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嘉蘅（1813年-1891），字湘波，顾槐子。湖北宜昌人，祖籍昆山，清朝官员。

从小在父亲的教诲下，刻苦攻读，甚为其父所欣赏，曾赋诗云：“春寒坐唤客饮酒，夜静卧听儿读书。”

道光二十年（1840），顾嘉蘅京试及第，中二甲第五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南阳知府，至同治（1862～1874）年间先后五任南阳知府，历时近20年。期间勤于政务，指导农事，发展生产，使物阜民安。顾嘉蘅多次对武侯祠内景点进行大规模整修、增新，并为武侯祠撰写诗文多篇、匾额楹联数副。顾嘉蘅作为南阳知府，立意颇高，不偏袒于南阳。所作楹联为：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上联先论诸葛亮高尚的人品，用毕生的精力自始至终一心保定二主的江山，刘备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他“鞠躬尽瘁”，后主刘禅，尽管昏庸，甚至听信谗言，但他仍然心无旁骛，忠心耿耿，坚贞不二，为蜀汉江山“死而后已”。下联称诸葛亮功高天下，名高天下，他的智慧、谋略、品质是民族共同的财富，至于他的隐居和出仕的地方，不管襄阳、南阳都不是最重要的，宝贵的是他的精神财富。作者不愧是一个胸襟豁达的大家。

顾嘉蘅任职南阳时，勤于政务，指导农事，发展生产，使物阜民安。同时，他修城竣隍，练兵习武，使了南阳人兔受战火涂炭。因而受到朝廷器重，连续五任南阳知府，历时近20年。当时南阳民众把他与西汉的召信臣和东汉的杜诗这两位有惠政于民的南阳太守并列，被誉之为当代的“召父杜母”。

顾嘉蘅精于诗词楹联，在南阳武侯祠内题刻的楹联甚多。文人墨客对隆中究竟在襄阳、还是在南阳争论不休，特别是鄂豫两省的文人，均引经据典，以列入本省为光荣。这种争论虽属学术问题，也不免夹杂地方意气。顾嘉蘅籍属湖北宜昌，却在河南南阳当知府，他力排众议，挥笔在武侯祠题一联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其对联书法道劲，风采神韵，凡来武侯祠游览者，无不倍加欣赏，啧啧称赞。

顾嘉蘅五任南阳知府届满，已年逾六旬，携眷归里，回宜昌居住。返乡时，除随身所带衣物外，就是大量书籍、古玩和一台古砚。其妻魏氏主持家务，量入而出，克勤克俭。对儿孙管教甚严。虽属官宦人家，书香门第，但无豪华奢侈之风，亦无骄横腐化之气。后曾与宜都学者杨守敬等编写《荆州府志》，顾任总纂，光绪十六年（1891）木刻发行，时已年近八旬，不久即逝。

