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1922年-2020年9月7日），祖籍浙江宁波，1922年12月26日（农历）出生于上海，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是原“东京审判”检察官秘书兼翻译、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上海海事大学退休教授。

民国十一年（1922年），高文彬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洋行的普通职员。（一说1922年其实指的是农历。高文彬属狗，阳历生日为1923年2月11日。）

民国十八年（1929年），高文彬就读私立澄衷中学（小学、初中），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毕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就读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并毕业。

民国三十年（1941年），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开始学习法律。在校期间，高文彬进行了系统的英美法和中国法的学习，掌握了较高的英语能力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

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上海租界，占领了东吴大学。为了不在汪精卫伪政府的教育部登记，学校多次迁移。高文彬在读期间随学校落脚在南洋路的爱国女中。

由于抗战期间家境困难，为了读大学，高文彬不得不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每周一到周六，上午去南京西路附近的南方中学教英语，下午去东吴大学念书，同时，通过亲友的介绍，又在跑马厅找了一份工作。每逢星期日，去跑马厅查账。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最初，他任职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两个月后，他经人介绍在上海老闸区区公所（即黄浦区）任户政股主任。闸北区当时是上海最繁华的地区，区内商城、食馆、戏院等比比皆是。由于工作需要，高文彬要经常去区里的各个地方，包括一些灯红酒绿的声色场所查对户口。父母怕他在这种地方工作久了，会不自觉沾染上许多不良习气，因此一再要他更换工作。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中国政府拟派出的检察官向哲浚开始在国内选拔人才，组成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同年4月，向哲浚来到上海招翻译，高文彬报名参加。高文彬和另外两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一起到华懋饭店接受考试。一个礼拜后，高文彬接到书面录取通知。

高文彬远赴异国，随身携带几大箱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文资料，作为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时的证据。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和整理文档，高文彬通宵达旦完成了任务。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东京审判结束，高文彬回到上海。回国之后，高文彬将整理的庭审记录一套给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一套由向哲浚带到南京给了司法行政部。可是在内战和东吴大学法学院解体之后，这两套宝贵的材料不幸遗失。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高文彬继续在上海工作，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

上海解放后，高文彬参加人民政府组织的改造学习班，1949年9月起留任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并继续兼任东吴法学院讲师至1951年底。

1950年12月份，高文彬恋爱结婚，搬到南京西路、吴江路交界的地方去住。不久大女儿出生。

1952年5月，高文彬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名逮捕判处10年徒刑（1954年减刑2年），被送往苏北、江西等地农场劳动改造，至1960年4月期满留场就业。

1979年2月，高文彬回沪被介绍至上海海运学院工作，成为国际航运系教授，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

198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将高文彬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历史写入档案，把他的大幅照片悬挂于纪念馆。

1985年9月，高文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6年，被上海海运学院提升为教授。

1988年2月，从上海海运学院国航系退休并被返聘担任原职。

1990年2月至1991年8月，高文彬应聘去美国缅因州州立大学讲学。

1991年，高文彬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被该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

1992年11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高文彬案重新审理后，宣告高文彬无罪并撤销错误判决。

1997年，高文彬不顾年迈，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编纂工作。

2016年，95岁高龄的高文彬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提出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的愿望。

2020年9月7日凌晨，高文彬因癌症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7岁。

2021年9月3日，高文彬正式落葬上海福寿园。

发现“百人斩”资料

作为检察官秘书，高文彬每天早晨都要整理前一天的庭审记录，贴好标签放好；同时每天上午国际检察处也会有文件送来，他要接收这些文件。另外，还要帮向哲浚准备开庭的资料。

空闲时，高文彬常到国际法庭的图书馆去翻译资料。一个偶然的机会，高文彬在一份日本报纸上发现了两名日本军官在中国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报道，他怒火中烧，立即让相关部门复印了三份，拿回去，经向哲浚和倪征燠（中国检察署首席顾问，也是东吴校友）研究决定，送两份到南京，办公室留下一份。资料中描述的就是日本军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两名日本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的杀人罪行。

高文彬在《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的头颅数量作为比赛内容，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获胜”，而野田失败的原因，是军刀的刀刃“卷”了。那张拍摄于1937年的照片上，两个人并肩站着，用军刀撑地，脸上露出了笑容。

高文彬立刻将这份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国际检察局办公室，另两份通过倪征燠转寄给了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报纸后，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当时，日本战败后，这两人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当中，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国内，隐匿于市井之间。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持续了将近半年时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了他们。昔日的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头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最终两人被押解回南京接受审判。根据后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两人被带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参与编辑《元照英美法词典》

1997年，高文彬开始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编纂工作。这是一项精细、繁重却没有报酬的工作。高文彬所负责的是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编委会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里，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请他审阅的初稿都是手写稿，看起来颇费劲。他一丝不苟地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边勘误边对照，有出错的地方，就修正抄写后贴到样稿上。高文彬废寝忘食，期间因过于劳累而中风，出院后，又继续投入到编撰工作中。

2003年，这部词典一经出版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词典的扉页上，记录下了高文彬的名字。

各方面都在积极努力，追寻和还原那段历史。时间赛跑，找回来的，不止是一段历史、一次反思、一种纪念，还有中国人在饱经伤痛之后，从未失掉的夺回正义与尊严的勇气、骨气和爱国之心。正如当年担任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生前在日记中所言：“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上海教育新闻网）

高老先生是个平易近人、乐观豁达的人。他是民国时期、旧大学体制下的人才，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东京审判。”　1921年出生的高文彬现已94岁高龄，他曾是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担任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翻译，是目前中国国内健在的参加过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作为东京审判的亲历者，他和其他中国代表一起，历经艰辛，亲手把日本战犯送上了审判台。（东方网）

年轻时的高文彬，眉目俊朗，英气非凡，带着一副金丝镶边眼镜……当一张张照片翻过去，最后又合上的那一刻，感觉仿佛又品读了一遍高老先生历尽沧桑的人生。再望着眼前如此儒雅安祥的老人，不由感慨万千，心生无限敬意。

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东京审判，也不会忘记在东京审判中，为祖国伸张正义，惩奸除恶的这些英雄中国人的名字。高文彬先生一生传奇，为中华民族贡献甚巨，他的名字，必将同另16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们的名字一起，永远被载入历史史册。（上海海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