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三十三》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一篇杂文。文章创作于1918年9月26日，最初发表于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1925年9月24日补记，署名唐俟，后收入《热风》。文章抨击封建复古派，揭露他们敌视科学、反对改革的种种鬼蜮伎俩。全文专事用典，广泛征引各种谬论，加以巧妙排比，使之不攻自破。

随感录三十三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

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胳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希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据我所晓得的，是Koch博士发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见了一种，Koch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极么？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

“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虽然也分不出发见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

“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曰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倍于行星。……其绕日者，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焉。”

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讲地狱的也不过钞袭《玉历钞传》。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上面一篇“嗣汉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序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联军之祸，几至国亡种灭，识者痛心疾首，固已极矣。又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放僻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

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拳匪了。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讳）的论文，他说：

“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残贼人道矣！

“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知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伪。相尚于欺伪，则祸止于欺伪，相尚于知能，则欺伪莫由得而明矣！”

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

“孔圣人张天师傅言由山东来，赶紧急傅，并无虚言！”（傅字原文如此，疑传字之误。）

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灵学杂志》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先生书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可惜近来北京乩坛，又印出一本《感显利冥录》，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谛闲法师的问答：

“师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济公临坛，所说之话，殊难相信。济祖是阿罗汉，见思惑已尽，断不为此。……不知某会临坛者，是济祖否？请示。’

“乩云‘承谕发愿，……谨记斯言。某处坛，灵鬼附之耳。须知灵鬼，即魔道也。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

师云”的发愿，城隍竟不能懂；却先与某会力争正统。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无根柢，科学也还该活命了。

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以上所引的话，不过随手拈出的几点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还不知有多少奇谈。但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这是什么缘故呢？陈正敏《遁斋闲览》有一段故事（未见原书，据《本草纲目》所引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现在只当他比喻用）说得好：

“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

关于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说的大概也是错的，但现在手头无书可查。也许是Koch博士发见了虎列拉菌时，Pfeffer博士以为不是真病菌，当面吞下去了，后来病得几乎要死。总之，无论如何，这一案决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补记。

1917年10月，上海一帮封建文人成立了“上海灵学会”，并出版《灵学丛志》，专门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他们狂言：“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并在许多地方公然设坛扶乩，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这些人的活动立即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为《灵学丛志》题词，企图利用封建迷信使人民永远处于蒙昧落后状态，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有鬼论与无鬼论的斗争。时任北大心理学教授的陈大齐在《新青年》上发表《辟灵学》一文，指出乩文的荒唐可笑。钱玄同也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列举了“灵学”的谬论，着重指出了乩文中回答音韵的荒唐可笑。鲁迅则在1918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了《随感录三十三》，对这场有鬼和无鬼的斗争作了科学的总结。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之一，灵学派以宣扬鬼神迷信来混淆是非，与之对抗，甚至到了“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的地步。《随感录三十三》即是揭露和批判当时“最恨科学”而“好讲鬼话”的“灵学派”一班人的。揭露他们敌视科学、反对改革的种种鬼蜮伎俩。鲁迅从唯物主义立场强调科学，是对那些借宣传迷信与复古以对抗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卫道者，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文中列举了他们的种种“捣乱”行径，愤慨地说：“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由此，“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宣明要救治“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要靠“鬼话的对头的科学”，靠“不是皮毛的真正的科学”。

同时，前6段的“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等句中，鲁迅注意正确使用概念，对概念的内涵理解得深刻，把形式逻辑用作战斗的武器，揭出论敌使用概念的不正确，有力地嘲讽了论敌的无知可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丁晓原：鲁迅随感录的题旨大多关涉其时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如《随感录三十三》，针对“最恨科学”者“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的捣乱之举，辩说真伪科学，揭露扶乩迷信的种种本相。（《精神的表情：现代散文论》）

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会员吴兴人：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三、五十三两篇中，揭露了专讲鬼话、愚弄百姓的各种迷信思想，批评了各种愚昧无知的封建陋习，痛斥了“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指出只有宣传科学才能医治“祖传老病”。鲁迅这些随感录，精悍凝练，明白晓畅，如一把把尖利的匕首。（《中国杂文史》）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宝明：在《随感录三十三》中，鲁迅不但从道德与科学的比较中表达了理与情的选择，而且也对义和团的迷信作了批评，极富理性主义色彩。（《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鲁迅（1881年—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等18部。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称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