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一部系统地考辨汉魏至隋唐各种制度渊源和演变的著作，凡八章十余万言。首章《叙论》说明撰作缘由、总体观点（即隋唐两代制度的全体因革要点）和著述体制。自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就礼仪（附都城建筑）、职官、刑律、音乐、兵制和财政各种制度，详尽论证《叙论》所述观点，对隋唐两代制度的局部发展过程进行阐述。末章《附论》乃是一篇略同于全书后记的短文。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中古史众多重要问题的开山之作。 该书的主要观点于第一章《叙论》中即已表明：隋唐制度渊源有三，一为北魏、北齐，二为南朝梁、陈，三为西魏、北周。在这三源中，隋唐所继承北魏、北齐一源成分最多，南朝梁、陈次之，而继承西魏、北周一源成分最少。以往论及隋唐制度之渊源，史家多半认为是沿袭西魏、北周而来，而陈寅恪则开隋唐制度渊源研究之先河，指出隋唐制度多继承于北魏、北齐与南朝的梁、陈。
“种族文化观” 是陈寅恪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书中被用以解释有关隋唐制度的“三源论”。 陈寅恪论述为：“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其要义在于，区分“种族”的标准不为“血统”，而是“文化”。
“财政”一篇，陈寅恪主要论述唐代中央财政制度的地方化。陈寅恪认为当时的关中河西地区的农业人口和生产力必须达到一定水平，有足够富余的农产品可以使朝廷进行收购。“和籴”政策初现时河西地区之繁盛，于《资治通鉴》中可见一斑：“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可知其时是有足够的农业生产力为其提供农产品的。由此推论，可见陈寅恪以人口学的角度考虑经济问题，并且已意识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政策有重大影响，此思想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似有不谋而合之处。其次，陈寅恪从经济、军事等角度对“和籴”由“和买”变为“强征”的现象，作出了极为精彩的分析。陈寅恪以为，若官府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虽利民但政府财政难以支撑；若官府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则中国古代社会下的民众对官府自有一种畏惧与抗拒心理，也使得收购难以进行。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成于抗战军兴期间，虽篇幅精炼，但奠定此后中文世界学者理解中古史的基本框架，为治史者所必读。其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云“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开宗明义地指出隋唐制度的三源：一日（北）魏、（北）齐，一日梁、陈，三日（西）魏、周，接下来分别从礼制（附都城建筑）、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六方面证成其说。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陈寅恪通晓包括梵文、突厥文、西夏文在内的十多种文字，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文学、清代文学及佛教史等均有精湛研究，在将比较语言学与诗文证史的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他也是我国敦煌文献研究和以敦煌资料补史证史的开拓者之一。尚著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柳如是别传》、《
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等，皆收入《陈寅恪文集》与《陈寅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