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镛（1918年3月－2010年4月18日），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1918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1942-1946年先后担任中山大学讲师、广西大学和交通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教授。1946-1948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新建设》月刊主编。1954年以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10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1918年3月，陶大镛出生于上海,在战乱与贫穷中度过童年,通过刻苦自学,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陶大镛考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值国难当头,他遂放弃研究生的学习,前往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陶大镛又历尽艰辛,返回内地,先后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交通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罪恶,作了尖锐的揭露。1946年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陶大镛以进修学者的身份,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研究,1949年初返回香港,在达德学院商经系任教。1946年至1949年,在英国和香港期间,主要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他曾在香港的《经济导报》和上海的《文汇报》《世界知识》等刊物发表大量学术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大镛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主编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新建设》,同时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主编。这期间,他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师资的培养,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镛被聘为教授,并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为政教系第一届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

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陶大镛遭到不公正对待。十年动乱后,陶大镛的错案得到改正。1979年,他接受了筹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民盟中央、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担任多项重要社会职务。在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担任《群言》杂志的主任编委十余载。2010年4月18日16时38分，陶大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陶大镛的主要专著有《社会主义思想简史》、《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等。在世界经济研究方面,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出版《世界经济讲话》和《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等作品。

投身中国教育事业

1942年。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陶大镛虎口余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广东坪石镇。在《资本论》中文版译者、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王亚南的推荐和热心帮助下，陶大镛被聘为中山大学讲师，开始了他的教育事业。他从教三年，就由讲师、副教授提升到教授，那时他年仅27岁，这在我国教育界是不多见的。1946年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陶大镛以进修学者的身份，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研究，1949年初返回香港，在达德学院商经系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师资的培养，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镛先生被聘为教授，并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为政教系第一届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1979年，陶大镛先生接受了筹建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他虽然年过花甲，依然忘我工作，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为全国其他师范院校做出了榜样。陶大镛先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还和其他学者共同倡导设立“教师节”。陶大镛先生深知我国教育的现状、问题和症结，他明确提出：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场；实现“科教兴国”必须“国兴科教”；发展教育关键在政府；稳定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1939年，陶大镛在中央大学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担任过团长，同时还发起并领导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苏问题研究会”。抗日战争胜利后，陶大镛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他曾与彭迪先和李相符教授一起，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营救被捕学生，因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就是当时的“三教授事件”。1946年至1948年，他在英国做访问教授期间，结识了一批留学进步人士，声援国内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英伦支部，任民盟英伦支部负责人。

1949年春，陶大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决定回国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他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的邀请，赴东北解放区，由营口来到北京。从20世纪80年代起，陶大镛在民盟中央、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担任多项重要社会职务。在他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工作的十几年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努力发挥民主党派职能，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不少在实施过程中得到采纳。陶大镛先生在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担任《群言》杂志的主任编委十余载，他不辞辛劳，尽心竭力，把这份月刊办成了具有鲜明特色，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他多次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开的座谈会，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在因病长年卧床时期，陶大镛也念念不忘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发展大业，时常让家人和学生给他读报，讲述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陶大镛先生夫人牛平青，为北京师范大学离休干部。

赵春明：先生治学素以严谨著称，这使我受益良多。记得有一次，我给先生送去一部分博士论文的初稿，其中有几处注解出现了“转引自某某文献”的字样，先生见了，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引用第一手材料呢？”我说这些材料国内恐怕很难见到原文。先生又问：“那你查过没有？”我只好如实相告说没有查过，先生马上露出不悦的神色，严厉地说：“你没有查，怎么就能断定没有呢？不行，这部分我先不看，查好了以后再交给我！”经过数日的奔波和多处努力，我终于查到了这些材料的原文，先生这才高兴起来，并谆谆教导我做学问一定要踏实，切忌浮躁和想当然。

《陶大镛文集》

1992年,为了庆祝陶大镛执教5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陶大镛文集》上下两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

陶大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

2018年5月11日，陶大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暨新时代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和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联合主办。

纪念陶大镛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2018年3月22日，纪念陶大镛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东南大学校友总会：陶大镛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开拓奋进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如今，陶大镛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先生的精神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先生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丁仲礼：陶公首先是一位深爱祖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他发奋研究经济学，正是由于深切感受到旧中国的落后与苦难，因而立下强国富民的宏愿。早在学生时代，陶公就邀请过周恩来、邹韬奋、潘梓年等到学校作报告；留英访学期间，他筹备组建了民盟英伦支部，从事“团结旅英同胞，呼吁国内和平”的光荣事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时，他又毅然携家眷回国，用自己的知识报效国家。在此后的岁月里，无论顺境逆境，他都宠辱不惊、初心不改，从不动摇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抱持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民间疾苦的悲悯情怀。

赵春明：《陶大镛世界经济思想述评》，《光明日报》201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