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原名陈开红。中国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文联委员、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院长。

1963年12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洪祥镇陈儿村。小时候，雪漠家中一贫如洗。他的父亲是马车夫，跟母亲一样，大字不识一个。为了挣点工分，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很小的时候，雪漠就当牧童。他每天牵着村里的枣红马，到湖湾里放牧。

1970年—1975年，在武威洪祥镇夹河小学上小学。上小学时，雪漠便显露出出色的记忆力，开学不几日，他便将所有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因为人口多，劳动力少，他家的生活贫困如洗。家里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读书，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家乡流传的凉州贤孝成了雪漠唯一的精神食粮。

1975年—1978年，在武威洪祥镇洪祥中学上初中。

初中毕业后，雪漠以一篇作文，被当时的甘肃省重点中学武威一中录取。

1978年—1980年的两年高中生活，除家里提供的面食外，雪漠只花去了70元钱，这些钱，都买了书。两年间，他只以馒头充饥，没吃过一顿菜。那时，他最怕的，就是在女孩面前走路，因为他不敢保证裤子是不是又开了洞。上学第一年，他只有一套单衣。

洗衣服时，他只能等到星期天，因为他可以在被窝中等待衣服晒干。

1980年6月—1982年5月，在武威师范上中专。雪漠在读师范的两年期间，他几乎将所有的闲暇都用来读中外文学名著，同时，他省下伙食费用来买书。他最早的作品就是在师范写的，那年，他17岁。除了读书，雪漠开始大量背诵古诗古文。他的衣袋中老装着供他背诵用的卡片。他背的几百首唐诗就是在走路时背会的。

他宿舍的窗户上老是蒙块黑色的油布，他不分白天黑夜地读书、练笔。在乡下小学，没有大灶，他只能自己做饭。为了节省时间，他一天只做一顿面糊糊，待冷却后，就用刀切成几块，一顿吃一块。每到假期的时候，他都不回家，过年也守在学校。

1982年7月—1991年5月，在双城镇南安中学、北安中学、双城中学、双城河西小学、东关小学任教师。

1995年3月—1997年6月，在甘肃省教育学院进修，获得大专学历。

1988年8月，处女作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发表于《飞天》文学月刊第8期上。

1991年—2002年8月，雪漠在原武威市教育委员会工作，任教研员兼《武威教育报》编辑。雪漠一边练笔，一边搞社会调查。他沿着祁连山，风餐露宿，走庄访户，搜集民风民俗。他用那双脚板，把凉州大地丈量了好多遍，从此拥有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

1988年，开始创作《大漠祭》，原来构思是部中篇小说。其意图，就是想写写农民的生活。

对《大漠祭》，雪漠进行了无休止的修改和重写。说不清写了多少遍，梦魇一样，屡废屡写，都失败了。

更为痛苦的是，雪漠发现自己已走错了路。他已染上了浮夸的文风，失去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质朴。他决定重新练笔。

为了不受干扰，雪漠拒绝了一次次的发财机会，变得穷困潦倒，常常身无分文。有时，到处搜寻一些旧报，才能换来一顿菜钱。

没有住房，没有写作空间，一家三口，只有10平方米的一间单位宿舍。夜里，两顺一逆地排列，才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除了生存必需，他几乎将所有的钱都用于买书。苦极了，雪漠就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殉文学吧。要当，就当个好作家。失败了，活不下去，就跟妻子回老家种地。本是农民的儿子，再当农民，也不赔本。

因为抛弃了熟悉的笔法，他再也写不出一篇文章；因为有了新的文学观，他不再有满意的素材。他再也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为了摆脱扰心的烦恼，雪漠开始每日禅修，并按苦行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饭后影响大脑的正常思维，雪漠过午不食，并坚决地戒了与他相依为命的莫合烟，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

坐禅之余，他形疲神凝，恍惚终日，昼里梦里，都在练笔。

终于有一天，雪漠豁然大悟。眼前和心头一片光明。他说他从此“放下”了文学，不再被文学所累，不再有“成功”的执著。奇怪的是，这时反倒文如泉涌了。他明白，能重写《大漠祭》了。

1988年8月，也就是雪漠25岁那年，甘肃省《飞天》杂志在头条位置发表他5万字的中篇处女作《长烟落日处》，在甘肃省内外引起轰动。

1989年，《长烟落日处》被收入敦煌文艺出版社《戈壁绿洲旭日》一书。

1991年，《长烟落日处》荣获“甘肃省第三届优秀作品奖”。

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雪漠的学术专著《江湖内幕黑话考》。

1992年，由甘肃武威地委（现武威市委）宣传部上报甘肃省参加评奖，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

1993年，这一年雪漠刚好30岁。1993年农历十月二十，是雪漠的生日。那天，他剃光了头发和胡须，躲到了一个偏僻的所在，开始了几乎与世隔绝的4年。这时的创作，已进入“大活”阶段。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寂寞，只有宁静和超然。这时的他，不考虑发表，不考虑成功，只想完成。他所要做的就是叫“人物”从笔下自然而然地“流”出来，进而达到“文贵自然”的艺术境界。

2000年，雪漠将写了12年的《大漠祭》寄往上海文化出版社。从此，他登上了文坛。

2002年8月至今，调入甘肃省文联任专业作家，评为中国国家一级作家。

2003年，其长篇新作《猎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首印三万册，屡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家推荐排行榜”。

2020年，雪漠文化游记《带你去远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雪漠作品文学思想：用心灵回归“大漠”

