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贲，（1912年-1940年5月18日）原名学曾，字如愚。男，陕西横山人，1927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共青团横山县委书记、中共府谷县委书记、陕西特委巡视员兼团特委书记、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绥远工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38年1月，任中共冀中省委书记。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武装，积极开展对日斗争。1938年5月，任中共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部长。1940年5月，赴延安参加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途中，遭日军突然袭击牺牲。
人物生平
鲁贲（1912—1940），原名鲁学曾，字如愚，1912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横山第一高小支部青年委员，共青团横山县委书记，中共府谷县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兼团特委书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鲁贲随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民运部奔赴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工作。
由于日军的大举侵略和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溃退，冀中绝大多数县城被日伪军占领。当时只有阜平县城处于唯一的“三不管”状态。八路军进驻后，阜平县城就成了晋察冀临时省委所在地，对外全称教员宿舍。鲁贲被任命为晋察冀临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具体负责组建被破坏长达五年之久的阜平县委的工作。
针对阜平县的具体特点，鲁贲广泛联系群众，深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主动和原阜平县中共组织负责人王士煜、李铁亚等取得联系，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协议制定了教员宿舍登记表（党员登记表），举办了冀西农训班（党训班）。通过对党员的思想教育，阜平县委200多名党员几乎全部恢复了组织关系。不久，重建了阜平县委，为抗战增添了一个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1938年1月，中共保属省委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河北省肃宁县城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上将保属省委改名为冀中省委。鲁贲调任冀中省委书记，张君任副书记冀中，位于平汉、北宁、津浦铁路和沧州至石家庄公路之间，是冀、鲁、豫大平原的一部分。滹沱河、大清河、潜龙河贯穿全境，全区39个县，800余万人口，村密人稠，物产丰富。
七七事变后，由于日军烧杀抢掠，日军铁蹄之下的劳动人民苦难深重，冀中各地的抗日热情极为高涨，为共产党发动民众提供了有利条件。冀中平原的县城相距都不过二三十里远，日军到处建立据点，贯穿各据点之间的铁路沿线装甲车来回穿梭巡逻，侵略成性的日本军队时常出来烧杀抢掠，鲁贲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
鲁贲受命于危难之际，深知冀中开辟工作的重要性，他深刻领会毛泽东“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民战争思想，认识到冀中虽然没有大山做掩体，但是冀中的人民群众不就是“天然屏障”吗？于是他积极引导人们认识眼前的战争，在人民群众中历数日军的滔天罪行，呼呼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御诲。在以鲁贲为书记的冀中省委的组织发动下，仅三个月的时间，鲁贲即和军委书记孟庆山、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共同组建了有五六万人的游击队。除此之外，当时冀中35岁以下的男女都编入了基干民兵，成立了区小队、县大队，还建立了妇女武装与儿童团。他们带领这些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清剿土匪，改编国民党军队，争取伪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且发动群众断铁路、炸桥梁、毁隧道、割电线。由于鲁贲领导有方，策略正确，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冀中根据地很快就打开新的局面。
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日军把进攻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解放区战场，妄图把冀中等地变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因此，日军不断地“围剿”冀中抗日根据地，以强化“占领区”的治安。为了使党领导的两股抗日力量（吕正操部和孟庆山部）能够很好地配合，从而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司令员）。
鲁贲对部队各方面工作要求严格，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经过整训后的部队，在冀中区党委的领导下，正确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打了许多胜仗，创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粉碎了日军的一、二次“围剿”和“五一大扫荡”，顶住了日、伪军六万多人的进攻，使日军闻风丧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38年4月，冀中省委改称为冀中区党委，下辖五个特委。黄敬任书记，鲁贲任副书记兼民运部长。并决定成立冀中军区，由吕正操任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鲁贲在革命工作中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他每到一地，就先找当地的教书先生、小商小贩、乡绅等，和他们交谈，了解情况，反复向群众讲抗日是全民族的责任，不分阶层，不论前后。群众亲切地称他“老鲁”，其实，当年鲁贲仅25岁。
1939年春，冀中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做出了“实施民主，改善民生”的决定。鲁贲立即将其付诸实践，并参照陕北农民运动的经验，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农运政策。如先成立农会，再成立青会、妇会、儿童团等，还建立了部分“三三制”政权。这在当时整个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鲁贲非常注重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从1939年秋起，冀中区实行了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体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多出，无钱不出的方针。这项政策，削弱了地主富农对贫雇农的剥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鼓励和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参战积极性，提高了各个阶层抗日救国和保证前方将士财粮供给的积极性，促进和巩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根据个别地区风俗习惯的不同，鲁贲号召干部们要充分了解和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群众工作得到健康而迅速的发展。
