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1979年主持编写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是创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重要学者之一，曾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等专著，其中《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获全国高等院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并在国内主要文艺报刊发表文学研究论文和文艺评论文章70余篇。

陈美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1979年主持编写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是创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重要学者之一。代表作有《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等专著；《“文学新时期”的意味》《行走的斜线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等论文。

自196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陈美兰教授已与珞珈山结缘半个多世纪。文学研究的道路上，她走得波澜不惊却又海阔天空。

当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毕业分配亦十分严峻。陈美兰是唯一一个被分配到由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刘绶松领导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工作的学生。

1978年春天，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同行们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建议：当前文学教学，急需一部较全面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

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也及时做出决定，计划出版一批全国统编教材，指定由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派人牵头，负责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

作为主编之一，陈美兰负责小说部分，这也是教材中分量最大的一种文体。当时还没有出版过一部正式的当代文学史，因此在体例构建、史料爬梳、文艺思潮评价及作家作品取舍等方面都需独立思考与审慎选择。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陈美兰特别关注那些在“文革”前遭受批判，“文革”中打为“毒草”，和由于种种非文学原因而被埋没的作品，给予它们正确的评价和应有的历史地位。

作家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曾于1958年至1962年相继出版第一、二卷后，就被批判为站在“右倾”立场，“为资本家唱赞歌”；文革后，又有人说它错误地“宣扬了阶级斗争”而不可取。陈美兰重新研读小说后，发现作家笔下的工业巨子、金融大亨和形形色色的中小企业家等刻画得栩栩如生、力透纸背，让读者看到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真实面貌，因此撰写文学史时对它的文学成就给予中肯评价。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于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多次重印，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启动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陈美兰与全国20多位活跃于文坛的评论家一起，日以继夜地阅读和研讨上百部申报作品。而后，她又分别于1985年、1990年、1996年连续四届参加茅盾文学奖评选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研究停留在表面分析的多，进入深层思考的少。陈美兰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短板，有意识地将研究延伸到作家的创作领域，撰写了专著《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论》。该书被誉为“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和建设性意义的著作”，荣获全国高等院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创作奖”。

上世纪80与90年代之交，文学界对进入新时期的许多文学现象讨论激烈，观点林立、相互交锋。陈美兰吸取不同主张中的合理因素，经过认真思考，撰写了论文《“文学新时期”的意味》，重点探讨文学多元化、现实主义的命运和价值重建等问题。时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的蔡葵先生说：“该文反映极好，见到我的熟人没有不称赞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长篇小说产量激增，陈美兰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发现作家们在艺术探索与精神探索两方面出现不平衡，撰写了论文《行走的斜线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文艺报》相继发表了两位资深评论家的专文，对这篇文学评论给予高度评价，一篇是韩瑞亭的《时代需要有深度的文学批评》，另一篇是仲呈祥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操守读陈美兰教授的一篇文艺评论有感》。他们认为：“她的分析，高屋建瓴，实事求是；她的判断，真知灼见，学理性强。”该论文于2002年荣获全国文艺论文奖一等奖。

陈美兰的文学评论，不因与作家亲疏有所偏颇。她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评判。对年轻作家则悉心扶持，尽心尽力帮助他们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