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麟(1898—1965)，字冠灵，河北东光县秦村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先后任职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广东民国大学。后由学入政，长期主政宁波鄞县，造福一方，是近代浙江省爱国官僚。

陈宝麟(1898-1965)，字冠灵，河北东光县人。幼随其父玉树公(字子兰)迁南京，在宁郊大成村，组织天宝基植公司，经营农场，致力实业，遂占籍南京。陈宝麟也因此，入读江苏省立第一中学。中学肆业后，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并顺利升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在校六年，深得蔡孑民(元培)校长及马寅初等诸名师之奖借。

北大毕业后，陈宝麟曾与友人创办民铎中学，并合办《经济半月刊》。后又响应孙中山革命号召，毅然南下，先后任教于浙江政法专门学校、广东民国大学。

北伐结束后，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举行第一届县长致试，选拔人才。以此考试为契机，陈宝麟步入仕途，任浙江省民政厅第三科科长，参与了浙江省自治专修学校，浙江省警官学校的筹备工作。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陈宝麟出任鄞县县长。作为一县之长，陈宝麟有其治县之理念，他认为:政治两字之涵义，最简单明了者莫如政为众人之事，治为管理。管理众人之事日政治。故凡一切行政之分类，均不过就事类之所近，归纳而部署之。行政之分类，均不过就事类之所近，归纳而部署之。实则民生四大需要,与俗所谓“开门七件事者”,熟能分享而不兼筹者?则政治又何能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臂，是故政治之进行，在常态中系万殊一致，各方有赖于相互助长，平均发展;当然须百废俱举，不偏不倚，庶社会得以平稳安定而日即繁荣。苟行政失序，畸轻畸重，使其一部门骗形突进，其他部门不能协和适应，则必酿成政治上之不安。犹之社会上经济或生活方式有变化,而其他如教育宗旨，道德观念，或法律制度仍呆滞不足相符，则必酿成社会之变革也。至于在变态中，则须先视其症结，分其缓急先后，而速谋补偏教弊，为急剧之调繁，自不能再以雍容迁阔之态度，抱百废俱举之奢望。盖如是则不惟“治丝愈紊”、一事无成，抑且瓜繁蔓稀民患其扰。故“政”有“常”有“变”。而“治”亦有“经”有“权”;持政以“常”为本，治亦以“经”为体。“变”则复归其“常”，“权”必不离其“经”(摘自陈氏《鄞县建设序》）

陈宝麟主政鄞县十年，期间全县安谧,市无苛扰，野无啸聚,政清刑简，形成社会良好秩序，被公认为县治楷模。他的主要政绩如下：

(一)实行二五减租，协调佃业情感，亦即调和阶级矛盾。所谓“二五减租”，即从原有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为缴租额。以全国而论， 浙江为独有，就渐省而言，唯鄞县为彻底。

(二)开拓回境公跻，以利交通。宁波府城明猜两朝代有修绪，金城汤池。在以往历次战争中，为兵家守御所利赖;近世科学进展，进入立体战争，城垣不仅失其效用，反而裹足自封，徒成障碍，故在北伐后，即有隳城之议，且见诸实施。至是全城拆除，城壕填平，新筑环城马路，扩建市内街道，市容为之一整。又新筑鄞奉路以达奉化，鄞横路以达鄞东横山，渡象山岗郡为象山县境;鄞穿路以镇海穿山为终点，渡海即为舟山。平时有利客运，一旦海疆有事，则运兵转饷，唯此最为要道。故在舟山未解放前，此一公路一再遭受严重轰炸;尚有鄞、慈、姚路，自鄞北经慈溪至余姚。杭战中抗、雨路拆毁,幸赖此路得以到达杭州，虽路线略有变更，要当以此为发轫。此四条主干公路开辟以后，四通八达，全县之农村离县最远不出二十华里，即可搭乘汽车，交通既便，风气亦开。今天全县之公路虽逾达各乡镇，而上列四公路实为一大动脉。

(三)力争白水权益，取得外交胜利。“白水权” 之名不惟为人所罕知，亦外交史所未闻。盖自“五口通离”以后，雨江之北岸，在丧权辱国之条件下，曾允英人开降租界。其后英人倾其全力经营上海，无暇及此，故宁波迄无租界。但有天主教堂一所，屹立在江北岸江滨。陈宝麟为整顿市容,拓宽马路,将江北岸滨江路测量完竣;正在从事筑路之际,天主堂神父竟出而阻挠。声言:教堂门前马路直到甬江见水之处，均属教堂权利范围，中国政府不得侵犯，欲让前门墙垣，更所不许。陈宝麟以理据争，不卑不亢，最终顺利解决此事，取得了外交的胜利。

（四）重视文化教育视野，保存文化遗产。陈宝麟重视教育事业，促进了鄞县教育的发展。不仅如此，还大力推动了“天一阁”的保护工程，使得这一中华文明的宝库得以顺利保存下来。1933年，天一阁遭受台风，东围墙及书楼屋顶受损，万卷藏书岌岌可危，范氏后人已无力维修。在鄞县县长陈宝麟支持下，冯孟颛、杨菊庭等地方人士成立包含范氏后人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并在全国范围内为修缮天一阁奔走呼吁，捐资出力，古阁才得以旧貌换新颜。

