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贡院_古代学子的科举考场

陕西贡院

古代学子的科举考场

陕西贡院，是古代学子的科举考场，位于西安城安定门内，西大街北侧。建于明景泰年间。比照现代地名，大致在今东、西举院巷、早慈巷之间，包括儿童公园及其周边地区。

历史沿袭

自隋代确立科举制度，唐代加以完善，开科取士就成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最重要的途径。唐长安作为煌煌一统国都，“四方贡举所会”，全国各地的士子来此参加科举考试，考场设于皇城内的礼部贡院。宋元时期，西安虽废不为都，但仍为西北文教重镇。元皇庆二年（1313），全国分建17所贡院，其中奉元路的陕西贡院即位于西安城中，与府学和提举司相邻。

明清贡院

明初，西安城池向东、向北大为扩展，城中各职能建筑多重新建造、布设。原有贡院废毁，各地学子就在“三皇庙”考试。明人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二即载：“陕西旧无贡院，每试士于三皇庙中”。明清西安城中三皇庙有两处：一位于今骡马市惠家巷南侧，一位于今炮房街东段路北。明代陕西乡试，不大可能在东关城的炮房街三皇庙举行，当以在骡马市惠家巷的三皇庙似更合理。虽然这种说法还有待更多资料证实，但明前期陕西贡院尚未兴修确是事实，直到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全国分设15所贡院，其中含陕西贡院，而具体地点并无明确记载。

据《典故纪闻》、乾隆《西安府志》载，陕西贡院为明景泰年间（1450-1456）左布政使许资奏请朝廷修建。比照今天地名，大致在今东、西举院巷、早慈巷之间，包括儿童公园及其周边地区。

从西安城功能区的整体分布看，明清时期，西安城文教区逐渐在东南城区形成，以文庙、关中书院、西安府学、咸宁、长安二县学为中心，而陕西贡院选址于西门内北侧，与东南文教区遥遥相望。考试区与文教区远离，适应了考试场所防止舞弊的要求。陕西贡院在西北城区的建设，也为这一官署集中区和穆斯林聚居区带来了更为浓厚的文化色彩。

从具体区位上看，西门内北侧环境幽静，居民稀疏，街巷不稠，交通便利，可在考生日益增多时，根据需要适时扩大贡院基址，而在人口较多、街巷繁密的东南文教区要扩大贡院基址就相对困难。

兴建倡修

贡院作为“为国求贤”的场所，关系着一省文风的盛衰。因而自贡院建成后，随着考生数量的增加，陕西、西安官府不断补修、拓建贡院。贡院自明景泰年间兴建以来，虽“屡敝屡修”，但亦“屡修屡敝”。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为贡院建筑三年方使用一次，试期一过，人去舍空，虽然偶有修治，但是平日官府很少担负维护之责，每隔数年就需要重新修葺，才会有屡修屡敝的窘况。但在不断的整修、扩建和维护中，陕西贡院的空间格局也逐渐定型、完备，贡院号舍等主要屋宇也经历了从席棚到木构，再到砖瓦修筑的三个阶段。

嘉靖四年（1525）陕西巡抚都御史王荩、巡按御史郑气增修贡院，在对需要修缮的情况进行了整体查勘后，随即开始增筑内外围墙、厨灶、杂役仆工的住宿屋宇，将数百间号舍席棚改为木构，并新增了数百间号舍，以适应考试生员的增多；建“阅搜堂”四楹，以便监考官监察考生，防止作弊；筑内、外两道高大围墙，墙头安放枣刺、荆棘，以防有人翻墙舞弊，所以贡院又被称作“棘闱”；购买地皮，将陕西贡院大门扩建，整饬一新，并在门东、西两侧新建“腾蛟”、“起凤”两座牌楼，使陕西贡院这座考试建筑群与周边民房、商铺迥然有别。

在这次维修中，从西安城两大供水渠道之一的城西通济渠，引水注入贡院五星堂（俗称“魁星楼”，民国初年此楼尚在）前的水池，以便“开通风气，兼备不虞”。五星堂前水池的设置同府、县学中“泮池”的功用一致，不仅有“为士浴德”的含意，也借助水池开通风气，增广文风。“风气”的说法，正是基于风水学的原理。“五星堂”后为“聚奎堂”，这也是从风水意向上命名的建筑物，与水池互相呼应。“不虞”是指防范火患。每值科举考试的日子，士子云集贡院，少者数千，多则上万，贡院内的大量号舍又以木构为主，栉比相邻，火灾隐患严重。在贡院建筑群落的中心区域开凿一个颇具规模的水池，不仅具有构筑水景的功能，还可作为防火常备设施，以确保贡院内发生火灾时，能得到最及时的扑救。这次整修前后历时两月，修治后的陕西贡院“器物壮固，轮奂鲜美，气象森整，焕乎有章采，巍乎有定式，灿乎成巨观，而人文足称焉”。