1.五任南阳知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秋，顾嘉蘅以七品翰林编修调升为从四品南阳知府。次年，因其母病丧，丁忧归里。咸丰元年（1851年）二任南阳知府。咸丰三年（1853年）春，顾嘉蘅之父顾槐病逝，顾嘉蘅又扶榇归里。当时恰遇捻军起事北来，兵报火急，顾嘉蘅被清政府诏令夺情回任，是为顾三任南阳知府。之后顾嘉蘅曾第四次任南阳知府。 关于顾嘉蘅第五次任南阳知府的情况，百姓间流传着一个颇能反映封建社会政治腐败、官场险恶的典型事例。当时，清朝政府推行“捐官”制度，即政府以官换钱，公开大卖官。清政府虽以“捐”为名，但却行卖之实，各府州县官为“捐官”推销员。当时顾嘉蘅为“捐官”去邓州，途中宿穰东马步衢家。马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武状元、广西提督马殿甲之子。平日，马步衢与顾嘉蘅交情甚厚，此时顾嘉蘅将来意说明并委托马募资“捐官”，并商定分成办法。由于马的父亲为武状元，祖父又是武翰林，一向重视科第，十分厌恶“捐官”之事，于是，马步衢当即谢绝了顾的委托并愤然说：“我马某决不做这等辱没祖先的事。”顾嘉蘅是个自视甚高、十分傲慢的人，受此奇辱，遂拂袖而去。顾一到邓州，就嘱咐州官杨某罗织马步衢一个罪名，以泄怒气。但马在当地人缘较好，并无仇家，衙役只好买通一户人家告马，杨某立即受理，意欺辱马步衢，为顾嘉蘅出气。杨用拜帖请马到州衙，透露有人控告他，劝马亲自到府衙求助。马听后勃然变色，立即坐轿到南阳，住进旅舍后向府衙呈一辩诉。在顾嘉蘅将诉状批出后，马步衢便将批文揭下，立即驱车进京到吏部控告顾嘉蘅挟怨诬陷。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马殿甲同年兄弟，也即马步衢的年伯。清代社会最重年谊，马步衢又不惜重金买通上下。不久，吏部便撤去了顾嘉蘅的南阳知府之职。马步衢与新任知府同车到宛接印。然而，顾嘉蘅并未就此罢休，他旋即回家乡打点银两，又夺回了南阳知府之职，此即顾第五次任南阳知府，时间为同治元年。但马步衢为了和顾嘉蘅见个高低，不久便再次驱车进京，这次他几乎将家中白银散尽，终于使吏部再次撤去了顾的南阳知府之职。顾嘉蘅在上有吏部压顶、下与地方豪绅不和的困境下，于同治七年（1868年）愤然离开了南阳。

2.结积案，筑城池，抵御捻军

顾嘉蘅在封建社会确属能吏。他在道光二十七年秋因考核一等而调升南阳知府后，首先注意的是安抚百姓，认真审理积压下来的案子。在初任知府的数月间，顾嘉蘅仅清理积案就达300余起，并注意整顿社会治安，稳定了南阳当时的社会秩序，受到百姓好评。捻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但被清朝政府污蔑为“捻匪”。顾嘉蘅堪称清廷的得力府官，捻军过宛时，正值他回家乡为父守丧丁忧。清政府对顾十分倚重，下诏敦促他夺情复任。回宛后，顾一方面抓紧组织团练，一方面修筑浸圮的南阳城池，与捻军对抗。顾嘉蘅这次对南阳城的修建是前所未有的，城高两丈，南北月城门可直达正门。顾嘉蘅还在正门和月城门上方、拱券外面逢中各加上一块石刻横额，东门外曰“中原冲要”，内曰“楚豫雄藩”；西门外曰“控制秦关”，内曰“吕城肇封”；南门外曰“车定指南”，内曰“荆襄上游”；北门外曰“星拱神京”，内曰“源朔紫灵”。他以此来反映南阳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此后，南阳城多次遭到捻军的进攻，均未攻克。顾嘉蘅当时对捻军高度警戒，有时竟是过于惊恐。譬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十一月十七日，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尾追捻军至南阳。当僧格林沁深夜赶到南阳城下时，顾嘉蘅和南阳总兵图塔纳怕有闪失以夜深兵贼不分，闭门不纳。次日黎明，僧格林沁大怒，“击折总兵顶翎，犹不解”，顾嘉蘅便命城中“父老跪求之，乃已”。

