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牧师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波兰、捷克、乌克兰、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军队中设立的职务。现代随军牧师制度实际植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绝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设置了随军牧师机构，其法律地位既为国内法律所承认，也为国际法所承认。根据1949年通过的《日内瓦公约》，军队神职人员不被视为战斗人员，即使在被俘的情况下，其地位仍保持不变，有权继续在战俘中从事神职工作。

探寻随军牧师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悠远的历史深处。每当出现骚乱、危急和恐怖的时刻，人类总是寄希望于宗教和宗教人士，以获得安慰。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在发生战争冲突的时期，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们都会转而求助于宗教。公众总是期望把宗教的抚慰同样传递给那些在战场上服役的士兵们。

“随军牧师”一词产生于四世纪，当图尔的马京神父还是一名年青的战士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没有衣服穿的穷人，为帮助他御寒，马京神父将自己的士兵披风撕成两半，把其中的一半给了那个穷人。当天晚上，神父梦到了这个穷人，后者告诉神父，他是耶稣。后来，马京神父的另一半披风在法国军队中成为顶礼膜拜之物。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被称为“祈祷室”的随军教堂，而在其中供职的神职人员则被称为“祈祷师”。

早在基督教和随军牧师产生之前，一些国家和军队的统治者就表现出了对军人精神状态的关心。在史前军队中，祭司和占卜术士一同随军出征，鼓励战士们建立功勋。

随着基督教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军队中的祭司消失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职位一直空缺，因为教士们不能决定神职人员是否能参战。

公元742年，德国雷根斯堡（德国东南部古城）宗教会议首次正式规定，在军队中设立随军牧师一职，但是禁止这些“上帝的仆人”携带武器或直接参战。公元4世纪的一个传说称，一位名叫图尔斯·马丁的异教罗马士兵碰到了一个冻得发抖的乞丐，就把自己的军用斗篷的一部分分给了他。那天晚上，他梦见了身披斗篷的耶稣。于是，他转信了基督教，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基督教会。他死后被封为圣徒。图尔斯·马丁后来成了法兰西的神圣保护人，他的斗篷也成为一件圣物，被历代法兰西国王带上战场。这件斗篷在拉丁文中被称为披肩（cappa）。其便携式神龛被称为capella。看护它的牧师叫作cappellanus。最终，所有的随军神职人员都被称为capellani，法语称为chapelains，从此便有了随军牧师一词。

斯通教士是英属美国殖民地上第一位随军牧师。贯穿美国独立战争的随军牧师史是一部牺牲和奉献的历史。殖民地牧师们常常从他们自己的教区和传教地征集士兵，并率领这些士兵走上战场。他们承受着个人的痛苦，并整天和饥饿、孤独、拘禁、挫折、伤病及死亡打交道，直到最终的胜利。1775年7月29日，大陆议会对随军牧师的身份给予了官方认可，还表决了有关大陆军中各级军官和招募人员的薪酬支付问题。备忘录上注明的是“随军牧师20美元”，每月以现金支付。这是与指挥官和军法官们相同数额的报酬，这也是美国政府首次对随军牧师的官方认可。于是，那一天被认为是美国随军牧师制度的诞生日。

美国独立战争中工作过的随军牧师约有222～238名。牧师们的职责范围相当广泛，除了和士兵们一起战斗、行军之外，在战争的考验面前，人们还看见他们在营地传道，访问和关心伤病员，照料临终者等。1777年1月2日，约翰·罗斯布鲁赫牧师在第二次特伦顿会战中不幸身亡，这是在独立战争期间阵亡的第一位美军随军牧师。

美军随军牧师机构直接隶属于美国国防部，随军牧师事务委员会对各类随军牧师分支机构实施领导，是随军牧师的最高领导机构。该委员会包括：各军种首席牧师局，司令部（区域）首席牧师处，集团军、军、师、旅及各部队随军牧师处（科），部队牧师及分队牧师助理。牧师事务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分管人事的国防部副部长。该委员会由6人组成，其中3人是军种首席牧师，他们轮流担任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所有随军牧师在编制上由所在兵团指挥官领导，在业务上由相应的牧师机构指导。

美国是笃信宗教的国家，美军95%以上的官兵信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宗教不仅深刻影响着美军官兵的人生观、价值观、战争观和生活方式，而且是战争进程的重要催化剂。美军认为，战时宗教支援不仅保证政府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和精神影响，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辅助作战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在战时，美军实行随军牧师制度，在战区陆军集团军设牧师处，师设牧师科，营级单位编配随军牧师；海军舰队、海军陆战队设牧师处，分舰队设牧师科，大型舰艇、中队编配随军牧师；空军各战区、航空兵设牧师科，基地、联队编配随军牧师。联合作战中，美军根据作战任务需要任命资深随军牧师到战区司令部工作。美军随军牧师达3100多人，平均每700名官兵就有一名随军牧师。在近几场信息化局部战争中，美军宗教支援工作随着战争、战斗的进程而展开：在战争动员阶段，随军牧师主要从宗教意义上对战争性质和影响作出评估，对官兵灌输“为上帝而战”的思想；在部队配置部署阶段，随军牧师主要为军人家属提供宗教支援，减轻参战官兵与其家人之间的相互担忧，防止官兵因遭受战斗压力折磨，出现所谓“战场综合症”，丧失战斗意志。战争期间，美军参战部队在国内的军事基地教堂全天开放，为参战人员家属提供各种服务，组织家属子女给参战亲人写慰问信、募集和邮寄慰问品等，受到了参战官兵的欢迎。在作战行动阶段，随军牧师选择恰当时机和地点，组织官兵周日礼拜，探访受伤官兵并接受心理咨询等。伊拉克战争期间，部分信奉犹太教官兵担心被俘后受迫害，思想压力很大，随军牧师多次探访，为他们解除思想顾虑，使其“轻装上阵”。随军牧师还要为阵亡者组织追思礼拜仪式，以发挥宗教慰藉的作用。

十六至十八世纪，军队中的宗教机构和随军神职人员陆续在法律上得到国家的承认。十六世纪，英国军队组建了牧师团， 1690年，波兰国会首次为步兵和骑兵设立了36名牧师。

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对宗教因素十分重视。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苏丹、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联酋、阿曼等伊斯兰国家，军队教育工作由所谓的精神指导机构负责。精神指导机构不仅负责制订对军人开展日常工作的制度，还负责监督军人是否严格遵守伊斯兰教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