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文》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第一段交代了祭鳄鱼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第二段叙述鳄鱼从被驱出境到重来盘踞的缘由，第三段从侧面陈述不容鳄鱼猖镢的原因，表明与鳄鱼势不两立的态度，第四段叙述若不服驱逐将赶尽杀绝的坚决态度。因鳄鱼为害，作此文劝戒鳄鱼搬迁，实则鞭笞当时祸国殃民的藩镇大帅，贪官污吏。这篇文章文意为民除害，是一篇条达、顿挫，宽紧相济，气雄势深的文章。

鳄鱼文

维年月日1，潮州刺史韩愈2，使军事衙推秦济3，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4，以与鳄鱼食5，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6，罔绳擉刃7，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8，况潮岭海之间9，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10，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11，神圣慈武12。四海之外，六合之内13，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揜14，扬州之近地15，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16，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17，争为长雄18。刺史虽驽弱19，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20，伈伈睍睍21，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22，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23，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24，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25，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26，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派遣部下军事衙推秦济，把羊一头、猪一头，投入恶溪的潭水中，送给鳄鱼吃，同时又警告它：古时候的帝王拥有天下后，放火焚烧山岭和泽地的草木，用绳索去网捉、用利刃去刺杀，以除灭虫、蛇等那些给人民带来危害的可恶动物，并把它们驱逐到四海之外去。到了后世，帝王的德行威望不够，不能统治远方，于是，长江、汉水之间的大片土地只得放弃给东南各族；更何况潮州地处五岭和南海之间，离京城有万里之遥呢！鳄鱼之所以潜伏、生息在此地，也就很自然了。

当今天子继承了大唐帝位，神明圣伟，仁慈英武，四海之外，天地四方之内，都在他的安抚统辖之下；更何况潮州是大禹足迹所到过的地方，是古代扬州的地域，是刺史、县令治理的地区，又是交纳贡品、赋税以供应皇上祭天地、祭祖宗、祭神灵的地方呢？鳄鱼，你是不可以同刺史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刺史受天子之命，镇守这块土地，治理这里的民众，而鳄鱼竟敢不安分守己地呆在溪潭水中，却占据一方，吞食民众的牲畜、熊、猪、鹿、獐、来养肥自己的身体、繁衍自己的后代；又胆敢与刺史抗衡，争当统领一方的英雄；刺史虽然软弱无能，又怎么肯向鳄鱼低头屈服，胆怯害怕，给治理百姓的官吏丢脸，并在此地苟且偷安呢！而且刺史是奉天子的命令来这里当官的，他势必不得不与鳄鱼争辩明白。

鳄鱼如果能够知道，你就听刺史我说：潮州这地方，大海在它的南面，大至鲸、鹏，小至虾、蟹，没有不在大海里归宿藏身，生活取食的，鳄鱼早上从潮州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大海。现在，刺史与鳄鱼约定：至多三天，务必率领那批丑类南迁到大海去，以躲避天子任命的地方官；三天办不到，就放宽到五天；五天办不到，就放宽到七天；七天还办不到，这就表明最终不肯迁移了。这就是不把刺史放在眼里，不肯听他的话；不然的话，就是鳄鱼愚蠢顽固，虽然刺史已经有言在先，但还是听不进，不理解。凡对天子任命的官吏傲慢无礼，不听他的话，不肯迁移躲避，以及愚蠢顽固而又残害民众的牲畜，都应该处死。刺史就要挑选有才干有技能的官吏和民众，操起强硬的弓弩，安上有毒的箭镞，来同鳄鱼作战，一定要把鳄鱼全部杀尽才肯罢手。你们可不要后悔啊！

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了唐宪宗，几乎被杀，裴度救援才被贬为潮州刺史。据《新唐书·韩愈传》，韩愈刚到潮州，就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于是在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写下了这篇《鳄鱼文》，劝戒鳄鱼搬迁。不久，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但此传说固不可信。

关于题名，一作《祭鳄鱼文》。林云铭《韩文起》：“文中只用‘告’字，并无‘祭’字。故李汉编入杂著，不列祭文卷内。后人不知此意，把题目硬添一‘祭’字。今依李本为确。”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词严义正，看之便足动鬼神。”

明代郭正域《韩文杜律·韩文》：“韩公前身当从神道中来，其精神通鬼神而走风雷。”

清代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全集录》：“《周书·大语》之遗。羊豕以食之，礼也；导之归海，仁也；不听则强弓毒矢随其后，义也。享其礼，感其仁，畏其义，安得不服！”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它，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栗。”

清代蔡世远《古文雅正》：“公至末年，道气益壮厉，文益雄搜，读此可见。公守潮州，潮人思仰之甚，故凡山水皆以公姓为号。此以见振古人物，小用之则小效，诚心实政，自足感人。山水易名，流风百世，伟哉！”

清代过珙《古文评注》：“全在提‘天子’二字压倒在前，然后转入刺史，正面处处明是奉天讨罪，何等义正词严。中幅劝勉一番，令其从容悔过。鳄虽冥顽，不得不倪首远退矣。然非平日实有一片忠爱心肠，可以通诸天地鬼神，虽有此篇妙文，未必感格乃尔。”

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此传檄之体，架格略如《周语》晋文请隧篇，而纵处辞约，擒处辞峻。革异类者，令贵肃之。”

清代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昌黎文研究法》：“向与及门高生论《鳄鱼文》，最有工夫在能用两‘况’字。‘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是为终鱼出脱，归罪后王之弃地，故不管鳄鱼之涵淹卵育。‘况禹遗迹所掩扬州之近地’，以牛女分野，潮阳亦属扬州。且天子有命，刺史有责，其势万不足以容终鱼。两‘况’字一纵一收，却用得十分有力。篇中凡五提‘天子之命’，颇极郑重。然在当时读之，自见其忠；自后人观之，不免有呆气。试问鳄鱼一无知嗜杀之介虫，岂知文章？又岂知有天子之命？且鳄非海中之物，半陆半水，在斐州恒居苇阳之间，断无能驱入海之理。后此陈文惠通利潮州，鸣鼓戮鲜于市，且为文告之，欧公至引之于神道碑中，尤堪捧腹。吾乡某先达，恶白鹭晚噪其庭树，且日遗矢污人，因陈橄树间，驱之令去，而晚噪遗失如故。天下以文章喻庶物，难哉！”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792）进士。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其诗力求新奇，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