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命名并派人领导成立的一支人民军队。自1935年冬至1937年春，这支革命队伍相继在秦岭南麓的安康、商洛和汉中接合部的10余个县的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历经大小战斗二十余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交由中共中央代表罗瑞卿同志负责接收。1937年初，这支武装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任弼时同志曾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慰问。七七事变爆发后，该团主力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开赴抗日前线，在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战中英勇杀敌。此后，这支部队的将士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成为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三十九军一一七师。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并不停步地向中国内地进攻，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以何继周、沈启贤、徐海山、孟子明等为代表的一批陕南籍的爱国青年，怀着参军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他们先入十七师军官训练班，除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外，还受到训练班秘密的中共支部和党员的抗日形势教育，使他们树立了比较牢固的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思想信念。训练班结业后，这批志在抗日救国的青年被分配到安康绥靖军一团当兵，并入该团在平利县城举办的干部教育训练班学习。安康绥靖军是一支由地方游勇武装组成的部队，军阀恶习甚重，十分腐败，使这批热血青年深感报国之志难酬，苦闷失望，悲愤满腔。

1932年12月初，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转战安康东南部。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中国工农红军的严明纪律，给了这批青年以强烈影响，如同黑暗中见到光明，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抗日热情。于是何继周、沈启贤、孙善堂、徐海山，苟树林、赵宏勋、孟子明、吕治平等人，在平利县秘密组织“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盟誓要走红军之路，抗日救国。

1934年12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已由安康绥靖军一团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二旅的第四团，随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奉命进入秦岭山区“追剿”红军。1935年3月，警二旅在洋县华阳镇被红二十五军伏击，伤亡惨重，全体官兵震惊。同时，也使何继周等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及其军队打内战“进剿”红军、不抗日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投奔红军的决心。“要抗日，当红军”，已成为该团爱国青年的共同心愿。

1935年12月11日夜，大雪纷飞。陕西警二旅四团九连官兵，在第二排排长何继周率领下，于长安县引驾回起义。起义部队，冒着鹅毛大雪，踏着泥泞的羊肠小道，进入秦岭山区，投奔红军。由于此时，红二十五军已离开陕南，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组建不久，力量单薄，加之对这支刚起义出来的部队的性质、目的还不了解。因此红七十四师领导人建议他们自立旗号，单独开展活动。根据红七十四师的建议，何继周即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何继周改名“何振亚”，任指挥，苗鸿鑫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刘炎德，二中队队长赵振庆，特务队队长张英才。

这支100多人组成的陕南游击纵队，虽然暂时未被编入红军，但是他们当红军、抗日救国的目的和意志丝毫没有改变。他们以红七十四师为榜样，抱定“爱国抗日，学习红军，打富济穷”的宗旨，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内的镇安、柞水、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县广阔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红军干什么，他们干什么；红军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处处时时向红军学习。他们学习红军，仿制红军军旗、军帽，翻写红七十四师的标语、传单、发动和争取群众；学习红军，加强军队内部建设，改造从旧军队带来的坏习气，实行官兵平等，同甘共苦；学习红军，开展地方工作，惩处土豪恶霸，打富济贫，为群众谋利益；学习红军，严明纪律，爱护群众，帮助群众，与群众建立鱼水关系。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陕南游击纵队坚持学习红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顺应了陕南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真正的红军。民歌唱道：“拖枪杆，闹革命，抗日反蒋雄赳赳，鬼子见了心胆寒，百姓见了乐悠悠”。“是好汉何继周，亲生儿子交你手，打倒鬼子除土豪，永远跟着红旗走。”因此，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加陕南游击纵队的情景。