从作家的“大漠三部曲”到“灵魂三部曲”再到《野狐岭》，文本中所感知的世界具有继承与超越的特点。雪漠在创作《大漠祭》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他早期的创作，是一个严格的文学功底以及文学素质的训练过程。《大漠祭》作品发表之后，雪漠的文学训练就成熟了，因为文学本身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作者的血肉，这时候就像呼吸一样，非常自然，不需要刻意地去打磨和锤炼。《大漠祭》作品发表之后，雪漠的所有作品其实是在流淌着一种灵魂，流淌着不同时期的雪漠的灵魂。《大漠祭》的关注点是老百姓的存在本身，所以《大漠祭》的文本只能用《大漠祭》来展现。严格地说，《猎原》的创作更近了一步，通过牧人、猎人这个意象来写出一种存在，一种心灵“猎原”上的冲突，一种欲望面前的冲突。

《白虎关》又近了一步，那是一个时代的变化，这个时代马上消失了，一群人活着的痛苦，活着的焦虑与纠结，新世纪和旧世纪交替的诸多东西都在《白虎关》中有所体现。雪漠之后写《西夏咒》，他认为存在性的、本体性的东西可以告一段落了，而是追寻一种深层的灵魂的东西，《西夏咒》看来非常难读，但创作《西夏咒》的时候完全是喷涌状态，不是常态的，创作《西夏咒》的时候停不下来，没有办法阻断这种写作状态。《西夏咒》的呈现，其实是作者的创作达到了一种境界——内心世界以及情感达到非常饱满状态的时候，此时作者的创作灵感就会喷涌出来。

雪漠几乎拒绝各种欲望的东西，因此他总能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精神世界，《西夏咒》就是这样的作品。

《无死的金刚心》是另外一种风格，好多人认为不是雪漠创作的，事实上作者写了一个平凡的人在不断地寻觅、超越过程中成长为智者的故事。

《无死的金刚心》和《西夏咒》之后，雪漠的读者超出了文学圈，尤其以《无死的金刚心》的读者群最为明显，包括为文化的、为信仰的等等。他们读得如痴如醉，甚至包括出家人。在文学意义上，作品也许并不是多么重要，但在灵魂意义上，却是很重要的。“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是雪漠创作作品的新的超越，作者感受到了别人没有感受到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理解为精神世界，也可以理解为灵魂世界，很多人读得如痴如醉，文学界很难感兴趣，但是崇尚精神信仰的人却奉为圭臬，奉为心灵的重要食粮。可以说，“灵魂三部曲”里面所有的内容其实是雪漠精神追求的一种归结。《野狐岭》正好就是介于二者之间，既有一种灵魂上的探索，又有回归“大漠”的努力，《野狐岭》的完成是在沙漠里完成了一次类似的招魂。

文学是自由的，文学能表达人和人的灵魂。《野狐岭》的创作也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喷涌而出。雪漠的所有作品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在孕育的过程中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生，但成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它的出生。创作《野狐岭》的那种喷涌的过程有一种鬼魂附体的感觉，巨大的力量逼着作者写。当一个作家到了完全隔绝欲望世界的时候，完全沉迷于精神世界的时候，总有一种饱满的诗意从生命的深处涌动出来。

作者作品的文字背后有一种奇怪的东西，有一种涌动的力量存在。人与社会、自然达到了一种天衣无缝的浑融，这种写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欲望性写作，雪漠把它称之为智慧性写作。宁静的水面下有很深的世界，流动的河水上找不到这种世界，非常宁静的水面才可以照出整个世界，所以说一个作家的宁静可能更为重要。可以说，雪漠的创作过程更多的是他的成长过程。到一定的时候，雪漠就可以成为他自己笔下的所有人物，能成为大自然，成为骆驼，成为狼。沈从文说自己是贴着人物写，而雪漠是成为人物写，写大漠也是，写戈壁也是，写骆驼也是，写所有的人物都是。

为了丰富对于世界的了解和对生活的体验，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雪漠经常去深入采访，这个过程就是为他腹内的孩子提供营养，采访的越多，这个孩子就越饱满，所以作者的创作过程就是自我成长的过程。

雪漠的小说语言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是每一本小说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大漠祭》是一种语言，《猎原》是另一种语言，《白虎关》、《西夏咒》、《野狐岭》都不一样，每部作品语言都不一样。事实上，雪漠写作的时候没有语言，但是他笔下的人物有语言，什么样的人物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农民就有农民的语言，凉州人就有凉州人的语言，所以当作家进入这个人物的时候，或者你成为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必然会有这种语言，所有人物的语言和他的命运、性格都是有联系的，语言承载着一个人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命运。一个人的语言信息和思维信息承载着他的全部信息，一本书也承载着作家的全部信息。

就像一个人的细胞，承载着这个人的全部信息，可以复制出这个人，克隆出这个人。语言也是如此，一部书也是。所以有时候，只要作者进入那个人物，成为那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是不用考虑语言的，因为那个人物本身就有语言，这时候你的语言就会成功，就会展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东西，虽然这个人物是你塑造的，但是他具有自己的生命特征，有他的气息，也有雪漠的气息。

其实写作的时候，雪漠并没有挖空心思去考虑语言，只有一种无我的状态，完全融入到描写的对象，人物、景物、实物、场面之中。甚至于这个时候，雪漠都没有创作或写作的概念，不考虑语言技巧这些东西，否则心就不宁静了，一般在遣词造句、构思创作的过程中有些东西瞬间就丢掉了。真正在写作的时候是没有语言的，脑子里没有文字，没有构思，只有一种巨大的诗意力量的涌动。

