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汉（1912.7.3—2008.1.19），浙江诸暨人；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解放前夕与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相约坚留北平，1950—1951年就任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为期一年；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1年，陈振汉先生应聘至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1982年返国，被授予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2008年1月19日溘然辞世，享年96岁。

陈振汉先生，1912年7月3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教育家，从事经济学教育科研70余年，是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堪称我国经济史学领域的一代大家。

陈振汉教授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36年赴哈佛大学深造，194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曾任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北平解放后，先后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经济系代理系主任。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京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

1955年开始招收明清经济史方向的研究生。1957年因主笔《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而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

1979年重新走上科研教学岗位，开设经济史学概论、经济史名著选读、中外经济史专题等课程。

1982年被评为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981—1982年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

主要著述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1989）、《经济社会史学论文集》（1999）、《步履集》（2005）。1991年10月1日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陈振汉先生从事经济学教育科研70余年，为我国经济史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2008年1月19日因病逝世，享年96岁。

陈振汉先生是浙江省诸暨县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教育家；生前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陈振汉先生从1919年到1929年先后在诸暨、上虞、杭州上小学和中学。令他最难忘怀的是在上虞白马湖边的春晖中学度过的几年时光。那时五四运动的新潮刚刚波及这个南方小城，别看春晖中学只是一所中学，却荟萃了当时许多国内知名的一流学者和教育家，如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1928年秋，他以文科第一的成绩考入杭州高等中学，即知名的杭高。1929年，他又考入南开大学预科。17岁的少年又浸染在南开特有的严谨、开放、活跃的学校氛围中。预科两年毕业后直接升入由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教授组织建立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1935年，陈振汉先生大学毕业。同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学习经济史。1936年秋赴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这一年正值哈佛大学隆重纪念建校三百周年。北京大学由胡适代表参加。

陈振汉先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声誉最隆的高等学府，这里荟萃着世界最著名的专家教授。在经济系就有例如J.A.熊彼得、Alvin 汉森、A.P.阿希尔、G.von哈伯勒等著名教授。尤其令陈振汉先生感到有吸引力的是，哈佛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置经济史专职教授的大学。经济史学家阿希尔教授是他的博士论文导师。

哈佛大学学风浓郁，在经济学方面主张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统计学并重，这种学术取向以及熊彼得的渊博学识都对陈振汉先生有很大的影响。他毕生执着的经济学研究理念，就是要在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水平和理论抽象能力，反对为搜求繁琐史实而治史；他认为经济史研究应该注重历史统计资料的科学分析，主张经济史的理论论证都应该有统计的根基。

1939年11月，陈振汉先生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其中《美国棉纺织业成本和生产率和的地区差异，1880—1910》部分，发表于美国最早和学术地位很高的刊物《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41）。

陈振汉先生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1940年4月从美国取道香港、越南返回战火连天的祖国。应何廉、方显廷先生之约同年6月来到当时已迁陪都重庆的母校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1942年同时又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陈振汉先生则北上任北京大学教授，直到现在。1947—1948年，陈振汉先生兼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和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从1941年到1948年，陈振汉先生在一些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就战时经济建设、经济政策、财政问题、计划制度、区位理论等发表自己的见解。陈振汉先生还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48年底，北平解放的前夜。在去留的大局上，陈振汉先生同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一些进步教授相约坚留北平。北平解放后，陈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开始选编《清实录》、《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任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参加具体翻译工作。1951年9月至1952年8月，陈振汉先生去广西参加土改。1952年院系调整，1952—1953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北京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55年秋，北大经济系以明清经济史为研究方向招收3名研究生，陈振汉先生任导师。在此期间，陈振汉先生倾注心力协助整理《清实录》资料，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并于195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重要论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认为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

1957年5、6月间，在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中，陈振汉先生几次邀集知名经济学教授徐毓旃、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的经济学教授，座谈经济学的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问题，座谈的结果，写成《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意见书》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题、经济建设工作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如何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以及改革我国政治经济学课程问题等提出了建议。今天我们重读这份带有独特意义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对陈振汉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的深刻见解和勇气表示敬意。从整体来说，这份《意见书》对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状况所作的分析是客观的，中肯的，其观点的科学意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对今天的经济科学研究工作都还存在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1957年的《意见书》改变了陈振汉先生的命运。为这几千言的建言，他付出了非常沉重的生命代价。他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分子，降职降薪，强迫劳动，被剥夺了著作和讲课的权利，“文革”中又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

直到1979年，陈振汉先生经过改正政策才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重新回到教学与科研岗位。在陈先生22年的“右派”逆境中，陈振汉先生的妻子，中央财经大学崔书香教授，开朗坦荡，忠诚坚毅。

在恢复工作之后，陈振汉先生尽管已近古稀之年，但还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始了他钟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招收了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经济史学概论、经济史名著选读、中外经济史专题等课程。

1981—1982年，陈振汉先生应聘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

1982年回国。同年被授予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招收博士生。他继续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