3.重修武侯祠与南阳府衙

顾嘉蘅非常佩服诸葛亮的人格，对其当年躬耕地卧龙岗十分仰慕，于是重修武侯祠。咸丰四年（1854年），他曾亲自主持修缮事宜，高台堂院增新，高楼砌以砖石，并在祠之南建龙角塔。同治三年（1864年）顾五任南阳知府时，再次对武侯祠进行较大规模整修。他还注意丰富武侯祠的文化内涵，曾将颇能体现诸葛亮立身治国的《诸葛亮文集》中《将善》、《兵权》等4篇文章书后镌刻于祠内，并作有多篇怀古诗文。加之他喜欢书法，至今武侯祠由他亲书的匾额有4方，对联有6副，题咏石刻等达10余块。 南阳于元朝设府，历代均有修葺，顾嘉蘅的前任知府岳兴阿曾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春对其进行大修，使百废俱举。但至咸丰元年，府衙中又有不少建筑浸圮毁坏，于是顾嘉蘅便进行了一定规模的修葺补建。同时他还在府衙的后院、内宅周围增建不少建筑，并亲自题写名字。他的这次修建，为40余年后的南阳知府傅凤飏（傅凤颺）全面整修扩建府衙奠定了基础。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是顾嘉蘅第五次出任南阳知府时给武侯祠撰写的诸对联之一。对于这副对联，过去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这副对联显然是回避矛盾，不辨是非，说顾嘉蘅是襄阳人，他在南阳做官，不敢得罪当地豪绅，怕家乡人骂他出卖桑梓，最后只好折中调和，双方都不得罪。这种误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顾嘉蘅的后代顾庆红曾在《宜昌日报》发表《湘坡顾嘉蘅轶事》，其中有：“先曾祖顾嘉蘅，号湘坡，江苏昆山人，其父顾槐（号南林）来彝陵做官……”可见顾的籍贯并不在襄阳。顾嘉蘅在给南阳武侯祠题写的一些匾联落款中常有“楚彝顾嘉蘅”或“东湖顾嘉蘅”字样，而“彝陵”、“东湖”即今湖北宜昌市，这是顾嘉蘅父亲顾槐任职的地方，后人以讹传讹把顾嘉蘅误传成了襄阳人。

顾嘉蘅颇有学问，他认为诸葛草庐在南阳。早在道光二十七年秋，顾首任南阳知府时，即为草庐撰写对联称诸葛亮“抱膝此安居”（现仍挂于草庐中）。咸丰三年（1853年）春，他三任南阳知府时为卧龙岗作诗说自己“三仕惭来三顾地”（石刻在武侯祠后院北廊），咸丰四年（1854年）冬他又指出“诸葛庐即躬耕旧地”（石刻在武侯祠后院南廊），由此知他并非是一个不辨是非的“和稀泥”者。 顾嘉蘅在南阳期间还十分注重结交文友，喜欢文墨。南阳市博物馆现存不少他的墨迹，也存有不少他人为顾嘉蘅题写的字画，其中有不少在书法和内容上堪称佳作。 总之，顾嘉蘅是清廷的一名得力府官，他在不遗余力效忠皇室的同时，也为南阳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受到了百姓们的称赞。在南阳近代史上，顾嘉蘅是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

《修葺诸葛庵碑记》

南阳诸葛庵为躬耕旧地。人皆知所尊崇。惜古碣无存。闻明季兵燹，营员郭指挥 尽以碑石筑防，遂致湮没。焚琴煮鹤，此怀古者一大憾事。且年久祠宇荒芜，殊无以壮观瞻。予前两任屡欲鸠工，皆丁忧去。二年冬，山居奉特旨夺情三守是郡，适粤氛由楚扰豫，予督首令钮啸琴偕官绅等修城浚池，练勇歼剿。两载来每战必捷，阖郡安全。乃倡修此庵，不数月告成。凡高台堂院增新仍旧，焕然改观，高楼砌以砖石，西南平岗特建龙角塔，培植士习民风。嗟嗟!戎马空偬之余，勉力大兴土木，留心古迹，敢曰治理裕如哉，或亦安民和众之一效乎!啸琴等真能助我者也。予平生不善标榜，兹据实纪之，所愿后之贤守令保障勋隆，时加修葺。俾世远年湮，地以人传，斯庵赖以长新。诸葛大名不朽，古碣虽没，又何憾焉?是为记。

咸丰四年仲冬为吉

郡守楚彝陵顾嘉衡撰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