灵魂写作

雪漠的创作归结到生命写作，或者叫灵魂写作。雪漠的作品从“大漠三部曲”到“灵魂三部曲”再到《野狐岭》，每一部作品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有雪漠的影子，但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种底色。《野狐岭》所谓的神性也好，灵魂也好，这个东西按照唯物主义及无神论观点来说是没有的，但通常被称为“迷信”的东西却在民间大量存在。雪漠书写，常常“进入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境界，更深层地说，就是完全脱离了世俗，甚至脱离肉体的一种东西而进入纯粹的灵魂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因为他已经不是雪漠本人，不是作家本人，写婴儿他就成婴儿、写老人就成老人，包括骆驼的人格化，他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理性世界的作家创作。不然，雪漠就不会有喷涌的感觉和一发而不可收、不吐不快的感觉。理性的东西从文字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但是，雪漠的作品有时候很难用理智、理性来分析，如果读者进入不到作家灵魂创作的境界当中去，进入不到作家那种癫狂状态，你就很难把握作品的底蕴。

（雪漠）宁静者没有自己，高度的宁静状态下有一种丰富的诗意，而且它会有一种巨大的快乐，全身的肉也会蹦蹦地跳，这个时候心仍然是非常宁静的。作家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拥有一面大的镜子，它可以照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可以进入任何想进入的人物。

一个作家的创作理念，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在雪漠的小说中，不管是“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白虎关》《猎原》，还是“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均由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典型人物形象）、物（动物）和文化（宗教、风俗）等四个关键词构成。四个方面相互映衬、相互关联，即在特定的文化和环境中，塑造了特有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同时，从人物性格和形象中，也能推断出他们处在西北大漠的自然环境。

环境

研读雪漠的小说，首先须了解西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农民“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的深切体验，是作者对农民的真实生活感受的表达。不管是《大漠祭》《猎原》还是《白虎关》，均描写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单调的社会环境，也正是这样的环境，塑造了令读者回味无穷的一幕幕故事情节、一个个感人的人物形象。这些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形象地折射了西部农民恶劣的生活环境，让身处城市的读者习以为常的生活小事变得如此复杂、艰难。

1、自然环境

雪漠的小说不管从书名，还是内容看，描写的自然环境都是典型的西部农村。对农民生存环境的深切关注，是雪漠小说最能反映作家现实责任感的地方。雪漠的小说以关注生活在苦难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主，通过对苦难生活的叙述反衬自然条件的艰苦。作者之所以把农村生产生活描写得情真意切、细致入微、令人入神，但又显得“腻而不厌”、不庸俗，原因就在于雪漠“对农民和乡村深厚、真挚的情感，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亲情”。

雪漠小说的创作背景就是西部大漠，也就是作者本人生长、生活的地方。雪漠在创作环境的选择上，聚焦于大漠，既具有西部自然环境的典型特点，让读者自然而然想起了西部，也是作者了解最多、思考最多、感触最多的家乡，还体现了作者的超人之处。张明廉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看，雪漠可谓写大漠与人的第一人。起码，在中国，或者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是没有的，这一点我们肯定。”对自然环境的描述始终围绕艰苦、封闭、落后等进行描述。自然环境决定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性格及当地的文化，为小说中故事人物的出场做了铺垫。自然条件的恶劣、生存的压力决定了老顺一家人的经济面貌，决定了生活的艰辛，也为家庭的悲剧和年轻人婚姻的悲剧做了铺垫。

2、社会环境

雪漠小说中的社会环境是简单的、庸俗的，具体表现就是狩猎、串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娱乐方式就是喝酒、谈女人。在雪漠的小说中，对于西部农村的“乱性”叙述得较多，如兰兰和花球、猛子与双福老婆等，这似乎成为当地人互相交流感情、拉近距离的共同话题。

西部农村以封闭、保守、落后著称，竟然以“性”作为取乐的话题，这打开了读者的传统认识，也真实反映了大漠农村的社会环境。

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加剧了生活的艰难。老顺说道，各种杂税已经足够沉重，再加上给灵官治病，借了不少债，无力给猛子娶媳妇。面对猛子伤风败俗，与其他女人偷情，老顺只好忍受，摒弃传统习俗的责怪和乡邻的嘲笑。面对环境的日益恶化，水资源和放牧逐渐成为当地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们为了争夺水源，开始打架，最后甚至发生悲剧。

人物

人是任何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主角的言行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及要表达的思想。在雪漠的作品中，有一系列与大漠相关的人物，他们卑微但不卑贱，强悍而不霸道，他们顽强、坚韧，像大漠中的骆驼，大漠的自然属性造就和磨炼了他们的性格。雪漠小说中的主角是农村最底层的人或是人民大众，或者是“弱势群体”。雪漠在描写人时，紧紧围绕着生活的规律、乡村的特有习俗及社会性进行分析，生活的规律就是农村的生产生活，春夏秋冬和日常的生活。雪漠在描写生产时，着重强调了西部农村的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生活的艰辛，生活在这里的西部人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无奈和遵循。

雪漠小说中的人物以女性为典型，刻画最为形象。除了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照顾家庭，还要承担各种农业生产活动。同时，妇女还要受到传统习俗的束缚。雪漠小说中的女性，既有封建思想束缚，又有对自由和城市的向往。这些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的西部女性，体现出安于现状，对目前生活的自我满足，如莹儿和兰兰；有不安于现状但无能力改变现实的女性，如双福女人；有对封建和传统习俗挑战的新时代女性，如月儿。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无一例外都以悲剧收场，这说明在自然条件，特别是传统习俗和观念的约束下，西部的农村妇女很难摆脱各种枷锁的束缚，走向真正的自由。总而言之，雪漠笔下的女性构成了另一个独特的世界，她们与严酷而贫瘠的大漠精神交相辉映，又与多情而丰腴的大漠性格水乳交融。

