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礼大学，始于1906年美国雅礼会在湖南长沙创立的雅礼学堂。日后发展成称之为“中国耶鲁”的学府组合：雅礼中学(Yali Middle School)、雅礼学堂(College of Yale-in-China)、湘雅医院(Hsiang-ya Hospital)、湘雅医学院(Hsiang-ya Medical College)和湘雅护理学院(Hsiang-ya Nursing School)。医学院和医院选名“湘雅”，“湘”表示湖南，“雅”代表“雅礼协会”。这一名称表达了独特合作伙伴的关系。1914年9月，翘首以待的雅礼学堂(College of Yale-in-China)开学。除了国文和中国文学课使用中文外，其他课程的主要教学语言为英语。迁址标志着随后10年难以置信的发展。原来的预备学校成为雅礼中学(Yali Middle School)。1931年雅礼协会决定联合其他4个美国和英国组织，共同在武汉创建华中学院（雅礼学堂并入，后发展成华中师范大学）。1940年教育部将湘雅医学院收归国有。

20世纪初年，美国雅礼会决定在中国办学传教，首先派出德士敦(Thurston)来华，选定长沙作为他们办学的理想地点。1903年，湖南境内10个基督教会的代表在长沙开会，议决邀请美国耶鲁大学传教会将长沙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中心，建议在长沙创设理学院、文学院和医学院。雅礼会接到这一报告后再一次进行了论证，认为湖南有2000多万人口，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地处华中腹地，可以影响全国。因此决定在长沙兴办学校。于是，雅礼会又派席比义(Seabury)来长沙。席比义曾在明德中学教过英语，与长沙教育界人士接触广泛，但他还没来得及创办学校，就在庐山牯岭淹死了。此后，雅礼会又派盖葆赖(Gage)和胡美来长沙。1906年，他们就在长沙创办了美国雅礼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校——雅礼大学，由盖葆赖任校长。

雅礼大学最先在长沙西牌楼雅礼医院的对面租借民房为校舍，于1906年11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首次招收了预科生53名，全部是男学生。从此直到大革命时期，雅礼大学预科共办了20年，先后毕业学生200多人。从1914年开始，雅礼大学开始招本科生。开始时仅有文科和理科两个学科。1919年，雅礼大学迁往北门外麻园岭，并于1920年建立了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的科学馆。此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医学预科由雅礼大学接办，雅礼大学除文、理科外，又有了医预科(两年制)。

雅礼大学有教授10人左右。教职员中有美国雅礼会派来的，也有在中国聘请的。雅礼会开始派来的教员宗教色彩颇为浓厚，但以后派来的人其宗教色彩逐渐淡薄，大都是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到最后几年派来的都是一般普通大学生毕业生，大都只能教英文。还有一些是学军事或搞情报工作的。因此其他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大都是在国内聘请的。

1949年解放后，雅礼大学被政府取缔，雅礼大学的很多专业资源转入湖南大学及湖南医学院。

1910年，雅礼会在雅礼大学校内办了雅礼中学。校长有盖葆赖（兼）和解维廉。到1916年，中学的在校生大约有100来人。中学的教师实际上就是雅礼大学的教师兼任。这所中学收费很高，大约每学期需银洋100元左右，因此，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或名流后代。学校待遇也比较好。学生都是寄宿，食堂可以自己花钱加菜，衣着方面，冬季穿呢制服，夏季穿自制服，平时都穿皮鞋。

当时，雅礼在中国办学有一个指导思想是“培养中国人自己来教中国人”。因此，雅礼中学的教职员中，有较多的中国人，有些后来还掌握了学校的一些管理权。如创办初期，学校负责总务的是中国人王海轩，他除掌管学校财务外，到后来，连聘请教职员、处分和开除学生他都有权过问。

雅礼中学开设的课程中，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的教材都是采用英文原版本。教师上课时也适当使用一些英语。英语课的教材是盖葆赖自己编写的。后来，这套教材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度风行全国。英语课教师都由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学士任教，并采用直接教学法。国文课则全部请中国教员，大部分是一些前清秀才或进士，如黄金台、汪根甲、周铁山等。他们所教的内容大都是古文，学生写作文用白话文还要扣分。雅礼中学还很重视体育，其强项是足球，校队“蓝白队”曾多次挫败英国水兵队，并代表湖南参加华中和全国运动会。该校的教学质量高，其毕业生很多考取国内的名牌大学，有相当一部分被雅礼会送到美国留学。

