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1961年8月30日-2008年12月23日），原名陈小兵，著名电视人。

1961年8月30日出生。

198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被分到航天工业部团委。

1985年1月，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社会经纬》、《观察与思考》等栏目担任记者。陈虻善于从另类角度挖掘新闻，其编导的《迟发的报道》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1993年7月，受邀加盟《东方时空》，出任子栏目《生活空间》制片人，推出特色板块《老百姓》，将镜头对准了农民工、下岗女工、个体户、学生、城市漂泊者等普通人，并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

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

1997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

2001年1月，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赴美参加伯克利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

2001年10月，主管《东方时空》，主持《东方时空》改版，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

2008年1月，担任新闻中心社会专题部副主任。

2008年12月23日0时21分因胃癌逝世，享年47岁。

大学毕业时，陈虻被分到了航天工业部团委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中央电视台，从小到大一直朦朦胧胧的“搞文”的念头在那个瞬间突然清晰起来。作为制片人的陈虻说过这样的话：“创作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创作的过程又是十分具体的。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时需要两种极具反差性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 陈虻在中央电视台的头三年里，没有具体的工作，如果说他干的事儿算是工作的话，那个工作就叫“打杂”。接收陈虻的人要不是当初看中他的人，他的工科背景让领导有些不情愿。三年里，每次报选题，到了陈虻这儿都会自动地跳过去。从陈虻上班的那天起，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谁在外面拍片子磁带不够了，一个电话回来，陈虻就扛几箱带子，买张站台票给送过去。谁的钱不够了，陈虻就负责跑邮局寄钱。谁要是外出拍片子，说：“陈虻，跟我走一趟。”这是三年里他觉得最幸福的事儿。“走一趟”对那个人来说是搬东西，联系车票，找住处都不用愁了，对陈虻来说却是学习业务的大好机会……陈虻就是这样成为《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

1993年6月的一天，当时《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孙玉胜靠着窗台对陈虻说，来《东方时空》吧。陈虻回家后看了20多天的《东方时空》，也想了20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空》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儿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而从那个夏天开始，《生活空间》也渐渐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1年11月5日，新改版的《东方时空》播出了。25天前，总制片人陈虻才接到改版通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一个天天要播的名牌栏目动手术，难度可想而知。陈虻戏称为：“就像一家饭店，一边营业一边搞装修。”身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还同时领导着《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这两个重头栏目。

陈虻喜欢穿牛仔裤，长发飘飘。才情丰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锐，情怀深沉。熟谙主流话语不乏叛逆精神。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他目光太敏锐，语言太精妙，那时，能做出个好片子与陈虻英雄惜英雄，曾是我很大的创作动力。《巴金》、《余光中》、《孙志刚》，少数几个自己尚能过关的片子都曾经过他的法眼。他可算是台里少数审片专注的领导，之后的点评，更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只是在场听的人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如今想来，十分可惜。他不仅指点具体的剪接拍摄采访技巧，也善于提炼深厚的人生哲理。有些话，在离开多年后依然感觉振聋发聩，比如他曾经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能量太多，多到可以分给很多人，我也曾幸运地分得一杯羹，这杯羹，还在滋养我。肉身有它自己的天命。但是，一个人的智慧，被许多人悄悄地拥有着，这样的价值，不与肉身等长。所以，此刻，我和很多人一样悄然叹息，但想到他将生命能量发散后，在地母黑暗而温暖的拥抱中开始深长的休息，我又感觉到一种平静的温暖。虽然从此以后，无论我拿出什么作品，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去惶恐面对。

白岩松：“我和他是兄弟”

（陈虻在98年开创的《生活空间》，通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创造了中国电视界的一个神话，这个栏目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小人物的历史”。）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创意。这句由著名演员王刚配音的话语，在观众中有口皆碑。

“是否可以说，陈虻是中国电视、中国社会纪录片的推动者？”对此，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说：“毫无疑问。当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是对他工作的一种评价。”患胃癌是否与长期工作中的积劳成疾有关？白岩松没有回答，但他表示：“我和他是兄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袁芳说，在陈虻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前，新闻节目很少有关注民生的内容，陈虻在《东方时空》中把目光投向了老百姓，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的先河，从此故事类、纪录类节目大量涌出。

电视人：无法不悲痛不忧伤

（长发，深沉，睿智，洒脱，自信，不张扬——这是很多电视同行对他的印象。）

一位名为“飞去来兮”的网友自称曾供职于央视新闻评论部。她在网上表达了对陈虻的“惜别”：那时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避开他的锋芒。他目光太敏锐，语言太精妙。审片之后的点评，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有些话，在离开多年后依然感觉振聋发聩，比如他曾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在央视新闻中心工作的一位女士说:“在中国电视发展五十周年暨中央电视台建台五十华诞之际，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中国电视人，这无疑是中国电视界的一大损失！无法不悲痛，无法不忧伤！”

陈虻的消遣：看碟和陪儿子

陈虻第一次做客网站是在2001年11月，那时《东方时空》的子栏目《时空连线》首次播出。

有网友问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1993年，初创的《生活空间》一直在调整，需要用一句清晰的话告诉人们，《生活空间》代表的是什么。“从梦中醒来，脑子里显出来几句不同的话，我拿笔记下来，写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我觉得我要的就是这句。”他说。