雪漠小说中的男人，有典型的农村家长形象，如老顺；有好吃懒做的“恶棍”，如白福；有向往城市生活的新时代青年，如灵官、黑糕子。

老顺是典型的农村家长形象，在他的脸上、衣着和言行上，雪漠刻画了一个家长的操劳、无奈和艰辛；对生活和世俗的安于现状；对违背伦理的深恶痛绝。这是一个典型农民家庭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都要面对的棘手问题。老顺表现出一位西部农村家长的特有形象，将更多的无奈、无助和不理解归罪于自己的无能。因为没钱给大儿子憨头娶媳妇，无奈之下，老顺夫妇采用了“换亲”方式，牺牲自己的女儿兰兰的自由和幸福。没钱给二儿子猛子娶媳妇，猛子干了偷鸡摸狗之事，使老顺无脸见人；因为没钱给憨头看病，最后治疗无效。老顺的神色中体现出西部农村家长的无奈、无助，体现出生活的艰难和不容易。孟八爷所说：“是时候了。猛子一过，灵官又到了。你个老驴连卸磨的机会也没有。”

《猎原》中的人物黑羔子是一个比较有思想、有想法的“牧羊人”，是新时期农民的代表，是不安于现状、想改变又无法改变现实的人，与猛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与猛子的对话中，显示出黑羔子比较深入的思想。“羊比狼坏”一句让猛子不明白的话，说出了黑羔子更加超人的思考，是羊吃草破坏了生态，让“绿包”变成了“沙丘”。“放几辈子了，也没放出个啥名堂”，“就屁大个芨芨湖，你也啃，我也啃，能啃多久？那井，也那样儿，瘦狗努似的，羊还不饿死？”体现了黑羔子相对比较超前的思想认识，认为仅仅依赖现有条件和资源无法改变贫穷和落后的面貌，但是自己又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只是一种呼唤和抱怨而已。

动物

雪漠小说中的动物，如狼、骆驼、老鹰等成为小说中联系自然环境和人的桥梁。动物为大漠中寂寞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是西部大漠环境构成的一部分。

雪漠小说中的狼是大自然生命的组成部分。狼的出现，为西部生存的环境增添了一份恐惧。雪漠用文学化的语言，将狼、人及环境构建起了一个立体式的场景，人和狼为了生活，对有限的资源进行角逐，生动的场景让读者展开无限的遐想，给读者增添了暴力、野蛮和混乱的形象。

在雪漠的小说中，有一种拜月亮的有灵性的狐狸。西部人把这种动物叫狐仙，这“仙”字，包括超越、灵性和智慧等。而同时，我们又将不明白活着的理由的人，称为“混世虫”，即浑浑噩噩过日子的虫子。

雪漠的作品《野狐岭》，将对动物的描写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在《野狐岭》中，雪漠以骆驼为重点，刻画了不同性格的骆驼，如黄煞神、老褐、俏寡妇、长脖驼、白驼等，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将骆驼和内心形象地刻画出来。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怎么喝水，怎么撒尿，驮子多重，驼掌磨破了怎么办，遇见狼袭怎么办；驼把式们怎么惜驼，怎么起场，在驼道上守些什么规矩，驼户女人怎么生活等等，雪漠的观察非常认真、具体，描写得非常形象、生动，称得上是一部关于西部驼场、驼队、骆驼客和骆驼的百科全书。

从写作手法来看，在《野狐岭》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写作风格，雪漠尽可能地将人与动物平等相待，让读者对生命、世界和自然有了重新的思考和理解，传导了一种人文情怀，对人和自然相处、人和动物相处、人和神相处、人和灵魂相处以及超越生命界限的一种可能性。雪漠是把骆驼当作人来写的，人物的形象和骆驼的形象构成了张力关系，这个关系有它自身的逻辑性，也对小说情节的推进有关系。同时，雪漠是在一个很感性的具体环境里面表达人性，如写驼队之间的互相背叛、相互折磨。

《大漠祭》里的鹰，《猎原》里的狼和羊，《白虎关》里的豺狗子，都写得极精彩，现在又添了《野狐岭》里的骆驼。总之，雪漠在《野狐岭》里的回归大漠不是对“大漠三部曲”的简单重复，而是创造了又一个新鲜的大漠。和“大漠三部曲”里现实、凝重、悲情的大漠不一样， 《野狐岭》里的大漠多了几分魔幻、几分谐趣、几分幽默，涌动着一股快意酣畅之气。雪漠对动物非常有感情，在《野狐岭》中把动物写得出神入化。从雪漠的小说看，雪漠热爱动物，热爱骆驼，反映了雪漠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一种生活体验和感情的流露。

雪漠对动物观察的细致入微，对动物描写的惟妙惟肖，将动物拟人化并“成为”一个富有思想、拥有感情的人，反映了作者内心思想情感的交织。一是大漠中没有动物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二是动物的形象映衬了生活在大漠中人的生活生产的背影，自然环境的恶化，人和动物为了生存相互斗争。

文化

雪漠的小说创作的来源是基于作者对大漠文化的一种独有见解和领悟。就文化来说，西部文化呈现二元结构，即现代文化娱乐活动或方式非常少；传统文体娱乐活动逐渐被遗忘。同时，由于信仰不同，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呈现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

1、文化生活的缺失

西部农民具有自己的娱乐方式，在农闲时宣泄自己的感情，如喝酒、唱花儿等。贫瘠、恶劣的荒漠自然环境决定了文化生活的闭塞和单一。“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活着的农民”。西部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很少，农业生产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只有到了春节才有一些娱乐活动，如社火等。娱乐生活的缺失既是经济不发达的体现，也是农民单调生活的反映。

