场未来战争中出任某条战线总司令的候补人选。在他临终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祈求上帝，我所预见的未来，不要我去亲身经历了……”

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讽刺性的人。他是德意志总参谋部鼎盛时期的总参谋长，为毛奇所赏识，应该说肯定其才华不仅是政治权术和交际能力。记得十几年前小时候看过一个喜剧译制片，叫“科佩尼克上尉”，漫画式地描述了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社会状况。其实至少一战前的总参谋长里，毛奇和施利芬就本人而言，都没有那么浓的军国主义色彩。倒是瓦德西的政治观点最象人们想象的好战的军国主义者。但是瓦德西生不逢时，始终没有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军事能力。杜普伊的评价，瓦德西没有毛奇和施利芬那样出众的智力，但是他的强项在于个人魅力。也因此他在德国军事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他通过权力运作，大大提高了军部在政治外交这些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但是一次又一次权力斗争的胜利，终于把他自己摆到和德皇之间冲突的地位，并因此去职。

后来瓦德西在中国的任职，细想起来也挺有讽刺意味：作为老派保守的德国军官，瓦德西本人是强调纪律的。但是他的名字却与从事掠夺纪律败坏的八国联军联系在一起而被中国人民记住。作为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在晚年总算圆了一个带兵打仗的梦，并且在列强各国获得极高的声誉，但这个战争实际上在他出发去战场之前就结束了，就连这场战争，对比于当时欧洲军事学所习惯的水平，也只不过是一场警察行动而已，但他却因这场警察行动而获得了德意志最高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