（五）主修《鄞县县志》，保存了地方的特色文化。

（六）关心地方水利事业，促成了东钱湖、大松江铁闸等水利工程建设。

1931年四月四日，时任鄞县县长的陈宝麟邀同陈蓉馆、徐镛笙、周炳文、林琴香、应鸣和等在县府开会，商讨宁波灵桥改建事宜。之后，建桥工程逐步有序展开。宁波灵桥于1934年5月1日开始改建，至1936年5月25日竣工。1936年6月27日，宁波举行灵桥通桥大典，陈宝麟与乐振葆、金廷荪、张继光等四人分别为桥堍四座纪念塔揭幕。

1932年7月，时任鄞县县长的陈宝麟制定《鄞县建设事业五年计划》（1932-1936）及分年实施年度计划，对大宁波口岸的建设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和较完整的计划，计划分市政工程、交通、水利、农矿、工商五部分，其中市政建设占主要篇幅。五年计划的内容较为广泛，并具有近代的特色，反映陈宝麟不同于当时其他地方官员建设思想和管理才能。五年计划实施较为顺利，但由于随后战争的爆发，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再没有继续建设计划。

1934年8月1日，鄞县爆发大蝗灾，田间未收的稻谷几天内啃咬殆尽。陈宝麟在8月6日、7日、8日三天时间走遍了鄞县东、西乡，随后发布了捕蝗五法：组织省、市、鄞县专家下乡，各乡乡长组织捕蝗队，并亲任队长，不合格者事后惩戒；要求农民在夜间和清晨捕捉蝗虫，此时蝗虫战斗力较低；捕捉方法还在稻穗上的稻谷用手捉，其余用捕虫网捉；政府采购蝗虫价格每斤1角；捉来蝗虫统一运往城内县府，登记造册，待日后集中销毁。到9月初，蝗灾得以缓解；同样遭受大蝗灾的奉化、镇海、慈溪、余姚迅速效仿鄞县做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宝麟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大业之中，组织“飞鹰团”进行训练，为维护战时地方安定贡献了一份力量。在飞鹰团游击干部训练班中，陈宝麟任团长，浙东临特委员鲍浙朝任副团长，竺扬为联络股长。在组织过程中，陈宝麟还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共赴国难。“飞鹰团”虽然很快被迫解散，但许多队员受到感召加入了共产党，为后来党建立四明山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做好了准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浙省府调陈宝麟为浙江省政府会计长，由抗战以至胜利，凡八年余，对于维护主计制度，培养会计人员诸端，莫不竭力以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当局以他最谙浙江度文，荐举为浙江省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阑兼浙江省田赋管理处处长，陈宝麟秉其所学暨在浙数十年经验，悉心筹划，力求开源节流，卒使省、县财政收支平衡，步上正轨。对于税收，力主清收旧欠着手。他说:税捐收入原应全数收起，除特殊情况外，由于顽户抗欠及催收不力，以致拖欠;若任其抗欠，良民起而效尤，财源短绌，迫使政府增加税目或税率，徒增良民负担。似此因果相循，将永无收足之税，影响政令推行,故整顿税收，必自催欠税始。诚切中时弊之见。又如鄞县市区各项税捐，均系因袭旧宁波市税目、税宰征收，名目繁多，如道路使用费一项，实效法于上海之租界，其他迹近苛扰者尚多，均经陈宝麟主动报省废除。他的理财方略，重在开源，从大处落景,不以苛察为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陈宝麟虽有心返回大陆，却因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最终无奈去到台湾。在台湾，陈宝麟先是以会计为职。1953年出任台湾省财政厅副厅长，后又调任烟酒公卖局局长。1958年离开政界，重操会计旧业。1964年兼任复兴书局总经理。1964年因心脏病于台湾自宅中去世，终年六十有七。其子女均在大陆发展，学有所成。

周采泉：先生美丰仪，善辞令,发言清晰洪亮，无疾额房色。其时“简县”的县长，多兼司法;鄞为一等县，司法独立。故先生得专心于管、教、养、卫。先生治事勤敏，而御下以宽，他常说:“ 每个人的聪明才力有限，不能百事精通、样样都能。凡为主管者，如不能鹿心采纳部属之合理建议,切唯我独尊，唯我独对,他的部属绝不能分层负责做事的。我们身任大、小主管，著希望所属河仁自动自发地努力尽责,必须矫正主管万能的自满病。”所以他对部属量才录用，知人善任，和易可亲，人亦乐为其效力。判牍精细,一丝不苟。县署之公文往来，均亲自批阅，从不假手他人:其任财政厅长及兼浙江省用赋管理处处长时，凡度文出纳之传票，均亲自稻核，发现有问题的,则招经办人逐一释出错误所在,及应如何政正，无不悉中机宜。傺属蒙其熬陶，竞以精细郴勉，潇成风气，概不敢马虎，更不忍马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