2、“花儿”是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是年轻人交流感情、自娱自乐的主要娱乐活动“浑身打下的青疙瘩，不死老这么做哩。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你睡哩”。这不是爱情、感情。雪漠认为是一种信仰，是人生唯一的慰藉。在《白虎关》中，兰兰和莹儿姑嫂之间用花儿交流感情，宣泄心中的不解，也唱出了她们心中的理想和期盼。“阿哥的名儿喊三声，心打从腔子里放了，为你着把眼睛哭肿了，把旁人瞅成个你了”。

花儿唱出了兰兰和莹儿不同的内心情感，尽管各有不同的思想，但姑嫂都会落泪。“心思虽异，感情却共振了”，这就是西部特有文化“花儿”的魅力，“花儿”打破了陌生人、辈分、年龄及性格之间的差异，消除了鸿沟，化了心中的“壁垒”。也只有“花儿”才能让兰兰和莹儿释放压力、释放感情、放飞梦想。

雪漠在《野狐岭》引用的是一首流传甚广的凉州贤孝《鞭杆记》，唱的是凉州历史上唯一一次农民暴动齐飞卿起义，弹唱贤孝的瞎贤们以西部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讲述这场著名的历史事件，为小说增添了生动、辛辣的西部味道。相形之下，雪漠也想记录的另一民间文化载体——岭南木鱼歌则逊色很多。毕竟没有真正融入岭南，雪漠对岭南人的生存和岭南文化的描写，与《西夏的苍狼》类似，还只停留于表面，远不如他写故乡西部那般出神入化、鬼斧神工。对两种文化认识的差异，反映了雪漠本人对两种文化的熟认知程度，同时，也说明了当今文坛上的一种现象，乡土作家写城市文学，城市作家写乡土文学，犹如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无法真正理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始终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3、宿命论观点

老顺将鹰卖给“疤鸡”后，获得了不少的收入，引起了当地村民的羡慕。北柱也效仿老顺猎鹰，以换来不少的收入，老顺则说道：命穷了，你挣断膀筋，也见不上个钱毛。命富了，你走路也能叫金疙瘩绊倒。

在决定离婚时，面对愁闷的母亲，同时，有别花球对自己真心的爱，兰兰想到了：“憨头的媳妇，爹娘的脸面，村里人的言语，都是一层阻挡她私奔的大山。”一个人是很难摆脱那种命运的梦魇的，她这样，妈这样，沙湾的女人都这样。黄沙、风俗、丈夫的粗暴、艰苦的劳作，都成了腐蚀女儿性的液体。西部老百姓吃着小米粥、馒头、玉米这类东西，但他们觉得很快乐。西部文化认为，大自然给了人很多东西，能够让人生存，人们当然很快乐。这时候，除了享受快乐和明白之外，人不应该去掠夺别的东西。

西部人向往的自由，是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婪、愚昧和仇恨。

4、传奇文化

西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往往与宗教、民族有关，增加了文化的传奇色彩。《野狐岭》中叙述的关于木鱼歌、凉州贤孝，关于驼队、驼场、驼道、驼把式等许许多多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农业文明的一些东西，作者采用了写生的方式，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念，既想“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又想“定格一个即将消失的时代”。雪漠通过对西夏岩窟里发掘的历史秘籍的解读和演绎，为读者展示了鲜为人知的西部人文景观，如诛咒术、打冤家、人骨法器、骑木驴、男女双修。

这些历史传奇已经融入了西部文化，成为西部文化中罕为人知的一部分。它们传承了千年，在民间以“潜文化”“隐文化”的方式影响了当地一代又一代民众的风俗、生活等。《西夏咒》虽然看起来非常梦幻，像一本魔幻小说，但实际上它留下的仍然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超越了人们概念上的真实，超越了地域，超越了时空，它穿梭千年，从心灵与灵魂的层面，记录了那片西部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

从创作理念分析，雪漠的作品与城市文学有很大差异，就西部乡村小说相比，也有较大差异。这反映出雪漠对大漠的环境、人物、动物和文化的认识是深刻的、独具慧眼的，体现出一位作家应该具有、而被许多当代作家所抛弃的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交流的精神和作风，去认识、去观察、去感受生活，去寻找思想和灵魂的发源地。

雪漠对生活的悉心观察体现在对动物，如对骆驼的描写。因为只有在大漠中有骆驼，有骆驼的铃声。骆驼代表着沙漠，代表着缺水，代表着对艰苦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代表着长途跋涉、任劳任怨、坚持不懈的精神。同时，体现出雪漠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关心，对这里自然环境破坏的担忧，对传统礼教的批判，对挑战社会秩序的否定。不难看出作者复杂的思想情感，既有爱也有恨，既有欢乐也有愤怒。雪漠的小说中流着对父老乡亲无尽的爱和思念。他本人希望能够改变现有生活方式，尽快富起来，过上好日子。但他又不提倡年轻人羡慕城市生活，过享受、浪费的生活。

雪漠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产、生活。雪漠的创作没有超脱西部落后、封闭、保守的自然环境和身边的人物形象。作者以自己的生活、生产为线索，将生产的艰辛、生活的酸甜苦辣串联起来，用特有的语言叙述出来，给读者无限的品味和鉴赏，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感人，更加令人记忆犹新。

雪漠以《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三个长篇，以“大漠三部曲”的形式，表现了西部人顽强地进行人生抗争的故事。雪漠对生活认真思考来自他亲历的生活体验，他的这几部小说关注的是普通“底层”人，前景是西部农村，背景是正经历着天翻地覆变化的中国社会，线索是农民的苦难，以“死亡”和“苦难”为节点诠释了西部人对待人生、人性、情感和灵魂的态度，同时，作品也显现了农民身上“阳光”的一面。