1989年，他和几位同事整理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六期）上发表长篇论文《<清实录>的经济史料价值》，对这部卷帙浩繁的清代史资料进行介绍和整体评价。1999年，他的《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最早的一篇写于1933年，最近的一篇《经济增长与社会史研究》写于1998年，期间跨度达65年。2003年，他又将80年代的讲稿《经济史学概论》进行整理，2005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步履集》，这是陈振汉先生最后一部著作，其中收录了他的《经济史学概论讲义初稿》。

2005年，抱病参加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清实录》研讨会，这是陈振汉先生最后一次与学术界同仁的会面。

中央财经大学崔书香（1914—2006）教授，开朗坦荡，忠诚坚毅，在陈先生22年的“右派”生涯中，以巨大的信任和坚韧的隐忍，在生活中和精神上给予陈先生极大的扶持和慰藉。

陈振汉先生，沉静而豁达，不论是在学术上的辉煌时期还是在生活的肃杀沉寂岁月，皆平和地看待历史，看待命运。如今，这位九旬老人，对事业无比热爱的经济学家，依然关心经济史学的研究，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和学识传递给后来者。

陈振汉先生一生尽瘁于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学术成果丰硕，桃李满天下。他遇坎坷而不失志，老而弥坚，一生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五十年前，陈振汉教授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因为他于1957年主持起草了一份“意见书”。那一年，“引蛇出洞”引出来几十万右派分子，其中最“反动”的，称为“极右分子”。

那份意见书的标题是《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参与撰写这篇文章的还有徐毓枬（楠）、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作为第一流的经济学家、货币银行学家、经济史学家，这六位作者批评了当时相当普遍地滋生于经济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

他们注意到，在这三种错误倾向的联合作用下，经济学家们既难以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也难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于是形成了实践与理论两相分离的状况。一方面，他们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写的文章，“百分之九十是引文”，其中，大部分引文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而且，“由于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看成了僵化的文字，我们也惯于对任何不同于经典著作文字的说法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这样便很容易在理论上混淆“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这二者间的界限。

另一方面，他们还指出：“……因之我国在解放以来的八年中间，在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除了由于党的英明领导以外，多半是从摸索中得来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掌握或根本不知道应当有客观经济规律，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设施，不是搬运过来的苏联成案，即是老一套经验”（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2-766页）。

为使中国的经济学不再停留在“引文”水平上，为使中国经济学家们能够切实研究本土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经济问题，也为了经济学的中国化，他们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例如，他们建议政府尽量减少被列入“保密”、“机密”、或“绝密”类别的研究资料。他们讽刺官僚主义：“有些数字从首长们的公开报告都可推算出来，却谁也不敢公开”（前引，第761页）。读者应能感受到这些批评和建议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意义。

自此，“极右分子”陈振汉不再说话。二十二年光阴流转，在他67岁那年，“帽子”摘掉了，他重新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难忘当初，“五四”运动流风所至，上虞春晖中学，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先生执教，少年陈振汉耳濡目染，心智洞开，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高”，又于次年考入南开大学预科。两年后毕业，他直接升入由何廉与方显廷教授组建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那一年，他19岁。四年后，陈振汉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专业是经济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受教于阿希尔和熊彼特。他以三年时间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的《经济学季刊》（Q.J.E.，1941年，第LV卷，8月号）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即“美国棉纺织业成本和生产率的地区差异——1880-1910”。

19世纪，纺织业成为英美工业的核心产业。美国棉纺业高速发展的地区，在“南北战争”之前是在工业技术发达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但内战之后却逐渐转移至南部（战前蓄奴的各州）。这便引发了一个重要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地区经济发展究竟主要由技术优势推动还是主要由区位优势推动？经济史的研究，众所周知，最艰难的工作在寻找数据并使结构十分不同的数据相互能够搭配。陈先生的研究结论是：美国南部棉纺织业在内战之后的超过北部的发展速度，主要得益于远比北部更廉价的劳动力，其次也得益于被称为“后发优势”的技术上超过了北部各州的纺织机器。这一结论意味着，由于种族隔离等原因，劳动力在南北之间的流动远不是自由的。从而，资本在南北之间的流动相对而言远为自由，于是导致了更先进的技术随资本流入南部各州，并与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

这篇论文在哈佛《经济学季刊》发表时，陈振汉已于1940年取道越南和香港回到了祖国，并应何廉与方显廷之邀，就职于当时在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1942年，更兼任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教授。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陈振汉先生赴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那一年，他34岁。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陈先生与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相约坚留北平，是当时北大校园里的“进步教授”。1950年至1951年期间，陈先生就任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陈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为期一年。1955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被认为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

陈振汉先生的主要著述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史学概论》、《步履集》、《工业区位理论》（合著）和《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顺治-嘉庆朝 1644—1820》（农业编）（合编）等，1933—1998年发表学术论文48篇，指导博士学位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