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琴熏（1921~1978），陶希圣次女，湖北黄冈人(今属武汉市新洲区)。

陶琴熏，(1921~1978)陶希圣次女，湖北黄冈人(今属武汉市新洲区)。

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至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仍对女儿陶琴熏及女婿沈苏儒拒绝一同前往台湾感到失望。1948年底，陶琴熏曾随母亲已抵达香港，次年初却又返回大陆。以陶希圣当时的声望及地位，如果女儿、女婿愿意重新作出选择，至少全家人大可不必天各一方，从此相见亦难。对于国民党的急剧溃败、新政权即将诞生，在当时一般民众心里激起过希望，尤其有着政治热情和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无须待言。后来成为台湾知名历史学家、陶琴熏四弟陶晋生院士说过这样一件事:“1948年我从南京市立一中休学，有一个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题了这样的字:‘以逃避易进取’。当年多少人，像我的老师一样，对新的政权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和新中国一起‘进取’……”沈苏儒也回忆道:“1948年底，南京政府已岌岌可危。……叔叔(指陶希圣，作者注)在陈布雷自杀后接替了陈的位置，成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正式职务是总统府顾问，仍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一段时间，家中只叔叔和我两人，有一次去中山陵散步，我们谈论时局，他的表示也是毫无信心。他说只有退守台湾，我问台湾守不住又怎么办?他苦笑着说:‘乘桴浮于海。’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影响也很深。我感到他也毫无退路，我如跟他去台湾，势必为国民党殉葬，他是国民党大员，义无反顾，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何必如此?因此我下决心不去台湾。”(沈其如、沈苏儒《始言堂记事》，未刊稿)作为婚后三年的妻子，陶琴熏对自己的丈夫坚信不移，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她在一封信中明确表示:沈留下，则留下;沈若走，跟着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当时是新闻记者的沈苏儒，总说是因为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只好回上海。事实上，陶希圣已替他安排好了做台湾《新生报》采访部主任。而暨南大学同窗好友金尧如夫妻当时在香港《文汇报》主事，只要他去，必可任用(长子沈宁等若干年后在美国拜见金尧如先生，金埋怨沈苏儒当时不去找他)。由此可见，沈苏儒骨子里是不想离开上海，尽管其内心也坦承“无法预知未来”，但有两个基本判断却在支配着他的运思:一是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或组织，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尽管有陶希圣这样的国民党要员是自己的岳父，但也有沈钧儒这样的左派民主人士是自己的堂兄;二是在思想上“崇尚自由主义”，虽然从小接受国民党教育，但对“中国共产党并无偏见”，甚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应承认其存在并加以研究”。在对中共代表团的采访中，沈苏儒曾经接触过周恩来、范长江(沈钧儒女婿)、梅益等人，他感到这些人“可亲可敬”，并非“青面獠牙”。对沈的这一感性认知，参加过“五四”运动、教授出身的陶希圣自然心中有数，在国共两党多年的碰撞中，他与周恩来也有过多次交锋与沟通。但作为父亲，此时仍对女儿抱有一丝亲情濡染的幻想，遂请求蒋公介石稍停兵舰，再次发出电报给陶琴熏，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熏至吴淞口会合，试图再次说服他们改变决定。陶希圣最终失望了，在历史与人生的十字路口，最疼爱的女儿与自己分道扬镳。他在5月24日这一天日记中写道:“苏儒、琴熏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余夫妇均已心劝其出险，余并为设各种情形之下离沪之方法，彼等不听，无可奈何。”第二天日记中又有“为琴熏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陶琴熏后来对长子沈宁亦忆及这一幕:“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陶琴熏的这一决定似乎是因为自己的丈夫沈苏儒，但透过更多的史料与细节不难发现，这位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在政治上已受到当时大环境的深刻影响。不久前，我与定居美国的陶琴熏三弟陶恒生先生(《“高陶事件”始末》作者)在南京一同看望翻译家杨苡先生(杨宪益胞妹，以翻译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名噪一时)，从她的口中得知当年陶琴熏最要好的一位中大同学，就是1947年以共产党嫌疑在北平遭至被捕的陈布雷之女陈琏。在陶恒生少年记忆中，见过陈琏其人，“圆圆的脸，穿著蓝布长旗袍，态度文静而沉着”。陶琴熏在西南联大时就与陈琏相识，中大后又同寝室三年，由于父亲与陈布雷为至交，两人的关系又平添了一层亲密。不过，与有心疏离政治的陶琴熏不同，陈琏“在西南联大时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是学生地下活动的活跃分子，转入中大也是中共中央安排以吸收同志的”(陶恒生《一面之缘的陈布雷与陈琏》)。陶琴熏也承认:“陈琏为人非常好，大家敬爱她，她痛恨国民党、三青团，平时谈话对我总有影响”。当陈琏夫妇遭至当局拘捕时，陶琴熏曾私下问:“难道这样善良的人会是杀人放火的土匪?”多少可以反映当时陶琴熏在内心对国民党当局有所不满。还有一个人对陶琴熏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此人是陶琴熏堂哥陶鼎来。