雪漠看到了农民的现状，也思考农民的未来，他并没和中国某些乡土作家那样，用锐利的目光剖开农民的灵魂，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冰冷的、带刺的语言解析农民的命运，而是用温情和关爱抚摸这些生活在底层、尽力地挣扎着的农民的灵魂。雪漠的作品融入了他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追问，他所表现的以凉州人民为中心的人生抗争方式正是现代人进行人生抗争的主要向度。

面对现实、正视苦难

小说中农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来自自然环境，如干旱、少雨、寒冷，植被少，风沙大，豺狼多，矿产资源匮乏，工厂企业稀少，比起城镇来，显得偏远、闭塞、贫穷、落后，有时也会显得凄清、寥落。二是来自社会环境，如人们的知识水平不高、思想认识保守、信息资讯闭塞、生活圈子狭小、观念习俗陈旧、迷信意识严重。但是雪漠并没有在小说中刻意用“苦情”来吸引读者，而是表现了农民面对现实、正视苦难的勇气，表现了农民突围关隘、走出苦难的努力。

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被生活环境的恶劣和残酷所吓倒，并没有流于悲观，或是淹没于苦情中，而是镇定地去面对：生活中少不了要忍受饥饿、寒冷、窘迫、恐惧，少不了要忍受苦难——这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

小说中的人物可以为了摆脱生活的窘迫而出走，但是他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顽强地前进着，在现实苦难面前，表现出了从容应对的冷静和镇定，流露出了一种坚韧的品格，用老顺的那句口头禅就是：“老天你能给，老子就能受”。

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上人们，对生活的苦难习以为常了，他们从思维意识中已经习惯了苦难的不期而遇，往往采取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接受心态，接受了要在苦难的生活环境安身立命的现实——苦难是生活赋予他们的一种本真状态。老百姓也明白，这些苦难不是谁的过失带来的，非人力所为，也是难以抗拒的，克服眼前的苦难去生活，这是他们的“命”。所以需要承受，只能去面对，从容地处理眼前的苦难。在《大漠祭》、《白虎关》等小说中，孟八爷、老顺、月儿妈、兰兰、莹儿等人物的言谈举止最能体现这种心态：当你认清了，苦难也没啥，埋藏在心里或许会发酵成一种前进的动力。用作品中的一句话说：“许多时候，折磨你的，其实是你把持不住的心。”

这种用心去接受生活现实、正视苦难的心态，并非麻木无知，也非懦弱或软弱，而是迎难而上的坦然。所以说，承受苦难，正视眼前的一切，这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生活的理念。雪漠赋予人物正视现实、正视苦难的质素，和臧克家诗中的“坚忍主义”颇为相似，能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引导力量。

不甘沉溺、思危自救

雪漠小说中的农民已习惯了生活中的苦难，但是他们不甘心苦难会这么持久地困扰自己，不甘心久困其中而陷入麻木，不甘心命运之神只眷顾他人，而是把生活的苦难问题归结为自身的认识论问题，认为有什么样的内心就会有什么样的“命”。

雪漠的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在思考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思考如何才能使生活变得更好一点，这在孟八爷、兰兰、莹儿、灵官、猛子等人物形象上体现得比较明显。猛子妈经常鞭策儿子的一句话是“大头烧山药”，老顺对儿子的鞭策之语是：“肩膀上扣的是谷糠盆子，没一点脑子。”这几句话看似揶揄，实为激励，说这些话不是要贬低儿子，而是提醒儿女们要学会思考生活。孟八爷是个典型的对生存环境考虑得比较“大度”的长者，他宽厚善良的秉性表现出了“保护大家就能保住自我”的心态，表现出了“留住青山就能留住生存之本”的生活体认，是个令人尊敬的、很大气的人物形象。

此外，卑微、老实、卖井水为生的豁子，工于心计而又善于被人差使的炭毛子，性情软弱的炒面拐杖、见钱眼开的毛旦，“调皮骡子”花球，粗豪、嗜酒的赵三，见书一脸茫然而又浑身机灵的白狗，无钱圆大学梦只好当盐工的宝子，死守荒漠牧羊为生的黄二等年轻一代的农民，比起老顺、徐麻子、齐神婆、黑皮子老道、猛子妈、月儿妈、王秃子这些古板一点的农民来，更是不甘于被既有的生活惯性吞没，而是多了几分居危思变、突围自救的豪气。是生活警醒了他们要去思考，不思考就会被身边和自己一样穷的人也看不起，而他们一思考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正处在生活的水深火热之中，每个人其实都不甘于现状。思危图变，不沉溺于对苦难的抱怨，不止步于承受苦难和忍受现有生活局面，而是寻求突破，是雪漠对生活于底层的民众的期待和寄托。这种突围现实的冲劲，与命运抗争的斗劲，是雪漠在这些贫困农民身上归结出来的一线亮点。

走出家门、谋求新生

人们生活得简陋贫寒不说，还要承受灵魂的焦虑、情感的折磨。桎梏于其中，生活就是一口枯井；人困在其中，就会感到生得沉重、活得窒息。赵园在论述农民的城市向往和离土倾向时说：“实际生活中，离土行为或者与农耕的发生同其古老的吧。土地的束缚必然同时推动挣脱与走出，桎梏势必强化背叛冲动。”

雪漠笔下的人物并没有被生活的残酷吓倒，虽活得悲苦，但是不颓废，不悲观厌世，而是人人思危。尽管他们的努力一时也还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面貌，但他们还是尽力在寻找可以改变现状的机会，以克服眼前的困顿局面。所以作品对人物又赋予了一种秉性，就是在忍受中谋求新生。可以看出，从《大漠祭》到《白虎关》，人物在苦极了、累极了时，会有一种相似的心态，会采取相似的行动，那就是：走出去，谋求新生。