冀中农村经济在实施上述重大政策后，基本上做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孤立和封锁了敌占城市，大力支援了山区根据地。运送粮、棉、布等物资给养的大车，常常是成群结队地穿过平汉铁路，驶向山区根据地。当日军的封锁加紧时，鲁贲和区党委则发动和组织成百上千民工，在夜晚背运粮食等物资越过封锁线。
鲁贲还抽出时间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政策的效果和农民运动的发展方向。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走访了冀中的许多村庄，认识了冀中的所有农会负责人，访贫问苦，纠正了一些政策错误，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和农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鲁贲在大力培养地方工农干部的同时，对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冀中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动员起来参加抗日工作，从而使冀中的政权建设、抗日宣传和文教卫生得到蓬勃发展。他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亲自给干部上政治课，与他们促膝谈心，使大家都乐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改正工作的不足。妇女部长刘光运，原是北平的青年学生，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工作中常常遇到群众的“白眼”，她满腹委屈地说：“这里的群众呀，真落后！”鲁贲听到后，将她和另外几位妇女干部叫到一起，推心置腹地说：“只有落后的工作，没有落后的群众。”“在今后的工作中，只能总结我们工作‘自身’的不足之处，决不能抱怨群众太落后。冀中群众自七七事变以来，由于深受日军和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踩踏，大多抗战积极性很高，只有极少数人对我党所主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不够完全了解，暂时还抱着迟疑不决的态度。这正可以说明我们宣传得不够，工作还有缺陷。当然，要做好每一个人的工作，还是有不少困难的。然而，我们正是因为有了困难才去工作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调动冀中群众的能动性，把工作搞得更好！”接着他又讲了妇女工作的重要性，风趣地说：“怎么说，我们男同志搞妇运工作也没有你们女同志方便呀！”大家听得入迷了，从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提高了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鲁贲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视冀中广大军民的首创精神，他善于及时发现和总结推广广大军民在抗日斗争中的新形式、新经验。他和黄敬、吕正操等一起，成功地运用和发展了各种对敌斗争形式，使抗日力量在斗争中逐渐壮大起来。至1938年底，冀中军区下设一、二、三、四、五共五个军分区，所辖部队近10万人，24个县城成为牢固的抗日根据地。冀中，这个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长时期地、有力地抗击和困扰着敌人，消耗了侵略者的大批有生力量。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群众不断创造出新的斗争形式，例如一些地方自发地毁路挖沟，阻滞日军汽车、坦克的人侵。区党委和鲁贲高度地评价了群众的这一创举，并立即在全区推广，从1938年至1939年，冀中区党委先后发动数十万群众蹦跃参加挖地道和壕沟工作。把这些挖成的深沟连起来，全长有七万多里。日本侵略者的机械化部队面对冀中平原如同进人丘陵沟，进退维谷。如闻名中外的地道战，就发源于冀中。那里的抗日群众开始是秘密挖地窖隐蔽存身，后在区党委和鲁贲的及时指引下，很快地发展成为既能隐蔽自己，又能打击日、伪的地道。区党委和鲁贲对这种斗争方式进行总结，然后在冀中予以大力推广，使地道战在冀中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许多地区建成了村村相连，户户相通，纵横交错的地道网，实现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连户作战，连村作战的地道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许许多多的地道战战例，连同其他辉煌的抗战业绩，永远留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史册上。
1939年二三月间，日本侵略者为了“肃正”冀中地区，制订了“南号作战”计划，对冀中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围剿”。鲁贲和区党委的其他干部一起动员一切力量，坚持游击战争，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粉碎日军的“围剿”。鲁贲和区党委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冀中各级建立起“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各级群众组织如工会、抗日救国联合会等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各级抗日政权还动员了冀中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办起了训练班、扫盲夜校等，并且还办起区委机关报《冀中导报》。
由于鲁贲领导有方，冀中党政组织上下齐心合力，抗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抗战中，先后共有10余万冀中子弟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如八路军第120师就有冀中子弟1.6万多人。除此之外，冀中还组织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力量，涌现出了诸如“地道战”“烈火金刚”等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鲁贲在坚持冀中平原根据地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荣臻曾说过：“冀中这块抗日根据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这在实际上也是对鲁贲、黄敬、吕正操等同志工作的高度评价。
1939年9月，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社会部长侯玉田、第二地委书记孙铭、第四地委书记吴健民等一行七人离开冀中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代表会议。1940年5月，鲁贲带领冀中七大代表横跨同蒲铁路行进至山西省繁峙县的一个村庄时，突然遭遇日军袭击，大家奋力还击，终因塞不敌众，为了保护党的文件不被日军所获，鲁贲纵马坠崖，壮烈晒性，年仅28岁。
档案记录
（一九四O年五月二十六日）
我们的代表团，过同蒲路遭敌袭击，详情尚未详，只知冀九区党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长鲁贲同志（政治立场、组织观念极强，冀中区地下党最强的干部）牺牲了，这是党的极大损失。
彭真
二十六日
彭真给北方局、中共中央电
（一九四O年五月二十七日）
北局、中央：
一、我们
七大代表代表团于十八日过同蒲路时，住在白水村遭敌袭击损失甚重，鲁贲连人带马跌死，吴健民、陈洪、许先三人不详（估计吴健民可能跌死，陈洪逃出可能被俘，许先始终无人见到，可能牺牲）。
二、重要文件损失计有考察团全部代表鉴定表，杜理乡[卿][1]给中央案件两包（由老刘[2]、许先分背），李华生考察材料一包（由鲁贲背着）。
三、焚毁文件计有边区代表鉴定表，我们给中央的密码（关于密码用法的信是否烧的彻底尚未查明）及彭给中央信件。
四、据陈舒[3]来电，被袭击因系封锁消息及侦查搜索不严密，战斗准备不充分，对我代表团的重视不够。未指定足够部队专门掩护等主观上的疏忽是主要原因。
彭真
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