陕南游击纵队，经过三、四个月的游击活动，发展到500多人，编为五个中队，刘炎德、张孝德、陈汉杰、晏盛明，张英才分别任各中队队长。

陕南游击纵队以红军为榜样，进行游击活动中，国民党反动派动用了第四十军（庞炳勋）、第一师（胡宗南）、第四十四师（肖之楚）、第四十九师（李及兰）各一部，以及陕西警一旅、警二旅等，共20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妄图消灭这支革命武装，这支以饱含爱国热忱的贫苦青年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他们和红七十四师互相配台，协同作战，依托深山密林、人熟地熟的客观环境，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但是，这支素质虽然很好的部队，由于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在敌人重兵反复追击“围剿”下，处境日趋险恶。1936年3月下旬，陕南游击纵队，为了保存实力，采用“缓兵计”，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安康专署的收编。在只接受“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的名义，不受整编，独自选择地区活动的前提下，暂时与安康地方政府“和睦”相处。在此期间，陕南游击纵队一方面寻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七十四师的支援，一方面同国民党安康地方政府企图以招抚来消灭这支部队的阴谋，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始终保持着部队的人民性和革命性。

1936年5月，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了解到陕南游击纵队的困难处境和迫切要求党的领导的愿望后，于6月初派共产党员杨文贤（杨江）、杜瑜华和沈敏到达陕南游击纵队驻地安康东镇。党组织派人来，犹如给这支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部队带来了指南针，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黑暗中久久摸索，热切企盼党的领导的愿望终于实现，全军上下欢欣鼓舞。

中共西北特支根据这支部队的绝大部分战士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极为不满，有强烈的革命愿望；何振亚等首领坚决要求共产党的领导的客观实际，决定直接领导这支部队。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决定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名义，将这部队组建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治委员，杜瑜华为参谋长，沈敏参与领导协助何振亚工作，其他干部的任命由抗日第一军自行决定。

这支陕南地区土生土长的革命武装——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虽然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是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正式诞生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诞生，使陕南人民有了自己抗日救国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因此，极大的鼓舞了陕南人民的抗日热情和革命斗志，前来参军的青年空前增多，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1936年8月10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从安康茨沟出发，当晚占领安康重镇五里铺。8月13日，在镇安县紫荆乡刘家大院（今属安康市汉滨区）举行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正式成立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抗日救国宣言》，宣布了西北特支的任命名单，并增设军事委员会、组织科、政治部和供给处。沈敏任军委主席，杨江任组织科科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傅东山任供给处处长。军下编四个支队和特务队、侦察队、少年先锋队。刘炎德为第一支队队长，杜瑜华兼任指导员；张孝德为第三支队队长，杨江兼任指导员；苟树林为第五支队队长，沈敏兼任指导员；晏盛明为第七支队队长，张英才为特务队队长，赵宏勋为侦察队队长；杜超为少年先锋队队长兼指导员。军内成立“陕南抗日救国联合会”，杨江、沈敏、何振亚、杜瑜华、徐海山为常委。

在建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同时，中共西北特支给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去信，说明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党领导的部队，请给予支持和帮助。从此，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两支部队，关系更加密切，结成了亲密的盟友，共同担负起巩固和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后，抗日救国的大旗举得更高了。根据西北特支关于为争取全民族抗日暂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和当时主要是准备抗日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把动员人民群众抗日救国和增强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作为主要任务。按照同红七十四师的分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主要活动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西部地区，即镇安、宁陕，石泉，安康、汉阴、佛坪、洋县等地。在此期间，国民党陕西警二旅四团四连在沈启贤、李传民率领下，于商县夜村起义，沿途与保安团队激战，大部失散，沈、李带少数人加入抗日第一军。杜瑜华自动改任组织科长，推荐沈启贤任军参谋长。

由于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深入贯彻执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成立后的短短四个月中，得到迅猛发展，由500余人扩大到1000余人。在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发展壮大过程中，遭到国民党部队重兵追剿。先后在石泉县的三官庙、太平寨、毛坝场，安康县的东镇、马坪，镇安县的杨泗庙、火石沟，洋县的周家坎、迷蜂岭，宁陕县的四亩地、海棠园等地，与敌激烈战斗，一支队长刘炎德、少先队长杜超等壮烈牺牲。虽然伤亡很大，但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发展壮大的势头。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新生后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个真理：党的领导是一切革命事业包括武装斗争在内，取得胜利的关键。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到达西安，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为阻南京方面的部队西进潼关，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迅速开往潼关以东参加破坏铁路。