从某种角度看，陶琴熏与他的手足之情远胜于其他兄弟。1940年“高陶事件”发生，当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有的说陶希圣已被日寇逮捕，剥了皮;有的说我母亲带着几个弟弟全家跳海自杀了”--这时陶琴熏在昆明读书，其震惊与不安可想而知。陶鼎来正在西南联大读机械系，闻讯后赶来陪伴在陶琴熏身边。陶琴熏回忆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体贴，曾陪我到报馆和通信社去打听消息，还经常带我去看电影。当时昆明几乎天天有敌机轰炸。每次轰炸过后，我立即跑到工学院去看他，怕他被炸伤，有时他也跑来看我。……他说我们两家只有我一个女孩子，伯父母一直把我当作自己的女儿，万一我父亲母亲一家真是罹难了，以后我就跟着他们过……”陶鼎来长陶琴熏一岁，小的时候一度从广州来上海在叔父陶希圣处念书，由于懂事、聪颖、爱看书，陶希圣一直视如己出。青年陶鼎来十分厌恶三青团之类党派社团，一再嘱咐堂妹陶琴熏要“洁身自好”。当然还有浦熙修与高集这两个人，前者系陶琴熏初中时国文老师，陶琴熏感到她“人非常好，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她”。浦熙修后来成为一代红色新闻工作者，1949年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她的妹妹浦安修嫁给了中共高级将领彭德怀。高集是《大公报》的一名记者，陶琴熏对他的印象也颇好。这两人都被视为共产党的同路人，陶琴熏始终不理解当局为何那么仇恨他们?再加上1946年“沈崇案”，陶琴熏是深寄同情的。“沈崇案”有其隐微复杂的内幕，之后出现的较大规模学生示威活动更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动因。“当时重庆谈判已经破裂，内战即将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对于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来说，此时已开始失去民心……”(谢泳《重说沈崇案》)陶希圣却一再告诫女儿学生运动是有人在背后挑唆，陶琴熏半信半疑。“我对沈崇受辱和学生的挨打是同情的，因我既是女人，又是学生。1948年底，我就是这样对国民党感到绝望……”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受其民族主义、左倾思潮的影响非常强烈，著名作家邵燕祥就说过，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世纪学人自述》第6卷)。陶琴熏当然也不例外，她与夫君之所以拒绝随父亲去台湾，尽管原因多多(如孩子、公婆赡养问题等)，但受其现实氛围的直接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陶希圣未必不知道这一点，委托学生沈巨尘又送来金条一根，同时附有一函，大意是:时势如此，他本人亦无奈，但愿你们夫妻二人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并祈祷上帝保佑你们……就是这样一封信，在1955年肃反审干运动中被他们夫妇俩上缴给了组织。

自父亲吴淞口怆然离去，陶琴熏带着一种陌生心情忐忑不安地步入了新的社会。这时她突然发现，不仅多年来受之于家庭荫庇的优势不复存在，还成为政治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在1948年12月中共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名单中，陶希圣被列为四十一号，“国人皆曰可杀者”，陶琴熏对此不可能不心有余悸。好在夫妻二人冷静地重新开始自我定位，“我们一直是奉公守法，靠自己本领吃饭的老百姓。因此不论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当权，我们都不反对，只要不打仗，能使我们安居乐业，我们都欢迎……”社会地位出现巨大落差，陶琴熏以低调的口吻说出这番话，实际上还有一种观望的态度。自1946年1月，陶琴熏与沈苏儒在上海结婚后，即经马寅初之女马仰兰介绍进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担任翻译。不久因小产失调乃辞职，此后一直没有寻求新的工作。就陶琴熏个人而言，父亲当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将她培养成像谢冰心那样的女教授、名作家，并多次嘱咐女儿要“好好读书，不要过问国家大事”;陶琴熏也认为“自己是搞文学的”，“文学是清高的东西，而政治是龌龊的东西”，“心地单纯的人就不要去勾心斗角，搞什么政治”。然而，此时此刻，人生的节奏已被打乱，陶琴熏不可能再去实现少女时的梦想。不仅丈夫沈苏儒失业，她前往保险公司、教育出版社、电台应聘，笔试时全无问题，口试后均被刷下。“我之不被录取，是因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所致。我开始苦恼和自卑，感到前途黯淡”。在一度找不到工作的郁闷时期，报纸上公布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名单，有两个熟悉的名字赫然闪过，陶琴熏看了不禁心惊肉跳，其中一位是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热烈追求者，此人就是政治系四年级学生陈志兢。陶琴熏与之相识皆因同窗好友许湘苹和她的表哥，陈当时与许湘苹表哥同班。1942年夏天，陶琴熏转学至重庆中央大学，陈志兢也在重庆《中央日报》社工作，老是跑来沙坪坝找陶琴熏。陈志兢是一个对政治有着极大兴趣的年轻人，陶希圣非常反感，甚至讨厌这个人。在给陶琴熏信中说他“不求长进，非为望之人”。两年后，陶琴熏与之“一刀两断”。抗战结束后，陈志兢在上海做过区长(第二十五区)，被新政权列入反革命分子名单中，一度误传遭到镇压。当陶琴熏耳闻这些讯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本人的情况，如果再沾上和‘反革命分子’的关系，那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个细节真实地刻画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陶琴熏内心的那种恐惧，“虽然后来政府没有把我怎么样，而且家庭妇联代表几次来动员我参加里弄活动，我也参加了，但是我的家庭关系给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老怕别人怀疑我是反革命分子”。