在这几部小说中，有知识气息的灵官是一个走出家门，谋求新生的典型。他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事业和爱情都很遥远时，他毅然决然地走出家门，哪怕是丢下魂牵梦绕、苦苦守候他的莹儿，从眼前的这口“枯井”中“逃生”了。他或许是到了别的乡村去寻求“和谐”，或许是进了西部的城市谋求发展，也或许是去了中国的东部去领受现代文明的绚丽韵致。只是在《猎原》和《白虎关》中，作者再没细致描述灵官走出去之后的情形，读者也不知道出走之后的灵官在经济收入、婚姻、爱情等方面怎样，不知道后来的他会不会也像双福一样从创业中崛起，不知道知识还能不能改变命运，但是这种“未知”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能走出去，已经是对桎梏的一种摆脱，无论怎么说，灵官是一个从承受走向反抗，在不甘心中迈向新生的真实信号。

如果说“农村三部曲”让读者更加深切地认识、体味了西部人民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悲哀，那么《西夏咒》则让读者深思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在、道德与人性。如果说“农村三部曲”是关于“生存”的思考，《西夏咒》则是关于“存在”的探索。

雪漠的《西夏咒》以超越时空的荒诞叙事，探索了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生与死、情与欲、善与恶等诸多悖论般的命题，完全打破了已经形成并产生巨大影响的西部乡土叙事模式。如果说以前可以用西部作家来称谓雪漠，那么《西夏咒》的出现则完全可以撕掉这个标签。无论是叙事空间、叙事手法、叙事语言的转变还是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主题的超越等，都使得雪漠让读者已经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表层看，真实可感的“老顺一家”变成了琼、雪羽儿、谝子等无法确定年代、无法确定身份的具有极端性格、身体残缺的人。传统乡土叙事变成了超越时空的寓言写作。温情脉脉的乡土语言变成了杂糅佛教用语、革命话语、流行歌词等古今杂糅、嬉笑怒骂的语言风格。表层叙事的改变不是评价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尺度，雪漠真正的超越是对于西部乡土的超越，即对西部地理空间和对西部乡土精神的超越。

雪漠的“农村三部曲”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原生态地描绘了西部农村广阔的生活画面，塑造了一批鲜活生动的农民形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想写的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又何尝不是百年）的生活，平静地告诉人们，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仅此而已。作者笔下的西部虽然贫瘠，但也充满了温情的诗意。也许是作者太爱他的故乡，太爱那方土地上的人民了，甚至爱到了不加选择、爱到了盲目。从“农村三部曲”整体来看，雪漠极力展示、描绘原生态的西部乡土并认同这种特殊环境中形成的西部人原生态精神系统，缺少一种“他者”的目光来重新审视自己深爱的这片土地和人民，更多地是一种默默的认同，就像老顺常说的一句话：老天爷能给，老子就能受。雪漠在默默地爱着他们、以感同身受的笔触宽容地理解着他们的一切。笔下的“猛子们”虽可恨，但也不失可爱。对于故乡，雪漠的认同大于审视。

当然，雪漠也在探寻贫穷的原因，但直到《白虎关》才把笔触从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西部文化心理的探寻。作者所塑造的几个逃离土地的——灵官、双福、白福、月儿、菊等一系列西部青年农民形象，尽管出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无异都是对自身反观和审视的结果。逃出之后呢，除了灵官没有具体交代以外，其他几位非但没有在城市文明中获得新的支柱，反而遭受着城市给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带来的创伤。对此，雪漠再次退回到了一直坚守的乡土，对身心疲惫的月儿来说，在她心中，“家乡”是个熨斗，能熨去灵魂的伤痕，但现在，那冰冷的庞然大物，也追到家乡了。很遗憾，雪漠没有继续将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仅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出了城市的冰冷。乡土始终是他的写作根据地和精神根据地。

令人欣慰的是，雪漠在《西夏咒》里，不仅仅是在探讨贫穷、贫穷的根源以及解救的良药，而且探讨了始终禁锢着人类的欲望魔咒对人类的腐蚀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欲望不仅有恶之欲，也包含有爱之欲。雪漠通过打冤家、骑木驴、人骨法器、男女双修等一系列极具有视觉冲击力画面的展示，探索了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生与死、情与欲、善与恶等诸多悖论般的命题，完全超越了“农村三部曲”对西部乡土精神的认同和歌咏。

心灵超越

雪漠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心灵超越”。从心灵超越的角度来看，“农村三部曲”显然没有完成作者原本要完成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夏咒》是三部曲的延续，或者说是完成了作者想要在三部曲里完成而实际没有完成的探寻。当然，雪漠的超越也不是一天完成的，超越的背后，有一条隐隐的线索，《白虎关》似乎是一个转折点。

从叙事空间来看，《大漠祭》的叙事空间基本上拘于一个封闭的乡土世界，《猎原》虽然还是大漠荒原，但已明显看到了现代文明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到了《白虎关》，无论是文本的内容与主题，还是文本的形式与结构，作者直接将城乡置于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中去叙述。叙事空间的改变并非是判断作品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尺度，但已逐渐显示出具有“他者”视野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深爱的故乡和人民。作者也逐渐认识到，工业文明对乡土世界的进军是历史的必然。

到了《西夏咒》，雪漠便来了一个彻底的超越，在这里虽然仍以具有西部特征的地理空间作为叙事场域，虽然也已展现了一些西部景观显示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但由于作者对人性悖论的探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已经淡化了这种地理空间意义，而强化了其指涉的象征意义。《西夏咒》已经不仅仅在探讨贫穷与欲望，更涉及了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生与死、情与欲、善与恶等诸多悖论般的命题。在这里，乡土不再具有精神指向或价值认同的问题，乡土仅仅是个地理空间，仅仅是要给故事人物找一个活动的场域。从叙事手法来看，“农村三部曲”是具有明显传统现实主义特征的小说。《白虎关》不是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出现象征主义的特征，而是象征主义小说。