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停止攻打汉阴县城的计划，全军1000余人在军长何振亚率领下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从汉阴县双庙子挥师北上，日夜兼程，翻过秦岭，到达长安县子午镇。因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上级命令这支部队归红十五军团领导，并于1937年2月9日抵达礼泉县叱干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3月初，在甘肃庆阳驿马关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8月，红十五军团警卫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何振亚任营长，与全师一起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8月底，警卫营从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到山西省荣和。从候马乘同蒲铁路的火车北上，在崞县原坪镇下车，于沙河镇首战日本侵略军，随后翻越五台山，穿过长城，参加平型关战斗。全师取得消灭日军坂垣师团1000余人的伟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后，警卫营随同一一五师主力活动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向日军侧翼出击。在代县中解口，警卫营第一次与日军硬碰硬的独立作战。战斗中，警卫营的战士虽然伤亡很大，但表现的非常英勇。营长何振亚、政委李雪三的警卫员均负重伤倒下，何、李仍指挥全营猛烈出击。汉阴籍战士刘华林被敌打掉了下巴骨仍顽强战斗，直至取得消灭日军50多人的胜利，缴获日军—部分武器。

这次战斗，受到团部表扬，证明由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组成的警卫营有很强的战斗力。因此，于12月编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第二营，成为主力部队。不久，投入攻占白峪口战斗。白峪口是晋西大煤矿之一，铁路、公路交错，交通极为方便，日军重兵踞守。为了夺取被日军侵占的煤矿，由二营担任主攻。经过整整一天的激战，终于赶跑了日军，拔除了这个交通要道上的日军据点。

1938年1月至2月、为策应晋南、晋西友军作战，第二营和其所在的三四四旅与其他部队，多次向正太铁路日军据点出击。4月初，日军调集3万余人，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围歼刚到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主力，解除对它的后方的威胁。第二营随同三四四旅，参加了反围攻作战。在山西长治和高平交界处的张店，第二营同日军进行了一次恶战。当时，二营奉命追歼溃逃的日军，日军反扑，负隅顽抗，激战两天两夜，歼灭了溃逃之敌，取得了胜利。此战二营伤亡很大，连级干部不亡即伤。战后，二营受到三四四旅首长的表扬。由于八路军的不断追击。到4月下旬打破了日军的9路围攻。先后歼敌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夏天，日军再次向根据地大举进犯。7月6日，在山西阳城的町店，二营与日军再次恶战。日军调100多辆汽车和山炮，妄图以优势武器将八路军消灭。战斗中，二营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毙伤俘敌100多人，击毁敌汽车20辆，此战二营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如第四连123人，战后只剩下13人。

经过几次与日军的残酷战斗，原陕南人民抗日第—军指战员，绝大部分血洒山西抗日疆场。1000余人的部队，调离该部和剩余者不足300人，700多人为国捐躯，这支由陕南人民的子弟组成的英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不畏强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为陕南人民争了光。

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磨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1939年初，二营所在的三四四旅奉命进驻山西高平、临川和晋城—带。抵抗阎锡山的孙楚部第八独立旅和卫立煌的四十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袭扰。随后，过运河到冀鲁豫地区，配合友军围歼汉奸部队石友三部。1940年夏，这支部队跨越陇海铁路。南下进人苏北盐城、埠宁等地。皖南事变后，三四四旅六八七团编入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九团。从此，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这支部队在苏皖地区坚持抗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陕南地区土生土长的这支革命武装，走上抗日前线，杀敌保国，在秦巴山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

原西北特支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徐彬如，于1983年4月23日赞扬说：“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是陕南人民的光荣，也是陕西人民的骄傲”。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一一七师重要组成部分。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何振亚、沈启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杜瑜华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涌现出10多位省地级领导干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碑位于安康市汉阴县龙岗公园。2010年动工修建，纪念碑为汉白玉材质，高9.9米;军史浮雕高4米长10米，为花岗岩材质，2011年建成，建筑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现已成为汉阴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青少年缅怀先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