他说，工作之余喜欢看碟，因为一个半小时里浓缩了作者的许许多多的经历和思考，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享受。有网友问他：你的名字和“牛虻”有关吗？陈虻说，那个字念meng，和《牛虻》有关，因为他属牛，他父母读过《牛虻》这本书。“当你工作累的时候怎么消遣？”陈虻说：“和我儿子在一起。我需要和两种人打交道，一种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简单；一种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们简单，所以我喜欢四岁的儿子，跟他在一起是我最专心的时候。

根据他当时的介绍，7年过去了，他儿子已经11岁了。

据知情人透露，陈虻去世前曾与罗京同住北京肿瘤医院。

陈虻在电视圈的专业人士中小有名气。他曾提出《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创意。这句由王刚配音的话语，曾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记忆。一位电视专家今早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评价，这种直接把摄像机对准中国老百姓的做法，透出实实在在的生活画面。

他追求的自由人格精神，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完全实现

一直到逝世之前，陈虻始终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敬业。他生前的同事在“百度百科”上给他建了词条，词条里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状态：

“记得那时，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记得常常在夜里九十点钟才编完最后一个画面，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再之前是《纪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连线”。印象中我的最后一次审片，签完字后他没有走，而是长叹一声说，文飞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也老了。我拿着播出单，转过身去，收拾台子上的带子，关机，眼中怆然泪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我离开了让我老得很快的编辑台和新闻评论部。”陈虻成为《东方时空》制片人之后，陈真成了他的继任者。采访他是在2008年12月26日的下午，陈真说，灵堂，他一直都不敢去看。

在陈真看来，陈虻把所谓的“理想主义”坚持到了最后，“他不管条件多简陋，都要求大家能够出精品”。而他自己，也经常为了工作，不吃饭，或者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吃第一顿饭。

陈真说，他与陈虻在人文关怀的方向和栏目的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就在于对现实局限的认识。“陈虻希望每一个作品都能成为精品，因而给手下的编导很大压力。但我看到，这毕竟是一个播出量很大的电视栏目，流水线作业也许才是更现实的方式，不能要求一周内做出一个精品。比起央视其他栏目，做纪录片的编导更累，收入更少，职务带来的便利几乎没有，孩子上学都找不到可以托关系的人。也许在20世纪90年代，电视人的收入还比其他行业高一些，电视人的收入也只是一般水平。”陈真说，他看到女编导编片子编得“面目都扭曲了，嫁不出去”，就心中难过。“我们总说人文关怀，但为什么不能先关怀关怀自己的编导？”“所以我有时要求没那么严格，让编导们也舒服些。”

陈真说，陈虻有一次对他说，他工作起来不吃饭，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苦肉计”——这是让编导们看到，不只是他们辛苦，我和他们一样辛苦。

陈真认为，在仕途上，陈虻不能算顺利，“他追求的自由人格和精神，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比起陈虻，陈真自认为“是个俗人”，他感伤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注定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遍体鳞伤。”

撰写者说：“陈虻喜欢穿牛仔裤，长发飘飘。才情丰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锐，情怀深沉。熟谙主流话语，不乏叛逆精神。在我心中，这是最有理由享受理想生活的那种人，应该在城市边缘弄个诗意的居所，调素琴阅金经，饮茶读书，高朋满座，一不称意便可散发弄扁舟。可惜这样的生活往往属于那些满脸横肉铜臭逼人的房地产暴发户。陈虻，不过是电视与官场的双重压力艰难负重的中年男。”离陈虻的办公室灵堂不远，是一面电子公告牌，公告牌上不停地滚动着号召同事们向陈虻家属捐款的信息，陈虻身后，留下的是没工作的妻子和11岁的孩子。

“他走得——太年轻了。”牟森感叹说。

然而在柴静眼中，陈虻的一生不能用“现世幸福”或者是“现实不幸福”来衡量：“他不幸福，但是他说，要成为这样的人就要不幸福。他有另外的补偿。”

“他老说，做节目是做人，为这个我们有过非常大的争吵。他说，你不这样做，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他说，一个在职业上成功的人不可能幸福。”柴静这样回忆。

“陈虻说，你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生活？我说，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他说，可是我讲的是对的。”

柴静说，陈虻对她的训练非常严格。“他说：你就是一个网球，我就是一只网球拍，不管你跳得多高，我永远都在高于你1毫米之上。他是职业教练。”柴静记得，训练阶段陈虻对她说过最温柔的话就是：“其实也不应该对你有过高的要求，你已经不容易了，应该快乐一点。”

“他有点像男版的我，我有点像女版的他。他离去，我觉得我的一部分随他离去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的一部分在我身上还延续着。这让我觉得也还可以，他以某种方式还活在这世界上。”说到这里的时候，柴静的眼睛湿了。

一位央视新闻工作者写了一首诗悼念陈虻：

魂灵可知心归处，

春去秋来几时安。

天高云深望故人，

祈愿此心接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