这一年陶琴熏刚满三十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家人住在陕西南路一间朝北的二楼上。次子沈熙甫生不久，因居住条件逼仄，小保姆每晚只能把床板铺在浴缸上睡觉。在陶琴熏三个孩子中，沈熙是个性最为突出的一个。襁褓中就大哭不止，学步后让人四处寻找，稍大时又复以“反抗”，有一次竟出脚踢了陶琴熏，致使脸撞在箱子角边，眼睛肿了数日。其实，沈熙的性格颇像陶琴熏。据杨苡回忆，在大学时代，陶琴熏性情开朗，笑声不断，但若遇不顺心之事，其率性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典型的一个动作就是双手猛抓头发，其状让人疼在心尖上。沈熙天性倔强，沈苏儒则另有解释:“孕妇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对胎儿身心形成有影响，可能这有道理。熏怀宁时，生活状况较好，怀燕时也较安定，只有在怀熙时我们正经历解放前后这一段承受重大精神和生活压力的时期，他的脾气也许正是对我们在这个时期使他来到人世表示抗议。”正是由于这种性格，遂使沈熙能在逆境中长成。据陶恒生披露:三兄妹中，沈熙是最后一个从大陆来到美国求学的。1985年他在亚利桑那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几年后又攻读纽约州立大学经济与财务博士学位。在这之前，沈燕、沈宁已先后到了美国，学有专攻，知有所长。沈宁以母亲为原型数十万字的纪实体小说《唢呐烟尘》经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正式出版，轰动一时。不过，这都是后话。

陶琴熏怀小女沈燕时已是1952年秋天。在这之前，沈苏儒处境开始略有好转。作为“旧新闻从业人员”进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表面上是对这类人进行思想改造，“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个人经历、阶级出身、政治党派关系、社会关系等进行审查，然后决定如何使用、信任程度等”。尽管如此，一度失业的沈苏儒仍感到一种“再生感”，不仅把学到的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回家向妻子传授，甚至觉得“如今才懂得真理”……应当说，此种形式的“思想洗澡”初见成效，仅以沈苏儒为例，若想被这个社会所接受、跻身于人民之列，就必须“向党靠拢”。“……任何人只有两种立场可供选择:革命(即拥共)或反革命(即反共)，短时间的‘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是可能的，但终究必须做出选择”(《始言堂记事》)。在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下，沈苏儒得以进入上海《英文新闻》报社工作，“走上革命工作岗位”，沈苏儒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或许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陶琴熏的伯父陶述曾“为革命立过功”，在湖北省是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先后任交通厅长、水利厅长、副省长等职;堂哥陶鼎来从美国归来不久，亦即成为共产党所重视的农机专家，后加入中共，更为农业部党组成员。陶琴熏作为陶氏家族这一代唯一的女儿，且留在了大陆，其间的“微妙”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当第三个孩子沈燕出生时，沈苏儒已被分发至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任编辑，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当父亲沪上病故时，竟亦未能奔丧。这时也到了北京的陶琴熏经沈钧儒民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那的介绍，始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在经历了1950年代初的困惑、焦虑、摇摆甚至痛苦之后，心高气傲的陶琴熏已然失却往日的开朗与快乐，变得谨小慎微，“平日连话也不敢随便说的”。与其说这是对新社会的不适应，不如说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但这一切又导致内心的“郁郁寡欢”与外表的“强打精神”激烈冲撞，其结果只能是更加痛楚……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开始，这是陶琴熏参加工作后所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她内心惴惴不安，“怕领导上把我当作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至国际部一个领导突然来到她所在小组，竟以为是针对自己而来。在一番动员大会之后，陶琴熏主动“把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作了交待，并且尽可能地提供了证明人和证件”。实际上是虚惊一场，“是对组里一个三青团骨干分子和一个教会圣母军的成员进行了严格审查”，陶琴熏一如惊弓之鸟，较之1939年底随母亲从香港前往上海掩护父亲脱离汪组织时表现出来的那种镇静，简直判若两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被时人称为“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的陶希圣，成了汪精卫“和平运动”最早发起人和重要参与者。1938年12月，他跟随汪精卫出走河内;次年11月又参与汪组织与日本和谈代表为时两个月之久的密谈。陶希圣之妻万冰如为帮助其夫脱离汪组织，带着五个子女毅然从香港回到上海，巧妙地与汪精卫、陈璧君二人周旋，甚至留下陶琴熏等三个孩子为人质，终使书生陶希圣跳出了火坑。