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1902-1992），现代哲学史家。又名陈忠寰，江苏江都人。陈康是中国现代古希腊哲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24年，陈康考入东南大学（1928 年更名为中央大学）预科，两年后入该校哲学系，师从汤用彤、方东美等名师。1929年，陈康毕业后，他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哲学，一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师从德国古希腊哲学研究名家耶格尔（Werner Jaeger）、哈特曼（Nicalai Hartmann）、施滕策尔（Julius Stenzel）等。1940年，陈康以论文《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Das Chr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陈康（1902-1992），现代哲学史家。又名陈忠寰，江苏江都人。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后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次年赴德。1940年以《亚里士多德论分离何题》论文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校教授。1948 年任台湾大学教授。1958年去美国，历任埃默里大学、蒙大拿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等校教投。退休后留居美国。哲学思想上受德国现代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影响较大。其博士论文探讨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柏拉图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认为：

（1）柏拉图的理念是目的论的，是个别事物追求的目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存在于对理念的追求之中，彼此之间的“距离”只是对理念完备程度或性质上的差别，而非空间意义上的距高。个别事物虽及不上理念。但可以无穷地缩小其间的距商。

（2）亚里士多德从未将柏拉图的哲学说成是个别本物同理念相分离，分离之说是当时学园中某些柏拉图主义者的主张，而非柏拉图本人的观点，故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在这一向题上的见解是统一的。

陈康精于古文字校刊、词句释义和历史考证，重视方法和义理的研究,注意论证步骤的分析、思想源流的探求和论证内容的评价。在研究前人思想时，以原著为据，不将逻辑的与历史的混为一谈，研究问题以中物实况为准，不唯权威的定论是从，不作空泛断语，不“饰智惊愚”。

陈康是中国现代古希腊哲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陈先生在1976年出版的、可以说是概括了他毕生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成果的巨大著作 Sophia. Tke Science Aristotie Sought 一书的序言中，对他自己，思想的发展作过 一番简略的回顾：

“每个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都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在耶格尔（ W. Jaeger）影响下产生的，虽然本书的一般结论成许多解释和耶格尔的有所不同。我要说明 一下这种影响是如何形成以及这本书是如何发展成的。本世纪三十年代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复活了本体论 , 井且给了它一个文字定义，这定义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方式的德文翻译。1940年我结束了论文 Das Chorisma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以后，想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作一番更一般的探讨。当时我是在哈特曼的影响之下的。我考感的计划是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他的神学分开，单独进行研究，但在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因难。

这时候我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的聘书，它是战争时期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经成单位。从‘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是胡适博士领导的‘汉学’（它多少有点相当于西方的Altertumwissenchaft【古学】）的中心——实际上是唯一的处所。我到昆明时，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仍然存在，我以前的老师、后来的同事和朋友汤用彤教授是其领导人。这个新的学术环境恢复了我对‘古学’的兴趣。我重读了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进而坚信必须用他的发生方法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结果是我从哈特曼转向了耶格尔。我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也从系统的方法转为发生的方法，研究对象也扩大为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神学两个方面。

几年以后，在台湾我用学术补助费买到一批西方书籍，其中有欧文斯（Joseph Owens）的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这位作者的解释引起我的兴趣，但不能令我信服。这样我的研究范围就更加明确了：要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和关于神的两种学说之间的关系。这就成为现在这本书的对象。

欧文斯神父的著作由于他的博学得到我的赞赏，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在台湾因为缺乏足够的书籍不可能完成我的研究计划。结果是1958年我被选为中国哲学会的代表去参加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哲学会议。我原来想会后留在梵蒂冈工作，但由于语言的障碍不可能实现，所以来到美国。最初我想用六个月的时间查阅最重要的有关文献，但这是不现实的。我需要多留些时候，便接受了Emory大学的聘书，开始在美国教书。……”（Sophia: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pp．VII—VIII）

由此可见，陈先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哈特曼和耶格尔的影响。他从这两位学者各自接受什么思想影响？本书内《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和“恩泰莱夏也阿”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开始处，陈先生作过概要的论述。他指出：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陈先生译为“万有论”）思想被长期忽视，直到哈特曼才重新恢复这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古代开始就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直到耶格尔才开始用发生方法去研究他思想的发展变化。因此，重要的问题是用发生方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陈先生说：

“然而从Jaeger门下训练出来的人未受Hartmann的哲学训练，虽然已能做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但还未能认识万有论方面的问题；从Hartmann门下训练出来的人，未受Jaeger的历史研究训练，虽然已能认识万有论的问题，但仍不能做历史研究的工作。因此在二千年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史上至今还无一人从发生的观点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万有论。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这个研究工作正待人去做，另一方面却无适当的人才献身于这样的工作。为了不使这个无结果的僵局继续延长，以致我们忘了自己学识的浅薄，不揣谫陋地来作一个尝试。”

这项工作可以说是陈先生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这本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始和若干组成部分，总的研究成果则是1976年出版的Sophia: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一书。这项工作，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中还没有人做过，也就是说，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有开创意义。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对西方已经研究了二千多年的希腊哲学史），要能和西方专家一争短长，是很难能的。1944年陈先生应当时由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要求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在“序”中曾说道：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1982年版第10页。）

虽然陈先生后来许多重要著作仍旧是用外文发表的，但是这番话却表达了我们中国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工作者应有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