嘉靖十九年（1540），侍御张光祖来陕西贡院监考，倡修贡院。这次修缮奠定了明清陕西贡院的基本格局。

道光十五年（1835），前来考试的陕甘各地举子数量大增，旧有号舍难以容纳，有时还需要搭设临时篷号，下雨时四处滴漏，考生苦不堪言。这种遭遇，朝邑县（今大荔县）生员刘学宠也曾亲身经历过，他遂与侄子振清、际清和照清（均有功名）捐银维修。据陕西巡抚杨名飚所撰碑文记载这次修治的成果：补修旧号7008间，增建号舍1482间，号前回廊98间，号尾茅房108间，砖砌号内隔墙108堵，增修瞭望楼4座，改修明远楼1座，至公堂、卷棚5间，精白堂5间，门内增建卷棚14间，门外回廊30间，点名官厅4座，座3间，协房8间。大门外砌石路140丈，号外砖包围墙240丈，计费银46440两。这次增修自道光十年（1830）九月始，十一年（1831）八月试期前竣工，这时陕西贡院号舍共计8490间。工程完毕后，刘学宠又呈请，愿再捐银17000两，除补助本年及以后科场不足经费外，以增加关中书院灯火的费用。这件事经过层层上报，道光帝知道后下谕嘉奖，给予刘学宠道员职衔，刘际清同比以本职再给予纪录三次，刘照清给予运同知衔。武举刘振清不远议叙，道光帝赐给“乐善好施”四字，给银3000两使自建牌坊。

同治十二年（1873）乡试大比之前，邵亨豫作为抚陕使者监临贡院，考虑到陕甘两省考生多达近万人，现有的8000余间号舍难以容纳。于是在贡院的东南和西南两隅，增建号舍3000余间。而后来参加这次乡试的考生果然超过以往一倍，均得以顺利入闱参加考试。号舍多达11000余间的贡院，实为西安城内最大的职能建筑群落，有“堂舍规度弘丽森严，为天下第一”的赞誉。贡院号舍的增多反映了考试学子的增多，也表明西安作为西北文化重镇的地位更趋重要。

光绪三十三年（1907）9、10月间，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近代“东洋史学”创始人桑原骘藏与宇野哲人博士在豫、陕两地旅行，两人曾对陕西贡院进行了详细踏察。桑原骘藏、宇野哲人分别在《考史游记》和《中国文明记》中记述陕西贡院明远楼东、西两侧各有号舍32栋，每栋又分成南、北两侧，每侧可容75名，共计可容纳约9600名考生，可见光绪元年（1875）陕甘分试之后，虽然考生人数较前有所减少，但陕西贡院规模仍然相当庞大。

明清时代，贡院不仅是举子考试的场所，有时也充当官僚聚会、外来官员驻留的地点。清人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亦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狩”西安时，因贡院占地广大，屋宇众多而成为朝廷六部堂官来陕的驻地，陕西贡院成为中央六部公所所在地。

贡院详况

空间格局

明清朝廷对于各地乡试贡院的格局、建筑等有统一规定，因而陕西贡院与全国其他地区省会贡院，在空间布局、建筑物命名上有较多相似的地方。

明嘉靖十九年（1540）二月至七月的维修工程确立了明清陕西贡院的基本格局。贡院设门三重，大门前立三坊，正中“贡院坊”，东、西两侧分别为“腾蛟”、“起凤”坊。三门之内设明远楼，贡院围墙四角设瞭望楼。明远楼北为至公堂，南向；至公堂北有弥封、誊录、对读、供给四室；又东、西两侧有收掌试卷房；向北依次设有为国荐贤堂、精白一心厅、公明厅、文衡门、聚奎堂、主考厅、五经房等建筑。

贡院布局总体上适应考试需要，南北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布列贡院坊、大门、二门、三门、明远楼、至公堂、为国荐贤堂、文衡门、五星堂、聚奎堂、主考厅及后门。三门与文衡门之内为收发试卷的机要之区，在贡院内占据显赫位置。聚奎堂以暗含的象征意义得以靠近贡院中心布设，寄寓诸生早日及第。南北中轴线东、西两侧布设众多厅堂，如“精白一心厅”，“公明厅”等，从而形成多个四合院形制的建筑单元。贡院东、西分列号房，供学子考试之用，主考厅位居中间，主从尊卑的关系由此也得以体现。