在整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中，参与营救的万墨林在《沪上往事》一书中有一段记述可见陶琴熏的机智与勇敢:“……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电话，叮咛她如何按部就班，从容走出。陶小姐跟她的两个弟弟密议一番，事毕，泰来和恒生两公子声声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监视人员听她说她把弟弟送去就回来，当夜由她看家，果然不疑有他……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安全抵达香港九龙塘家后，陶琴熏即在香港《国民日报》发表《我家脱险前后》一文，“文章写得亲切动人，富有传奇色彩。重庆、昆明的报纸立即转载，在大后方引起一阵轰动”(陶鼎来序《「高陶事件」始末》)。这一年陶琴熏才十八岁，是香港广州私立培道女子中学高二的学生。母亲之所以将她与弟弟留在上海以应付汪精卫夫妇，虽然出于无奈，又是对这个女儿寄予了一线希望。在日本人及汪集团的严密监控下，此举不无冒险，稍有差池，必酿大祸。若干年后，陶琴熏对沈宁谈及此事，“为了掩护外公从日寇和汪精卫手里逃出上海，我让日本鬼子扣住做人质，差点就给杀死了呢……”(沈宁《妈妈》)

在西南联大同学耿连瑞的记忆中，陶琴熏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姑娘”。“个子高高的，所以上课经常坐在后排。……记得琴熏上课来经常穿著一件蓝灰呢大衣(春秋穿印花旗袍)，手里提着一个书包。她头发卷曲，略披双肩，爱说爱笑，天真活泼，而又雍容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出身书香门第有教养的姑娘。琴熏英语底子好，学习十分刻苦，经常见她抱着书本词典和同学们一起到图书馆、阅览室，一坐就是半天”。这是男性同学眼中的陶琴熏，与杨苡的描述毫无二致，只是杨苡与陶琴熏同处一寝室，闺中无话不谈，知其更深矣。自陶琴熏1953年进入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至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认真的工作态度及低调的政治姿态相对稳定地渡过了这四年。不过，鉴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胆子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敢与大学时代的同学通信或交往，“不知他们在肃反中到底有没有问题”。这种有意识地与当年同窗好友疏远，对陶琴熏来说是必要的，也折射出在极端意识形态之下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处境。陶琴熏说:“开展政治运动是很可怕的，它使大家互相警惕，互相检举，六亲不认，人心惶惶……虽然平日里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积极的，但我心里总有一种消极情绪，觉得我有一个很不利的条件，所以处处比别人差一等。”据沈宁回忆:“妈妈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做翻译工作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部里同事轮流出国，一轮又一轮，却永远也没有妈妈的份。妈妈有一次对我说:真希望有个机会出国，就可以打听外公舅舅们的消息。她却不懂，就是因为海外关系，她才永远也不会被允许迈出国门一步”。其实，陶琴熏何尝不懂!身负“头等战犯之女”的政治包袱，在阶级斗争大行其道、几近疯狂而丧失理性的时代，即便“俯首称臣”，想当一个顺民，仍要看人家的眼色。“此情无计可消除”，陶琴熏一度甚至萌生了离开国际部的念头。“部内有一种空气使我很不好受，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领导对党员说话亲密，对非党同志冷冰冰……领导是否把干部分成两类，一为得力干部，比较吃香的事总是想到他们;一为落后分子，总认为他们水平低、效率差，应当倒霉……”这些不合时宜的话，是1957年陶琴熏在那场引蛇出洞的 “鸣放”中说出来的，让人颇感意外。陶琴熏之所以不知深浅地猛然发声，从客观上讲，受到当时大环境使然(一段短暂的百花时期，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后，随即严冬来临，百花凋零。参见王若水《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一文)再加上骨子里的性格倔强，其内心之郁结委实到了非爆发一次不可的程度，我们从“祥林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捐了“门槛”也洗雪不清罪过)、“我很不好受”这些怨艾的字眼中，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但谁也不可能想到“鸣放”竟是一场“阳谋”(参见李慎之《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也就是“安排香铒钓金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不讳言这一点:“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476页)陶琴熏、沈苏儒等人不可能知其内情，天真地以为“谁要是真心拥护党、靠拢党，就对党提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不信任党、不爱护党”，如果“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再不提意见就不识抬举了”。沈苏儒不仅写下《请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这样的小字报，回到家还把党支部竭力动员群为对党提意见那些话和做法告诉了陶琴熏。且不论这张小字报内容如何，单从标题看，则可知这些人在当时渴望得到组织上信任、爱护、乃至重用的一种迫切心情。然则，当一个社会对知识分子持有一种“很深的异己感”(许向阳语)时，这不过是梦中幻觉而已。陶琴熏听了竟很兴奋，“认为这才是党中央的精神”，一改以往的谨小慎微，将八年来心中的“委屈”一吐为快，遂成国际部第一张大字报。应当说，不谙政治的陶琴熏天性单纯，与更多“言词激烈”的批评相比，这张大字报只局限于个人的某些感受，或是一种善意与怨尤复杂的夹缠与掩饰，并不存在“向党进攻”之心，无非是希望当局能够与所谓「旧知识分子」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已。这一次出人意料地发声，其结局殊可料见。“一转到反右，她自然成了目标。但她并没有什么具体‘罪行’，批判她的所谓‘右派思想’(如比作“祥林嫂”等)其实都是她自己检讨的，国际部领导本不想把她打成右派，但上报到全总主席刘宁一那里，刘说她是国民党反动派陶希圣的女儿，单凭这一条也够了。于是，她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始言堂记事》)。