从清末以来，外国教会在华开办学校越来越多。湖南是外国教会办学的一个重点，而长沙地当首要，更是其重中之重。据1923年2月25日的《大公报》报道：“湖南各地教会所办各项男女学校极形发达。”并认为“教会学校之发达，中国恐当推湖南为首”。据不完全统计，在20年代初，湖南各地有教会大学3所，除长沙的雅礼大学外，还有益阳的信义大学、岳阳的湖滨大学。教会办的中学则更多，先后有10多所，长沙即有雅礼、福湘、广雅、雅各、协均等。这些教会学校大都没有向地方当局备案，又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反帝活动，还强迫学生在校内做礼拜、唱圣歌、读圣经。如柳直荀在雅礼中学读书时就因为不愿做礼拜而缺席，被学校留级。

教会学校的这些做法自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起了从1923年持续到1927年的教会学校的非宗教运动。雅礼大学和雅礼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一斗争。1924年12月，雅礼大学和中学全体学生300余人为反对学校当局不向中国政府立案、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强迫学生诵读圣经和美国教师无理侮辱中国学生而相率退学。1926年12月，雅礼大学和中学学生与长沙其他教会学校学生一起发起了要求将圣经课改为三民主义课、公开学校财务、向政府立案、学生参加校务会议的斗争。这些斗争对各国教会在湖南的办学活动进行了沉重打击。特别是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教会学校受到的压力更大。不少外籍教师离开湖南，不少教会学校因此停办。

各教会学校也存在很多弊端，如设校过多，学生太少，设施简陋等。大革命后，当时中国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管理规程》规定，私立学校的校地、校舍、资金、设备都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方可立案；“凡未经立案的学校，其毕业生在社会上不能享受一般学校毕业生的同等待遇”。因此，教会学校若不立案，就不能继续办下去。而当时各教会学校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未能达到立案的标准。于是，各教会只得对教会学校进行了改组合并。大学方面，益阳信义大学在大革命时停办，没有再恢复；雅礼大学和湖滨大学则迁至湖北，与武汉的文华、博文、博学3校合并为华中大学。中学方面，也采取了集中的办法，许多教会中学就近合并。1928年，雅礼会邀请在湖南的美国长老会、遵道会、复初会和英国循道会一起合办雅礼中学，聘请由雅礼大学毕业的劳启祥代理校长。劳启祥学识渊博，热心教育，素富爱国思想。他一上任就重用中国人为行政人员，致力于选拔“吸收欧美文明，振兴五千年民族”的志士。1932年他转为校长，领导“文理分科”教育改革获得成功，毕业生的升学率大大提高，为学界所瞩目。

改组后的雅礼中学是一个初高两级中学，定名为湖南私立雅礼中学。该校的经费由5个教会团体分别承担，由5个团体派出代表组成学校董事会，共同管理学校。一直到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由人民政府所接办。

由于西牌楼校舍拥护不堪，又无发展余地，1910年，学校在长沙城北门外麻园岭购得地皮兴建新校舍。1911年，大学预科第一班学生3人毕业。1914年，学校成立大学本科。1914年7月，雅礼协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办湘雅医科学校（“湘雅”意即湖南雅礼），颜福庆任校长，胡美任教务长兼医院院长。1916年，麻园岭新校舍第一期工程竣工，学院迁来新址。1917年，大学本科第一班学生8人毕业。1920年，湘雅医学预科合并于该校大学部。此时，学校规模已渐完备，有了文、理、医预三科，因此正式定名为“雅礼大学”。1920年秋，学校又增设中学部，张福良任中学部主任。1924年，大学负责人盖葆耐归国，雅礼协会任命胡美为雅礼大学校长，解维廉为主事，主持校务，雷文斯（Dickson H. Leavens，1909年来校）负责总务。这时，学校已建成为一所气魄宏大的校园，其中有科学馆、大礼堂、寝室、教室、餐厅、大操坪与教授住宅。

1924年，雅礼大学第十三班毕业。革命烈士柳直荀就是这个班的毕业生。柳直荀1916年考入雅礼大学预科10班。其间，他结识了杨开慧、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并在雅礼大学创办了“校园周报”，成立了爱国组织“绿竹学会”，举办“平民教育”。他还组织雅礼同学参加驱张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并在“五四”期间当选为湖南学联评议部长和救国十人联合会总干事。1923年，柳直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雅礼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柳直荀从雅礼大学毕业后，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后于1932年牺牲于洪湖革命根据地，时年34岁。毛泽东同志曾写《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诗词以示纪念。

1926年冬，学校因大革命政局影响而停办，美国人员除雷文斯一人留在上海联系外，其余全部回国。学校停办期间，则由中国教职员劳启祥、应开识、谭仁义负责守护，直至1928年。

191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墨菲通过耶鲁的关系，获聘为耶鲁校友筹建的长沙雅礼大学新校园进行规划设计。那年5月下旬，墨菲来到中国。墨菲为雅礼大学附属湘雅医院设计的三层病栋及附属建筑，是当时华中地区“最摩登最适宜的”建筑物、设施最好的医院，也是长沙仅存的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