整体而言，贡院内众多建筑单元以其适应考试不同环节的需要可分为机要区（储存、发放、收掌、誊写、评阅试卷之地）、试场区（东西号房）和考官休憩区。其内部布局不仅规整，而且能满足举办大型考试的各项需要。

1907年日本学者宇野哲人在西安考察时，详细记述了清代陕西贡院的内部格局，贡院内屋宇“层层相连，檐椽相望”的景象，给宇野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他的记述中可以看出，陕西贡院在历次维修中，基本格局并没有变化，但新增了一些建筑，原有室屋的功能也有所调整。

重要建筑

明远楼为陕西贡院的中心建筑，取“慎终追远，明德归原”之意。从1906～1910年间任教陕西高等学堂的日本教习足立喜六拍摄的明远楼照片看，楼高三层，飞檐翘角，八面攒顶式，四面皆窗，站在楼上可以对整个贡院一览无余，它当时起着号令和指挥全考场的作用。考试期间监临、巡察等官员登楼监视，白天摇旗示警，夜晚举灯求援，以防止考生骚乱、作弊。清人曾为陕西贡院作《题明远楼联》称：“楼起层霄，是明目达聪之地；星辉文曲，看笔歌墨舞而来”。联语紧扣“明远”立意，表现监试者严守职责，心地公正的作风，也表现出应试者严守考纪，专心致志，对待考试的态度。嘉庆年间任西安知府的邓廷桢还曾为陕西贡院撰《题弥封所联》“姓氏不妨偕豹隐；光芒终许看龙腾”；《题收卷所联》“称心好句欣先睹；入手奇文岂漫藏”，都与贡院各处建筑的功能紧密相关，描绘贴切。

学子应试

贡院中的号舍为考生们白天考试，夜晚住宿的场所。陕西贡院内号舍的具体情形史志缺乏明确记载，但结合江南贡院等号舍的状况看，每排号房用《千字文》编号，如“天字”第×号，“地字”第×号。凡应试者入内，即封号栅，等交卷时才打开。两排号房之间称为“号巷”。号巷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可供考生夜间行路，白天饮水。在号房内，离开地面一、二尺之间，砌出上、下两道砖托，以便在上面放置上、下层木板。白天考试，上层木板代替桌案，下层木板为坐凳。夜晚休息，取出上层木板并入下层，便可作床安眠。每闱三场，每场三昼夜，共计九天七夜，考生食、宿、作文均要在号舍中完成，确实辛苦异常。

明清时期，在陕西贡院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后，主考官、地方政府官员与文科、武举中榜者（武闱乡试考场在城西北角的习武园，即西教场）要分别前往城南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前刻碑题名，形成“文题大雁塔，武题小雁塔”的传统，并有“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的说法。

值得指出的是，光绪元年（1875）之前，由于今甘肃等地乡试依附于陕西，并没有专额，因而前往西安的考生来自西北各地，人数众多。现存荐福寺中的一通刻于乾隆六年（1741）的《陕甘乡试题名碑记》中就记述了来自今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省区的考生姓名；再以道光二年（1822）陕西盩厔人路德所撰《道光壬午科陕甘乡试题名碑记》中的考生籍贯为例，不仅包括陕南、陕北和关中各县，还有今甘肃境内的兰州府、巩昌府、张掖县、武威县、陇西县、凉州府、狄道州等，以及今宁夏境内的宁夏府、中卫县等地的考生，这些还仅仅只是中榜举子的来源地。据相关文献载，考生中还有远从迪化镇（今新疆乌鲁木齐）前往西安的。从考生地域来源之广可知西安城作为西北文教中心的地位在明清两代极为稳固。

从题名碑所记内容可知，明清时期西北各地前往西安参加乡试的考生，一般多达5000至10000人，而每次中榜者在40至80人之间。由此来看，陕西乡试的确是名副其实“百里挑一”的考试。能顺利通过乡试的人，自此就有了做官的基础，但之前为此付出的艰辛也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陕西中进士共870名，在全国19省区中排名第12位，清代陕西出进士1043名，在全国19省区中列第11位，大致处于全国中等层次。陕西虽然地处内陆、相对僻远、经济落后，但文化教育的发展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明代陕西武功县的康海、高陵县的吕■、清代韩城县的王杰，无疑也是在陕西贡院参加乡试后，再前往京城参加会试、殿试，并从这些进士中脱颖而出，作为陕西籍的三名状元，得以名扬天下的。