像陶琴熏这样的人，在当时只要三缄其口，任其摆布与使用，大概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她最终未能沉住气，被打成右派，进一步坐实了中国政治的冷酷与无情。沈苏儒从内心对陶琴熏感到一种负疚，“如果不把我单位那位支部书记的话告诉她，也许她就不会写那张大字报”。好在陶琴熏的大字报相对温和，加上某些部领导的怜悯与慈悲，或许还有其它不可言说的原因(如与周恩来办公室的单线联系，详见下文)，“按最轻的处理，即不降级、不减工资、不下放劳动，继续在原单位工作”。之后，尽管受到诸多歧视，“许多会议不能参加，许多文件不能看，还得每天比别人早到，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开水打好……”但这一切，陶琴熏都忍了下来。惟三个孩子渐大，到了“争取戴上红领巾的年龄”，及至后来申请加入共青团，屡屡受挫。老大沈宁在班上是最优秀的学生，有一天忍不住跑到班主任跟前意欲“讨个公道”，却被告知不能入团的真正原因:对组织不忠诚，没有主动交待自己的反动家庭背景。少年沈宁一下子惊呆了，“我不知道老师说的一切，爸爸和妈妈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过一句什么反动家庭背景的话，我完全昏了，回家大吵大闹，要求妈妈说明白……”(沈宁《妈妈》)陶琴熏始终耽心也是最不情愿面对的事情，现在终于出现了。在这之前，她曾去三个孩子的学校，找到党支部，坦言个人的处境，并恳求校方配合，暂缓把“反动家庭背景”告诉孩子，至少可以让他们“多保持几年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岁月”。然而，校方并不愿理解一个母亲的苦心孤诣，“教育意识形态化”沦落到人性丧失的地步可见一斑。这时陶琴熏的伯父正好在北京开会，她将三个孩子带到民族宫宾馆，委请伯公对他们讲述陶希圣其人其事，“在一间灯光柔和的宾馆房间里，我终于知道了:我的外公名叫陶希圣，是国民党的要员，蒋介石的笔杆子，四九年逃到台湾去了。我也知道了:我的妈妈五七年被划做右派分子……”(沈宁《妈妈》)。陶琴熏也对孩子们讲述独自前往学校的经过，可天真无邪的他们怎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残酷现实，沈宁深陷沙发中，神情绝望，“我知道做一个反动家庭的儿子，在学校将有多倒霉，老师同学会怎样看我，好像我是一头怪兽，我受不了，想一想都会浑身发抖”。就在此时，陶琴熏突然“身体瘫软，跪倒地毯，双手蒙面，痛嚎不已”，沈熙、沈燕见状扑过去，搂住母亲，哭作一团;沈宁却不动，伯公则对着沈宁大吼:“宁宁，你不要妈妈，我就把她带走，带回武汉。你不爱妈妈，我可很爱这个女儿……”。这一年沈宁十四岁，少年惨绿，不知谁是惜花人，以他当时的感受，“好像被人升起半空，然后再丢进一个无底深渊。所以我心里充满仇恨，恨我的妈妈”。陶琴熏的心却在滴血，她何尝不想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天然母性中宁死不惜的一种情感，此时却无能为力了!1942年4月26日，陶希圣给在西南联大读书的陶琴熏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人非家庭的动物，乃为社会的动物。而处社会之方法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之。如能在社会中学得冷静的眼光，养得热烈的感情而练得坚强的意志，则其人即能始终在社会中立足……”如今忽忽二十年去矣，在精神上虽渴望养得“热烈的情感”，在现实中亦可练得“坚强的意志”，事实上却仍未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立足，甚至家庭内也枝节横生。陶琴熏被打成右派后，心情更加抑郁不堪。以沈宁的回忆，她与丈夫沈苏儒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以致几次深夜里，两人穿起大衣，说是要跑出去办离婚……或许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夫妻之间相濡以沫、互依为命的全貌。但作为陶希圣的女儿，其失落则是不言而喻的。一次春游时，陶琴熏独坐香山顶端鬼见愁上，“许久许久，一动不动”，孩子问她在看什么?陶琴熏说:春天来了，大雁从南方飞回来，真希望能找到一只大雁是属于自己的……

1962年，沈苏儒已被下放至安定农村，这时陶琴熏也被调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来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先在北京外国语补习学校呆过一阵)。几乎与此同时，陶琴熏在西南联大时的好友许湘苹的丈夫因莫须有的“政治历史问题”被调出对外贸易部;另一好友黄泳荠的丈夫亦因同样问题被下放到山西南部一个煤矿工作;沈苏儒好友陈德墀则被下放重工业部在郑州的一个工厂，“这三家的变动使我们在北京减少了许多友情的温暖”。尽管如此，在沈苏儒看来，陶琴熏“对于这一调动倒是高兴的，因为她在‘全总’国际部这样政治性强的单位工作，总是感到精神上有压力，去教书就好得多，而且她也有兴趣”。又一年，沈苏儒堂兄沈钧儒故去，这位被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称之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老人，数十年来对这位小于自己四十多岁的堂弟多有照拂，或许也是沈苏儒最终未被打成右派的一个原因。