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侣贤（1907-1974），又名肖生，安徽肥东马集人。1927年4月，到南京晓庄师范读书，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熏陶，致力于兴办乡村教育。晓庄师范遭国民党查封后，随陶行知来到上海。1932年10月，在大场地区孟家木桥红庙创办山海工学团，马担任第一任团长，山海工学团实行半工半读，教学做合一，也是中共地下活动的据点。1934年春，国民党特务到山海工学团搜捕共产党人，把马侣贤抓了去，经陶行知等人设法营救，才获保释。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马侣贤受陶行知委托，在重庆北碚附近草街子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第一期招难童40多人，学生衣食等经费全赖陶行知募集得来，全校师生一日两粥，度过了艰困的岁月。1946年7月，陶行知患脑溢血去世，校务由马侣贤独力主持。次年5月迂至大场。解放后，学校改为公立。1953年改名为行知中学，设高中部，为市重点中学，学生增至千余人，马侣贤仍任校长。解放后，马侣贤积极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为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常委，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66年前为历届市人民代表，1956年当选为北郊区副区长，1957年后为民盟北郊区支部主任委员。1958年北郊区撤销后，1959年起当选为宝山县政协副主席，兼任行知中学校长。马侣贤数十年如一日，长年勤奋地工作，受到教育界人士的尊重。1974年4月10日病逝，享年67岁。

马侣贤，1907年11月生于安徽省肥东县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前一个月去世，母亲靠种一亩多薄田维生，晚上纺棉织布，与男人们一起背百斤米，往返几十里贩运，含辛茹苦才勉强养活儿子。

家里虽穷，母亲仍送儿子上学。马侣贤不懂事，贪玩，读书不用功，母亲并不责罚。有一次放午学回家，马侣贤见桌上一碗饭，拿起来就吃，吃完才发现母亲没吃。他觉奇怪，母亲要他去盛饭给她吃。一揭锅盖，只见一锅野菜，没有一粒米，他惊住了，才知母亲把仅有的米煮饭给他吃，自己喝野菜汤。

马侣贤抱住母亲放声大哭，母子二人的泪滴在一起。母亲为儿子擦干泪说：“家境艰难，读书不易，要好好用功，将来让妈能有口饭吃。”从此，他立志要好好读书，将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小学毕业后，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城省师范，因为师范不要学费，可以减轻母亲负担。他住在学校，省吃俭用，每当放假，走好几个小时回家，舍不得花一分车钱。

1927年春，一位东南大学的朋友向他介绍，说劳山脚下有一所陶行知办的新学校，很特别，不要学费，只要经过考试就可以入学。马侣贤考虑到家庭贫困，如不花钱就能读书，可以大大减轻母亲负担。他赶紧复习功课，报了名，到了“晓庄”，不见教室。等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老师，侣贤以为是带他去考试的，结果发了把锄头，要他锄地。

马侣贤从小帮妈种田，锄地难不倒他，一会儿，就把分给他的一片田锄好了。老师满意地说：“你录取了。”这场入学考试令马侣贤惊奇不已。他没想到，这一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是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第一期学生，从此，成了陶行知的学生。在“晓庄”一年半的学习生活，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他为陶行知的伟大人格、渊博知识和他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及实践倾倒，从此，始终不渝地追随陶先生，为实践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发扬光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为办好育才学校，贡献了毕生精力。1928年7月毕业后，遵陶师之命，去家乡小学将陶行知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于1930年2月，又回“晓庄”。

1930年4月12日，“晓庄”因学生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50多名学生被捕，13名学生牺牲在雨花台，马侣贤被列入黑名单上的第4名。他跟着陶行知撤到上海隐蔽起来。因特务追捕，送陶行知东渡日本后，他转移至老家当教师。

1932年春，他奉陶师之命和晓庄同学朱泽甫、王作舟一起来上海宝山大场余庆桥附近，筹办山海工学团。他在那里租了一座破庙——红庙，又租了农民一幢空屋，开始艰苦地准备工作。

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孟家木桥成立，他为首任团长，直到1935年7月被迫离开。工学团为改造农村做了大量工作，为农民排忧解难，组建了解决农民收成低的棉花、养鱼、养鸡、妇女等工学团，受到大家的欢迎，在社会上产生深远影响。许多左翼文化人闻讯而来，义务为农民传授文化艺术知识，演出进步话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严重注意。

1934年2月，侣贤正在团部与几位教师商量工作，准备寒假后的开学事宜。中午，他们吃着简单的午餐，突然遭到警察包围。特务们到处搜寻，说工学团有隐藏的共党分子，还指名要抓两位先生。两人正好出去办事，不在团部。马侣贤再三解释没用，特务恼羞成怒，把他抓去了，罪名是“窝藏共党”。他被关在南市的警察总局政治犯拘留所。

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宁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给他定的罪是“左翼文化联盟负责人”，几次对他严刑逼供。马侣贤不是党员，也没参加“左联”，当然问不出特务所需的答案，于是不再提审，只等上级命令，要处以严刑。

“山海”农民去探监，被拒绝，他的房东提了小菜来看望，也不准见。陶行知四处奔走，找朋友营救都未果，后来找到了市政府的秘书长，送了礼，才使他幸免于难。被关押80多天后，马侣贤才被释放。这次牢狱之灾，摧残了他的身体，留下了严重的胃疾。他被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无法再留在“山海”，只得离开。

1946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建育才学校，他请马侣贤任总务主任，被陶师称赞“不避劳苦，廉洁自守”。后任副校长，成为陶行知的主要助手。抗战胜利后，陶师决定将育才学校迁至上海，但未完成此愿，不幸逝世，马侣贤接过担子，继任育才学校校长。当时反动势力以学校有共产党为由，不时来搜查、威吓，还以种种卑鄙手段，千方百计想搞垮育才。马侣贤根据陶师生前安排，依靠共产党地下组织帮助，于1947年5月至9月，千辛万苦将学校分批迁至上海，校址在陶行知当年办山海工学团的原址附近。

他一直担任上海育才学校校长，解放后学校改名为上海行知中学，他仍是校长。他继承先师的品格和教育思想，发扬育才优良传统，实施陶行知“爱的教育”。他认识全校所有学生，叫得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了解学生，爱护学生。按照育才传统，学校收了不少孤儿，马校长尽力帮助他们。有一个孤儿小丁，按规定，初中毕业，送他来的儿童福利院不再负担他的生活费，他只好去当学徒。马校长在校门口拦住他，说“祖国建设需大量人才，你要读高中，将来上大学”。他为丁某申请甲等助学金，又每月自掏腰包给他3元零用钱，过年过节带他回家，同在学校工作的马校长夫人夏英岚老师，为他添衣做鞋。丁某完成了高中学业，考上大学，后来进入教育部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国家干部。马校长看到学生有难处，总会施以援手，像丁某这样的学生不止十个八个，他被全校学生称作“马爸爸”。

行知中学成了全市闻名的好学校，学校实施陶行知的“六大解放”，学生不仅读书好，成绩好，各种人才幼苗都有适宜的土壤，可以自由生长，毕业生飞向全国各地，都成了国家有用之才。

非常时期，马侣贤遭到厄运，被撤去校长职务，提早退休。他精心保存的陶行知手迹、书籍等大量珍贵资料，被付之一炬。为使陶师写给他的300多封亲笔信能留存于世，他千方百计，冒着危险，一再转移，终于躲过一劫。这批无价的文史资料，他后来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1974年4月10日，饱经摧残的马侣贤因胃部大出血，未得及时治疗去世，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