乡试会馆

清代中期以后，随各县经济实力的提升和考生的增加，西安周边各县纷纷在贡院附近修建乡试会馆，以方便考生应考前后一段时间的食宿。各县乡试会馆在选择馆址时均以邻近贡院、交通便利为基本原则，由本县官绅捐资筹款兴建，往往“规模宏大，布置周备”。就现有史料稽考，仅陕西贡院附近贡院门街和桥梓口一带就有渭南、富平、三原、泾阳、醴泉、咸阳6座乡试会馆。其中富平乡试会馆，嘉庆（1796～1820）初建，位于贡院街东口；咸阳乡试会馆，嘉庆（1796～1820）间建，位于南桥梓口路东；渭南乡试会馆，道光（1821～1850）间建，位于贡院门大街东侧，开有便门，考试前打开，以便考生出入；三原乡试会馆，兴建时间不详，位于贡院门东大街；泾阳乡试会馆，同治四年（1865）建，在桥梓口西；醴泉乡试会馆，光绪十四年（1888）建，在桥梓口东路南。乡试会馆在贡院附近的分布不仅促进了西安与周边县城的联系和沟通，也从整体上提升了西安城作为西北地区文教中心城市的地位。

历史陈迹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下诏停止科举。中国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终止，同时也使得陕西贡院，终成历史陈迹，但贡院作为文教空间的影响却流传久远。

贡院周边的街巷均因与之相邻或相关典故而得名，如贡院门街，因位于“贡院”正门前得名为贡院门街；东举院巷，因西侧“贡院”俗称“举院”而得名，1966年改名奋发巷，1972年恢复原名。西举院巷，因北侧“贡院”俗称“举院”而得名，1966年改名图强巷，1972年恢复原名。早慈巷因靠“贡院”考场，贡院墙头插满枣刺而得名枣刺巷，1917年雅化为早慈巷，1966年改名富强巷，1972年恢复原名。

在清末、民国及新中国时期，陕西贡院基址及其周边地区，曾兴建有各类学校。清末虽然废除科举，但为“崇正学而保国粹”，宣统元年（1909）在陕西贡院供给所旧址兴建存古学堂，以讲求儒学，后停办。在东早慈巷路西中间，辛亥后成立有“健本小学”，解放后改名东举院巷小学。宣统二年（1910）在贡院北区建西安中等实业学堂，后迁至城隍庙后街。清末长安县在此还办有实业小学。辛亥革命后，实业中学和实业小学停办，改为西北大学农科。1913年又将西大农科改为省立第三中学（在早慈巷），1927年，将城隍庙后街省立第一中学并入省三中，名省立第一中学。据1933年《西京之现况》载，省立一中“院落大，树木多，惟房屋多旧式，近似宫殿及衙门，而不类似学校”。解放后迁至西七路，改为西安市九十中，即今西安中学，原校址又兴建西安市四十一中学。清末同盟会员还曾在东举院巷南口创办“同志小学校”，作为活动地之一，解放后改为东举院小学分校。

贡院占地广阔，环境优美，1928年，西安市将原贡院内的花圃改建为建国公园，其中有鱼池、假山、体育场，由园林管理处管理。1936年4月由市政工程处维修，重建大门，添置座椅，修筑马路、便道和公共厕所，并建设亭阁花架，剪植花木，扩建湖池，兴筑水榭，在空地上辟有篮球场、网球场和儿童体育场，供游人娱乐。上世纪60年代初，将建国公园改为儿童公园，大加建设，后来不断重修，现虽仍以儿童公园为名，但也是邻近社区群众休闲活动的好去处。

贡院基址在唐代时曾是“司邦国建修土木工匠之政令”的将作监所在，清末设有“陕西全省工艺总厂”，光绪三十三年（1907），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参观陕西贡院旧址时，就看到数十名职工从事纺织、缫丝。1923年陕西实业厅在贡院旧址创办“蚕桑帽辫传习所”，招收青、中年妇女，自费学习，学制半年，设有养蚕、编草帽辫、织花边等科，还有国文、算学、习字等文化课。三、四十年代西京建设时期，这里设有陕西建设厅、陕西省公路管理局、陕西省驿运管理处、西京市政工程处等机构。

明清西安作为西北重镇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城高池深，驻军众多，贾通八方，文化教育设施的次第兴办与繁荣也使之成为西北的文教中心，这其中，陕西贡院所起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陕西贡院的兴废变迁，见证了明清西安城多方面的变化，值得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