他的小字报并未酿成大祸，只作了“深刻检查”。而几年后，在“四清” 运动中(最初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后来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亦即为十年浩劫之前奏)，沈苏儒写了入党申请书。若从这件事来看，当年拒绝随岳丈陶希圣前往台湾，不愿“为国民党殉葬”的心态是真实的。相比之下，陶琴熏内心则远没有这样简单，尽管说过“生死祸福，在所不计”这样的话，但彼一时此一时，在经历了几度挫折之后，白云苍狗，人生无常，已是“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或如沈苏儒所说:“革命的暴风雨冲掉了我们的梦境，我们像在一条失去了舵和桨的小船上漂流，终于被一个巨浪卷入了汪洋之中……”(《始言堂记事》)陶琴熏这时特别想念在水一方的亲人们。有一天，她让沈宁陪着去前门的一家邮局(当时北京只此邮局接受国际邮件，沈宁语)，给父亲寄去了一件景泰蓝。她对沈宁说:再过一个月，是外公的生日，我买些景泰蓝，给他做生日礼物……沈宁万没想到，母亲一直在想念“头等战犯”的父亲，感到震惊，茫然地望着她。“……外公以前和周恩来很熟，我曾上书周恩来，要求与外公取得联系。周亲自批准，所以可以跟外公通信。来往信件邮包都经有关部门检查，邮局备案，通过香港转道台北。这样外公、外婆和舅舅们，至少能得到一点信息，知道我们一家人都还活着……”陶琴熏说这话时一腔哭音，沈宁大胆问:你很爱外公吗?陶琴熏点点头: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想念他。这件事给沈宁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似乎一下子长大许多，“她多么孤独，多么痛苦，可是她一直对我们微笑，一个苦字都没说过。这样想着，我再也无法继续恨妈妈。不管她是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家庭出身，不管她是不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她是我的妈妈，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不可能恨她……”(沈宁《妈妈》)陶琴熏与父亲秘密通信这件事，虽得到中共高层人物的默许，却又是当时统战工作的一部分。此事缘于周恩来1954年发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文告，其中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脱离蒋介石集团。这时陶琴熏从上海到北京方两年，抓住这一契机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陶琴熏此举未免胆大或许天真，她的父亲对共产极权早有深刻体认，尤其认为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推行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不幸。与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有所不同，陶希圣在本质上是一个三民主义者，这从他为蒋介石捉刀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可观察其思想全貌，此书在当年遭至中共国际同路人“大肆其诬蔑与攻击”(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其间中共不止一次对他统战，周恩来亲自找过他，可始终不为所动。由于政治上的南辕北辙，以及此时国民党初步完成内部之改造，进一步巩固了在台的统治地位，作为党内主管舆论工作的高层人物，陶希圣更不大可能接受彼岸的“统战意图”。但陶琴熏已顾不上这一切，之所以这样，目的十分清楚，无非是想“使陶希圣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政治资产’，稍稍改善我们的政治处境”，同时，“这样的通信也是我们在中共政权下同父母及弟弟们沟通消息、稍慰思念之苦的唯一办法”。周恩来则可能更看重其中的统战效力，在看了陶琴熏的信之后，“认为对陶的分析是正确的，希望把工作做好，不要有顾虑”;这个工作由他领导，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周恩来办公室具体负责此事的人名叫海澜(1962年后此工作转交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作者注)。陶琴熏的伯父陶述曾也参与其事，由于陶述曾本人官至副省级，是中共所信赖的民主人士之一，使这件事更具政治色彩。陶琴熏在自述文字中始终未提及此事，倒是沈苏儒后来在《始言堂记事》一书中披露:“我们写了信，请他(系指海澜，作者注)审阅，收到回信，抄一份留底，正本交给他。”“有事总由他到颁赏胡同宿舍来找我们，孩子们都认识他，就是不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们是在‘通敌’呢”。这件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直进行至七十年代陶琴熏病故，其间陶虽被打成右派，却按最轻的处理，1959年底又摘掉右派帽子，“名义上算是回到了人民内部”。我们完全可以猜测这件事于陶琴熏个人来说有或多或少的帮助……陶琴熏给父母兄弟写信，一直经由香港有关人士中转，其中余启恩(广东台山人，香港注册会计师。1941年珍珠港事变香港沦陷，翌年与妻子罗月好辗转逃到重庆，陶希圣曾为他安排工作)曾在陶希圣主办的“国际通讯社”(香港)担任过会计，1949年后与陶希圣仍保持私人联系。陶琴熏先后收到过母亲万冰如、弟弟们的回信及寄来的照片，“说明去信都已收到并获善意响应，这样就算工作有了成绩”。但始终未见陶希圣本人的作覆，沈苏儒认为:“国民党在那些年代里在台湾也实行严厉的政治控制和无情镇压的政策，所以叔叔和母亲对于大陆通讯(即使是间接进行)也颇戒惧。”