白虎代表西方，代表“金”。这个“金”代表着一切的动荡，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面临着白虎关，整个时代都面临着“白虎关”。小说是在写绝境，小说所写的三位女性的绝境，象征着一个民族问题。笔者虽不能完全认同这种观点，但《白虎关》已明显具有象征主义的因素，如果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写法，莹儿和兰兰去沙窝驮盐部分就显得过多、过重，非但没有必要，也影响了叙事效果，如果从象征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部分非但必要，而且是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莹儿和兰兰与豺狗子的斗争，已经触及生死、永恒、人与自然等作为“存在”的人不得不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到了《西夏咒》，雪漠已完全将其给我们已经塑造起来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打了个粉碎。在这里，文本具有三个叙述者，一个是阿甲，一个是雪漠本人（文本中的雪漠本人），还有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式的叙事者。三个叙事者，在作品中自由走动，来回穿插，互为补充，但更多的是互相矛盾。三个叙述者不但没有给我们更为清晰的世界和故事，反而给了读者更多的阅读困难。《西夏咒》里没有可供考证的时间和空间，在这里是模糊一团的，这也许象征着混沌世界本身。雪漠还通过一些极具寓言特征的极端残酷、血腥叙事来强化这种象征意义，比如多次详细描写的吃人事件、“人血馒头”、骑木驴等等，无不具有象征意义。

如果说“老顺一家”是西部农民，“金刚家”则是整个人类，在这里魔幻与现实、历史与现在纠缠在一起，没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展示的是矛盾与悖论，探寻的是意义与超越。表现手法更新的背后，是作者创作的文化资源的更新。作者通过超越了“主义”的现实，超越了乡土，完成了心灵的超越。

从叙事语言来看，农村三部曲基本上是一种方言写作，这里的方言写作不是点缀增色，而是呈现出一种自足的乡土世界，通过语言的魔力，让读者直接进入并体认方言背后的西部乡土世界。根本原因还是作者对西部乡土精神高度认同的结果。

到了《西夏咒》，作者杂糅了古典诗词、西部方言、现代话语、革命口号、流行歌词等，通过语言把历史和现实贯通，并搅为一团混沌，并通过不同话语模式的转换消解文字符号本身的意义，而直指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碎片。语言转换的背后不仅仅是叙事策略的需要，“当旧有的话语方式不能再穷尽作家的内心图景时，他就会起来寻求新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新的精神和内心。当然，这种转变也不是一天完成的，在《白虎关》里经常出现大段的抒情，这说明作者的主体意识在增强，虽然还不能从温暖的乡情中走出来，但已有明显的自觉意识。《西夏咒》里，大段的抒情、议论随处可见，甚至通过对李白、陆游、秦桧、岳飞、洪承畴、成吉思汗等历史人物的反思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

“雪漠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他比较靠近现代，这就是对存在、对存在的一种认识。雪漠的小说中，没有简单地去诠释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没有很生硬地迎合某种声音，也没有用官僚化的思想来诠释农村生活。雪漠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到20世纪农村革命史诗像《创业史》这类作品的影子。雪漠不需要专门去搞一种寓言化的写作或者形而上的概括，或者整体象征，雪漠的作品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意义。

雪漠小说表现的强劲程度，是很多作家所不能比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不需要专门去搞一种寓言化的写作或者形而上的概括，或者整体象征，它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意义。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

雪漠在描写木鱼歌的时候，将神圣生活和世俗生活、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嫁接在了一起。这种嫁接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性。雪漠用人性打通了各种生活、各种人之间的隔膜和壁垒。雪漠小说中一直有一种灵魂性的东西。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十年磨一剑只是一个传说，但却是雪漠文学事业的真实写照。以十几年时间，反复锤炼一部小说，没有内心深处的宁静，没有一番锲而不舍的追求，没有一种深远的文学理想和赤诚，是难以想象的。

——徐怀中（作家）

雪漠的写作以其粗旷硬朗的西部气象令人惊异，它使西部文学在今日中国文坛显得更加强健旺盛。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雪漠是一只沙漠雄鹰，他翱翔在西北大漠上，以其锐利温爱的眼睛俯瞰大漠生灵；雪漠是一位大漠歌手，他行走在嘉峪关戈壁滩，以其粗犷悲婉的歌喉吟唱大漠人生。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雪漠以他丰富而痛苦的“原型”资源，真实地揭示了西北地区农民生之艰难、死之无奈、爱之盲目、病之痛苦的沉重的生存状况及生命形式。

作家的视野不只是停留在由物质的贫困和由此体现出的政治、经济这一“外现”的“硬”性文化层次上，而是将忧患的笔深触到以原始的惰性、凝重的习惯势力、繁缛的礼俗、固化的秩序为对象的人的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尺度这些“深隐”的“软”性文化层次，它牢牢地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秩序和心理状态。愚昧、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乡土观念决定着农民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又决定着农村的社会秩序。《大漠祭》的作者有意去逼真地模拟现实生活，践约了他文学精神最可贵的品质——真实。它是对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文坛某种浮华夸饰、浅薄虚妄现象的一种抵抗和嘲讽，在警醒人们睁眼正视这个民族的生存图式和农民的精神现状时，努力打破一种虚拟的文化自足的怪圈。

——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雪漠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他的独特，不仅仅因为他是作家中少有的大手印文化的研究学者，也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是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雪漠是一个能够不断地写出好作品的甘肃代表性作家。

——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