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斌（1913年－1987年），原名饶鸿熹，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毕业于同济大学，祖籍江苏南京。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享有“中国汽车之父”的盛誉。曾任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吉林省委委员、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院长、第一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

早年就读同济大学医学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静乐地委副书记，晋绥八地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教育长，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山西交城地委书记，抚顺、吉林市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驻图们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哈尔滨市市长。建国后，历任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松江省副省长、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是中共八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上个世纪50年代初，饶斌在东北因政治斗争所陷，被降格使用，恰好当时中央要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饶斌自告奋勇去担任厂长。

在中央讨论人选时，毛泽东想起在哈尔滨见过高大英武的饶斌，就问：“是那个当市长的白面书生吗，他够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主席点点头，中央正式任命饶斌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1953年7月，饶斌把第一锨黑土抛向毛泽东亲自题词的一汽建设奠基石；后来他又接受了生产红旗轿车的任务；1964年，他又奉命到武当山下，在随后到来的文革狂潮中艰难地主持创建二汽。

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兴建，是毛泽东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亲自商定的。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对于能否在三年内建成感到疑虑，而苏联专家则要求一定要如期完成，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此事，决定全国都来支持一汽建设。1953年6月9日，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指示》，这天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祥日。

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壮志满腔的饶斌全身心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之中，他不仅是汽车厂长，也是建筑公司经理，工作强度很大，以至于回到家常常饭菜没有端上桌，人已酣然入梦。为掌握汽车工业制造技术和建筑技术，他虚心向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求教，成为能够推车送浆和操作机床、摘掉不懂汽车工业“白帽子”的领导干部。

1956年7月14日，一汽总装线上开出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批解放牌载货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1960年1月，饶斌奉调北京，担任机械部副部长兼六局（汽车轴承局）局长。1963年，他被下放到南京汽车制造厂，一个省部级干部在一个规格不高的厂里，甚至受到伙房炊事员的呵斥，但他认为这是好事，出行没有小轿车，走路或骑自行车，吃饭排队，看病付药费，这让他感觉“回到了群众中”。

1964年，中国经济形势好转，毛泽东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筹建二汽的工作理所当然地又落到饶斌头上。项目选址确定在湖北十堰。此后，赶上文革，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造反派非要把饶斌揪回长春批斗，还让他跪在桌腿上，用胶管裹着钢丝抽打。

这位在青年时期就就投身革命的老人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狠毒”？一番波折后，他侥幸脱身回到二汽基地，经过缜密思考，提出用“聚宝”的办法建设二汽，由全国的汽车和机械制造企业包建各个分厂，形成系统的现代化汽车制造企业。

但二汽建设一直受到各种干扰。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和政委提出要把二汽建设为村落化、乡土化企业，搞“四边”企业，即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设备）、边生产。造反的技术人员还要搞“设计革命”，非要把一些减轻体力的设备和必要的厂房设备取消，以免工人变成“修正主义”，气得李先念副总理说：“不建这个厂不是更节约吗！”

为了抵制对二汽建设的干扰，饶斌提出“质量第一”的要求，军代表马上责问，把林副主席（林彪）的四个第一摆在什么位置？饶斌软中带硬地说，这是毛主席批示的，不能批判。

整个文革期间，政治走向一直阻挠着二汽的建设，和建设一汽相比，饶斌不仅呕心沥血地领导了二汽的基本建设和设备安装，还要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对应极左思潮的干扰。在一汽，他工作了7年，而在二汽，则一干就是16年。

饶斌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向往光明，追求进步，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造福于人民的崇高理想同党的宗旨和纲领融为一体，积极投身于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坚持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对敌斗争，为开创和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被党组织派往东北，从事党政领导工作。在各个不同岗位上，他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在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巩固革命根据地，推进全国解放，加强城市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苏时，在火车上接见了这位年轻的哈尔滨市市长。

二汽建成投产后，饶斌调回北京，担任机械部部长。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意引进汽车合资项目，饶斌建议由上海承担。在一些国家拒绝合作的同时，美国通用、福特和德国大众都表示了浓厚兴趣，经过60多轮谈判，基本上确定与德国合作15万辆的项目，因为只有他们愿意提供1982年投产的桑塔纳新车。

不料，中国代表团一行赴德国考察时，德国大众内部却出现分歧，负责财务的总裁认为这样大的项目花钱多、利润少，而且外汇难以平衡，于是派人到北京打退堂鼓。饶斌在与德方谈判时建议，将15万的规模压缩为3万，主张要走少投资、快见效、滚雪球发展的思路，这个建议获得大众公司高层首肯。

但此时饶斌的老战友、汽车专家孟少农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样组装进口散件进行小规模生产，是买卖的方式而不是搞汽车工业的方式。上海方面也出现阻力，有人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这个项目不符合中国国情，同时经过计算，结果是德国人稳赚，中国人肯定赔。这件事直接捅到中央，薄一波副总理亲自过问，时任上海书记和市长的陈国栋与汪道涵联名给中央写报告坚决支持这个项目，此后两任市长江泽民、朱镕基也为其付出心血，才有了今天上海大众的辉煌。

随着年岁渐长和经济改革加速，饶斌渐感力不从心。20世纪80年代初，饶斌先后担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和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汽车工业发展，针对饶斌想把汽车工业统管起来的想法，当时的中央领导批评说，“你们中汽公司想搞垄断”，并提出中国汽车公司应该搞得虚一些，主要任务是搞好行业规划管理、信息、技术政策以及对中小企业进出口业务的服务，一汽、二汽才是实体企业。

1987年7月15日，饶斌回到一汽参加解放牌卡车出车30年纪念大会。会上，他突然激动地讲起了轿车：“我老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投身第三次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去实现我们中国几代汽车人的轿车梦！”说完，他的泪水潸然而下。

十几天后，他病倒在上海，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对医生说：“这是我的老首长，是汽车工业的创始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医治他。”1987年8月29日，饶斌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