应当承认，当时台湾正处于一个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期”，从1955年的“孙立人案”到1960年的“雷震案”，均为当局整肃和打压其政治敌手，将“匪谍案”模式作为“执政者排除异己、掌控权力的重要方式”(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在国民党内部位居要津的陶希圣十分清楚这一点，更知与女儿“秘密通信”的危险性，无疑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笔者曾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陈华教授在南京大学一次会面中就陶希圣其事交换过意见。陈教授乃陶希圣四公子、历史学家陶晋生院士之学生，手头握有陶先生赴台后日记片断的复印件。他告诉我，这些日记因其台湾政治利害关系等因素，大都记述简约如流水账一般，全然不见个人之心情，可见当时台湾政治环境的同样恶劣。在大陆这一头，陶琴熏则一发而不可停下，“为这工作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她把所有有关此事的文字材料，保存完整。直到1966年8月27日因‘文革’大动乱形势的出现，她怕红卫兵来抄家时把这些材料抄走去公开，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因此把全部档案包好，亲自送到中南海北门传达室，请他们转给总理办公室”(《始言堂记事》)。到了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大陆，恢复了中断二十余年的交往。陶琴熏抓住这一时机，于1971年8月2日第二次上书周恩来，“提出恢复对陶希圣和弟弟们做工作”，却石沉大海，不见回音。1973年5月，陶琴熏获知中共统战工作行将恢复，再次给高层写信，终于获准。次年到武汉经与伯父陶述曾商量后，仍通过香港中转并与表弟阮继光(1949年随陶希圣去台)联系上，开始恢复与在台家人的通信，但依然只收到母亲的回信和照片，陶希圣还是没有响应。在海峡两岸形格势禁的非常年代，“家书抵万金”，却亦是心存疑虑，各自一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陶琴熏五弟陶范生给在美的沈宁写过一封信，言及当年与姐姐通信时的心态:“记得那时我和瑞华(陶范生之妻，作者注)不顾一切当时环境的压力和姐姐(你妈妈)通信，是一件非常值得怀念的事情。当时我们通信的心情是:一，我们非常想念姐姐……二，想知道姐姐及姐夫的现况，及家里亲戚朋友的现况;三，希望用间接的方式，告诉姐姐我们这边的生活及现况;四，希望姐姐能从大陆出来和父母亲及兄弟们团聚;五，希望能寄一些国外的特效药，为姐姐诊治风湿。其中第四项，由于环境的关系，我们不敢明确的表达，也没有达到目的……”此类“秘密通信”原本包含更多的统战意图，到后来其政治因素却被意外地消解至最低程度，只见亲情而不见政治。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毕竟缓解了陶琴熏一家在当时的险恶处境，用心可谓良苦。据沈苏儒回忆:当时周恩来办公室的海澜经常给他们家送来一些内部票，“让我们带着孩子去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会、‘十一’国庆节焰火晚会，到人民大会堂去看《东方红》、《长征组歌》的演出--在中共体制下，这些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被视为一种‘政治待遇’、一种显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始言堂记事》)。对于失去家庭庇护的陶琴熏来说，太需要这些“政治待遇”了，至少可以藉此来保护自己或家人。而在海峡另一头，陶希圣内心之痛苦绝不亚于陶琴熏，不能亲自与女儿通信，其思念之情更加弥深。在沈宁叙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让我们捕捉到这位历史人物凄怆复杂的心情:1986年，沈宁三兄妹赴美已四年。沈熙、沈燕在1949年后出生，外公并没有见过他们，尤为想念。兄妹三人因此决定前往台北探望，由于所持大陆护照无法入台，陶希圣知道后竟不顾年事已高直进总统府，向蒋经国获取一张特许令，“准许我们三兄妹进入台湾，祖孙团圆……“(沈宁《下跪》)。一切妥当之后，三兄妹却犹疑起来，“1986年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从小到大，无数磨难不断警告我们，万事不可为人先，出头鸟一定要被打落。……而我们的老父亲，则还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们深切的后顾之忧，中国历有一人落罪，株连九族的传统”，他们最终放弃赴台计划。这时陶希圣已届望九之年，突然发下话，要亲赴美国去看望这些孩子……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轮椅上的陶希圣抵达旧金山机场。三兄妹在见到外公的一刹那，“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陶希圣的目光在一个人脸上停留片刻，然后又转到下一张脸。沈宁突然发现，外公的目光正越过他们的肩头，“向后面望去，彷佛在继续寻找着什么”。他的心骤然紧缩，一下子明白了，“我知道外公在寻找谁，他在寻找我们的妈妈，他的女儿。妈妈已经去世将近九年了，外公不会不晓得。可是他不甘心，他希望那噩耗只是传闻，不是真的，他渴望人间会有奇迹发生……”老人知道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女儿，闭上了双眼……十个月后，即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临终前，他说:“九十岁……连感慨都没有了。”(1987年10月3日给陶恒生信)

陶琴熏是罹患类风湿晚期而早逝的。最初发现时是急性类风湿关节炎，在1966年春。一天早晨，她突然全身疼痛，不能动弹。经过一阵及时诊治，即猛用激素，病情被控。遵医嘱，停药后需静养，则可基本痊愈。但不久“文革”遂到，与许多不幸的中国人一样，陶琴熏已不可能逃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命运。这一年秋天，所在单位“革委会”强令一些教职员工去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这一折腾使陶琴熏的病情出现反复，逐渐恶化。从陶琴熏生前一份“思想检查”中可知，这一次是“革委会”给她报的名。“……当时我的手脚肿疼，不能劳动，就没有自动报名，本想去医院拿病假证明，但革委会已给我报上名了，这时我怕再交上病假证明，会使人觉得我有意逃避斗争，就硬着头皮下乡去了……”在惩罚性的劳动中，陶琴熏弯不了腰，就跪在水田里干活，终于有一天栽倒在农田里，“再也不能动弹了。敞篷大卡车送她回城，路上又遇上大暴雨”，从此遂成慢性，久治不愈，形同残废。那年月不论大小会议，人人都要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山呼万岁，最可笑、最经典的一个动作就是将“红宝书”紧贴胸口，“呼口号时要很快地用右手把它高举过头，有规律地左右摇动”。这时陶琴熏已是不能高抬右手，又“必须强忍着疼痛跟着做”，否则就是对毛的不忠，当场便会挨斗……早在1927年5月，陶希圣就与毛相识。当年北伐军唐生智领军北上，继续讨伐北洋军阀残部。武汉北伐军政府令，将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由武昌出发，西往迎战夏斗寅先头部队万耀煌部。陶希圣时为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就是毛泽东。陶希圣一生著述甚多，尤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及其贡献，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政后又亲历中国现代史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但他也断然不会料到在中国大地上竟有如此造神的荒唐一幕。因此，沈宁始终坚持认为“不是疾病夺去了妈妈的生命，而是荒诞残暴的中国大陆政治，摧残并杀害了她”(沈宁《我心中的妈妈》)。陶琴熏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曾两次想到过死，其中一次在1971年寒春，沈苏儒莫明其妙地被诬卷入一起“谋杀案”。这时她已是行动不便，仍被勒令去参加沈苏儒的批斗大会。据次子沈熙回忆:“剧场满坐数千人，妈妈在最后一排，看着台上不成人样的爸爸，觉得整个天地都在沉陷，世界不复存在。大会一完，爸爸又立即被押走，甚至不知妈妈的在场。而妈妈手脚冰凉，站不起身。妈妈对我说:那天她觉得真完了，永远也见不到爸爸。……天已全黑，妈妈怕与别人同坐一部公共汽车，怕听人们的议论，就柱着拐一个人步行……两三站后，她再也走不动了……她身体无力，脑中一片混沌。她想到了死……”(沈熙《妈妈和我》)这是陶琴熏一生中最为绝望的时刻。万念俱灰之时，她想到了三个无辜的孩子，「那年月，自杀也是大罪」，陶琴熏终于放弃自杀念头，回到家，与女儿沈燕抱头痛哭。在沈苏儒出事的第二年，陶琴熏又接到提前退休的一纸通知，才五十一岁。这时陶琴熏的病情不断恶化，“四肢关节的手指肿胀疼痛变形，有时右手疼得不能握笔。到处求医，均不见效”。1974年前往武汉伯父处治病时，收到过母亲的回信，有“……我有八个孙子，四个孙女，你们的儿女，我一样地爱他们”云云，母女缱绻离情，跃然纸上。1975年初，又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国来信，想给姐姐寄药。不久，陶琴熏收到过一次寄来的药，非常见效，但之后则遭大陆方面的检查扣押。她给陶范生去信说:“这瓶药辗转万里，却到不了我手中，真是遗憾之极。”若干年后，陶范生在一封信中回忆:“……可惜那是台湾药，经过我的重新包装，不敢把说明寄到大陆，只是将说明另抄了一份寄给大陆检查机关。这批药好像迟迟不能到达姐姐手中。后来我们又寄了几批，结果都如石沈大海，不知下落……为什么当时的药不能寄到姐姐的手中?是不是政治引起的悲剧?”(1988年6月19日致沈宁)陶琴熏后来胃部大面积坏死，系长期服用激素所致。在沈钧儒孙女沈瑜医生的帮助下，尽管手术较为成功，却又不能不再服用激素，医生们终究也未能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陶琴熏在弥留之际，已虚弱不堪，“皮肤肿胀发亮，而且又薄又脆，轻轻一碰就会破裂。所以在每两小时一次翻身就是极难的事。她必须定时翻身，否则着床一边皮肉就烂了，每次翻身就会遍体鳞伤，让人泪下……”(沈宁《我心中的妈妈》)。陶琴熏并不甘心这样撒手人间，在病榻上以小说的曲笔将其一生的经历、痛苦、思念化作对亲人的最后呼唤，其中一段描写到吴淞口海面上瞬息万变的幻境“碧绿的海连着天，蔚蓝的天连着海，看到镶着金边的白色、粉红色和淡紫色的云光映在海波上起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间千变万化的霞光异彩，多么辽阔绚丽的景色呵!妈妈又是惊讶，又是赞叹，她高兴极了。……到了北京，我们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轮船了……”(陶琴熏《望眼欲穿》，1978年3月12日)如此轻松雅致的笔触，一语双关，暗藏泣血人生记忆，让我们似乎又看到当年在吴淞口，其父陶希圣凄怆无奈的眼神以及消失在海面上涌起的波涛，从此天茫茫、海茫茫，她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了……1978年8月14日，即陶琴熏入院五个多月后，一个宁静而又孤寂的黄昏，沈宁值班守护在母亲的病榻前，这时“妈妈突然要求翻身面向窗外，那是不该翻身的时候，可是她坚持要翻，甚至发脾气叫起来……妈妈一声不响，睁大眼睛，望着窗外的天空，许久许久。那神情、那目光、那雕像般的静止，突然使我想起香山顶上的一幕……忽然，妈妈的眼皮慢慢垂落……”沈宁大叫医生，陶琴熏有气无力地喊着未尽之言:“大夫，我要……”

陶琴熏就这样走了，五十七年的佳人薄命，不堪一击，留给亲人们的惨淡记忆竟是“脸上的皱纹”、“弯曲变形的手指”、“拄拐蹒跚的身影”，而这一切，则将一个时代的不幸写尽，让人欲哭无泪，夫复何言?或许还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细节不应忽视:在陶琴熏最后的日子里，中共统战部突然安排她出任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专员，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是对行将永逝的陶琴熏一种精神安抚，还是让她在政治的黑洞中再一次受到愚弄，抑或以一纸虚名遮蔽数十年来冷酷之种种?答案可能是多个，只是此时陶琴熏已不再需要这些了，她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误入藕花深处，几声哀鸣，溅起几多离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